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是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的第十六种，也是本丛书第二次选译米瑟斯的著作。作为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是所谓“继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领袖，”他和他学派“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学术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套展现西方现代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的丛书选择米瑟斯及其著作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社会主义》令人的印象却似乎是一部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批评的书，单单这一主题，就可能遭到许多国人情感上的拒斥。然而，米瑟斯所讲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差别很大，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
　　第1，《社会主义》一书有关“社会主义”的含义比我们通常的理解要宽泛的多。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和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罗斯福新政、阿根廷庇隆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等，总之，一切具有国家干预倾向的思想和政策，统统被米瑟斯归于“社会主义”名下。（见《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译者的话”），而实际上米瑟斯书中批评的所谓“社会主义”，常常是被我们称之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而来的，现在为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遵奉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当米瑟斯在书中批评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时，那些被批判的东西恰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第1卷1-4章中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方面若干问题的讨论。这充分暴露了米瑟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严肃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为此本能地“对号入座”。并且鉴于全书通篇高频率的“社会主义”的词组，在《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中正文中为整洁版而起见，不再逐一加上双引号，特此说明。
　　第二，当他谈论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时，他这时所指的则又是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可被视为《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前奏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发表于1920年，《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出版于1922年，正是苏维埃俄国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多之后。据此推断，《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的写作应该正值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当时，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使我们在实践上早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理论上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
　　第三，即便米瑟斯全面批评社会主义，也应当听听他究竟说些什么。翻译出版米瑟斯的著作，绝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他的观点，只是从保证其著作的完整性的角度才全文翻译出版了这部《社会主义》，以供研究、批判、参考之用。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社会主义者如果坚信自己理论的科学性，有制度自信，就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批评；从对手的批评中汲取有用的东西，这应该是社会主义者的胸怀。至于米瑟斯的批评中某些情绪化的论述，对此我们只能报以不屑。我们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区分正当批评和非学术性的攻击。
　　第四，就米瑟斯的学术影响而言，人们的评价或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观点和论证，在20世纪经济学史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米瑟斯认为，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必须有某种方式对不同的商品进行评估。

精彩书摘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精装珍藏版）》：
　　暴力原则的统治当然不限于财产领域。只相信实力，不是从契约而是从无休止的冲突中追求基本福利，这种精神弥漫于全部生活之中。人类的全部关系是按照“弱肉强食”法则确立的，这一法则其实是对法律的否定。不存在和平，充其量只有休战。
　　社会是从最小的协作团体发展起来的。人们为维持和平而结成的小圈子最初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小团体在数千年的岁月里逐渐扩大，直到覆盖除文明水平最底的半野蛮民族之外的人类绝大部分的国际法共同体及和平联盟。在这一共同体内，契约原则的力量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一样。大体上说，它在财产领域得到了最完整的承认，在涉及政治统治问题时它最软弱无力。至于在外交政策领域，迄今为止仅限于制订限制暴力原则的交战规则。除了新近发展起来的仲裁程序，国家间的争端本质上依然是用武器这种最常见的古老手段决出胜负。但是，正如最古老的法律对决斗的裁决，用交战决出胜负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认为在国家闻的交往中是对外国暴力的恐惧才使得剑不出鞘，同样是错误的。数千年来一直活跃于国家外交政策中的约束力，已经把和平的价值置于军事胜利的收益之上。在今天，甚至最强大的军阀也不能对开战须有正当理由这一法条的影响完全置之不理。发动战争的人总是竭力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i是在进行自卫或至少是预防性自卫；这是对法律与和平原则的庄严承认。任何公然信奉暴力原则的政策，都会招致全世界的一致反对，最终使它就范。
　　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中，人类的智慧明白了要用和平原则战胜暴力原则。在这种哲学中，人类首次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说明。它拆除了笼罩着强权的浪漫光环。它教导人们说，战争不仅有害于被征服者，也有害予征服者；社会产生于和平的努力；社会的本质是缔造和平；和平而非战争才是万物之母，惟有经济活动为我们创造财富；不是战争而是劳动带来幸福；和平是建设，战争是毁坏。各民族本质上是和平的，因为他们承认和平的显著效用。他们只接受自卫战争，不要侵略战争。想打仗的是君主，他们希望以此获得金钱、财富和权力。各民族的使命就是剥夺他们发动战争的手段，阻止他们满足自己的欲望。
　　自由主义对和平的热爱并非像贝莎·苏特纳及其同道那样，是出于博爱的考虑。它也绝没有那种试图以国际会议中的清醒与嗜血的浪漫主义进行搏斗的灰心情绪。它对和平的偏爱，并不是一种与其他各种可能的信念相一致的消遣。爱和平就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凡是主张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相互交融，对领土大小和国家边界不感兴趣的人，凡是克服了集体主义观念，对“国家的荣誉”这类说法难以理解的人，看不出侵略战争有任何正当理由。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产物。自由主义致力于保护财产，反对战争，这不过是同一条原则的两种表述。
　　……

前言/序言

　　《社会主义》在1922年初版时，它的冲击是深刻的。它逐步地、但也是根本性地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许多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信念。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感到，我们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文明已经崩溃。我们立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这种再造社会的渴望，鞭策我们投身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时，《社会主义》问世了。我们的信念坍塌了。《社会主义》对我们说，我们的方向错了。
　　这一心路是我的许多同辈都经历过的，他们后来很知名而当时互不相识，德国的罗普克和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是这当中的佼佼者。我们当初都不是米瑟斯的学生。在奥地利政府一个临时机构工作时我开始认识他，该机构负责落实《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他是我的上司，是该部门的主任。
　　当时，米瑟斯以反通货膨胀的斗士而著名。他的意见早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他以维也纳商会金融顾问的身份，奔走呼号，力劝政府采取唯一还有可能避免金融彻底崩溃的措施（在他手下工作的前八个月里，我的名义工资比最初的数额上涨了200倍）。
　　在1920年代早期的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里，米瑟斯看上去是个深居简出的大学讲师，此人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该书以出色地运用奥地利边际效用货币分析理论而著名，被马克斯·韦伯誉为有关该课题的最令人满意的著作。或许我们也应该已经知道，在‘1919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很有思想和远见的专著，涉及社会哲学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国家和经济等。但是，这本书从未广为人知，我也是在维也纳的政府部门做他的属下时才读到它。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的出版使我殊感吃惊。因为就我所知，此前极度繁忙的十年间，他不可能有闲暇埋头学术研究。然而这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重要著作，它见解独到而证据详尽，他的评述表明，他熟知这个专题的大部分文献。本世纪最初的12年间，直到服兵役之前，米瑟斯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同20年后的我辈，他是被当时对“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种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相近的思想——的时髦关切带入这些题目的。当他还是维也纳大学年轻的法学学生时，就出版了第一本书，该书充满了致力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德国“历史学派”主流经济学家的气息。他后来甚至还加入过其中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曾鼓动一家德国讽刺周刊给经济学家们下定义，说他们是一帮忙于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后说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作为法学研修内容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他通过已近退休的卡尔·门格尔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而接触到经济学理论。正如米瑟斯在自传残稿中所言，是这本书使他成了经济学家。这也是我曾经历过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米瑟斯原本的兴趣主要在历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论家中罕见的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一生。但是，不满意于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解释史料的方式，最终使他转向了经济理论。有一个人是他的灵感的主要来源，即从奥地利财政部长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学执教的埃冈·冯·庞巴维克。大战前的10年间，庞巴维克的研讨班是讨论经济理论问题的重要中心。它的参加者包出色地运用奥地利边际效用货币分析理论而著名，被马克斯·韦伯誉为有关该课题的最令人满意的著作。或许我们也应该已经知道，在’1919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很有思想和远见的专著，涉及社会哲学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国家和经济等‘纠。但是，这本书从未广为人知，我也是在维也纳的政府部门做他的属下时才读到它。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的出版’31使我殊感吃惊。因为就我所知，此前极度繁忙的十年间，他不可能有闲暇埋头学术研究。然而这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重要著作，它见解独到而证据详尽，他的评述表明，他熟知这个专题的大部分文献。本世纪最初的12年间，直到服兵役之前，米瑟斯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同20年后的我辈，他是被当时对“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种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相近的思想——的时髦关切带入这些题目的。当他还是维也纳大学年轻的法学学生时，就出版了第一本书‘们，该书充满了致力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德国“历史学派”主流经济学家的气息。他后来甚至还加入过其中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曾鼓动一家德国讽刺周刊给经济学家们下定义，说他们是一帮忙于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后说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作为法学砑修内容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他通过已近退休的卡尔·门格尔教授的《经济学原理》D1而接触到经济学理论。正如米瑟斯在自传残稿’明中所言，是这本书使他成了经济学家。这也是我曾经历过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米瑟斯原本的兴趣主要在历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论家中罕见的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一生。但是，不满意于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解释史料的方式，最终使他转向了经济理论。有一个人是他的灵感的主要来源，即从奥地利财政部长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学执教的埃冈·冯·庞巴维克。大战前的10年阔，庞巴维克的研讨班是讨论经济理论问题的重要中心。它的参加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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