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亲自编选，分纪事、怀人、杂感三大类，在书中，回忆了多年来在出版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忘不掉的言传身教》《出版学徒生涯纪程》《编辑与“好事”》，《陈原先生》《读出真正的金克木来》《汪老的儒行》，《再说鲁迅》《历史的转折》等等，从中可看出沈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路程，展现出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

　　沈昌文，曾任知名文化杂志《读书》主编。1951年至1985年，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至1995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纪事一个工人的求知故事
在浙商的大学校里成长
出版学徒生涯纪程
忘不掉的言传身教
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
在追求特色中前进
开放;品格;服务——纪念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五周年
读《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大陆出版事业经营现况和发展—— 一个个人的观察
回忆《读书》
《读书》：一份常常引起争议的刊物
几十年前的往事
寻觅知己
罪孽之一
天天谈情说爱
于无意中得之
郑州往事——《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序
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
宽容“淘气”
“爱得死脱”
为“索引派”呐喊助威
编辑与“好事”
走老路得新果
从旧资料中学习
一场神经病
知心的人，称心的书
我的“黄金时期”
关于《书趣文丛》
“万有文库”——让中国跟上世界
“海豚书馆”缘起
献出我的“知道”
怀人
陈翰伯的一个意见
陈原的编辑活动
从陈原的辛酸说起
陈原的几句外国话
陈原先生
最早的地理课本
陈著《总编辑断想》后记
“品牌”意识首先是原则性
界外人读
几十年后的话
费老的最后嘱托
我的后台梦
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关于《中国人学英语》
汪老的儒行
向后看
读出真正的金克木来
清理旧物的感想
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
学习做“海派”
荒芜的“荒芜”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创伤
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
书比人长寿
柯灵老人与《万象》
上苍的安排
老年时期
王老教我做菜
清晨的一个电话
七十二;五十五;三
牛虻与虱子
若干乡谈
纽约访董鼎山小记
给“底气”
一头牛的看法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小董、大董和老董
过去和现在的“三结义”
能量来自辛勤
文化囧
俞晓群数术著作跋
编辑工作的甘苦
永葆童真之心的杨静远
脑后的那根反骨
旧时月色
“重审”精神
幸而有了胡洪侠
竭诚奉献的钱月华
感念闽籍翻译家
杂谈
人类的“书仇”心理——从秦始皇到罗马教皇到希特勒
安息吧，布哈林先生！
狼来了
废物利用
到北京去做“醒客”
木小姐与为民思想
“非典”种种
关于乞丐的讨论
一个错字
文化追求
想做“三亚”人
盛事可再
谁是衣食父母?
再说读者
卫浩世的启示
“第一推动丛书”推介
版本之思
阿拉伯数码之灾
“看闹猛”小记
一点想法
买它一本并不冤
历史的转折
推荐《资中筠自选集》和《燃灯者》
我对王云五的重新认识
粗犷的废话
“束诸高阁”
“穿绷”的愉悦
“任时光匆匆流去……”
听听邓丽君吧!
自愧不如
不良成性
《阁楼人语》后记
世界文化视野里的饮食之道
吃遍中国
编辑与饮食
“以食会友”考备
鲑鱼;鱼;鳝鱼
从食素到主义
多吃虫子
北京小吃
北京菜、苦瓜和诗
带着臭豆腐去旅行
肉食小记
回到“前现代”去
后记

精彩书摘

　　人类的“书仇”心理
　　——从秦始皇到罗马教皇到希特勒
　　自从人类有书以后，世间遂多“书迷” （Bibliophile）、“书痴”（Bibliolater）、“书狂” （Bibliomania），于是，也必有“书仇” （Bibliophobes）应运而生。“书仇”的任务，是反对猎书，仇恨一切好书、读书善行，反对传播思想。大凡一个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往往扮演“书仇”角色。这里找一些历史上出现过的“书仇”的故事说说。
　　也许因为中华文明实在源远流长，好事坏事都得从中国自己说起，包括介绍“书仇”非文明在内。据说先秦商鞅变法，就曾主张“燔诗书”。后来，那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备受称赞的法家韩非说过，“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主张废除书简（无怪乎此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如此受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出现了言论不大统一，尤其是儒生动不动要搬出《诗》《书》等典籍来“是古非今”，于是丞相李斯提出，把违禁图书全部一烧了之。请看当时的李斯建议的原文：“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这些建议，这就是中国后代所谓的“秦火”、“焚书坑儒”。从这里开始，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一扫而尽。
　　一笔带过几百年，下面说说西方的“仇书”运动。
　　撇开西方天主教早期活动不说，自从天主教统治西方世界以后，“仇书”活动便已产生，但是，当时还没有印刷术，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书”，要仇也无从仇起。到15世纪中叶以后，出版业大为发达，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到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五百本图书，于是教会开始忧心忡忡。1559年，天主教会的罗马异端裁判所出版了第一本《禁书索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列出几百科神学作品和世俗著作，认为他们都会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及道德造成危害。1571年，庇护五世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门从事有关禁书目录的编纂。教会不只颁发禁书目录，而且着手烧书。早在1309年，巴黎就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1490年焚毁了一个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到1596年，意大利仅一个地方就烧掉了一万二千册书。一个作家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大火，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
　　不过，到这时候，毕竟已经有了印刷业，禁和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美国作家房龙（H.W.Van Loon）说，塔西陀早在西元1世纪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因为“这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查禁图书与迫害作者的结果，只能是使那些根本就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图书，反而会因此备受瞩目。”房龙的论断是：“《禁书目录》以事实证明了这个论断是多么正确。”“16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安插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达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地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最后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地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原来，以盗版对付“仇书”，由来已久。盗版自然可恶，但在这类具体场合，我们由不得赞美它了——虽然从事此业者多半只为牟利。
　　相当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自然也出现一大批“仇书分子”。为图简省，这里只说说清朝的事情。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首先想法消除文人及其著作中对自己不利的话语。开头自然大搞文字狱，典型的案件是庄廷一案。这位庄先生编辑了一部书：《明史辑略》，被皇帝发现其中多“触讳之语”，于是成为大狱，庄氏全家死七十多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然而清廷之禁书，尽管野蛮，亦有奇招，这便是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搞了一个“寓禁于征”的妙计。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皇帝一再发出诏旨，说什么：“今内府藏书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说得何等光明正大。接着又说：“民间藏书，无论刻本、写本，都要借抄，抄后仍将原本还给，岂可独抱密文不欲公之同好。即或字义偶有触碍，亦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何必过于畏首畏尾。”并一再声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或有荒诞字句，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谕其家不必收存。”
　　后来，见征书收效不大，便露出狰狞面目，公然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并威胁说：“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在清廷严词恐吓之下，全国各地搜获之书，陆续进呈，计得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六种。这一万余种古籍，最后焚毁约八千种。另有各地呈作《四库全书》底本者，由四库馆审定，其中应焚毁者，由四库馆奏准销毁。二者相加，焚毁图书约万余种。加之，民间为避祸自毁者更是不计其数。
　　“寓禁于征”，不能不说是近代“仇书人”的一大发明。
　　再下面要说的，便是近代学者人人谴责的希特勒法西斯焚书。
　　这次大洗劫离现在时间不长，不过七十多年。1933年5月10日夜，希特勒煽动上万名学生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进行大规模焚书活动。霎时间，流风所及，焚书成风，仅仅莱比锡一座城市就烧毁五十万册图书。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当着十多万受蒙骗的群众说：“今晚，你们将这些来自过去的猥亵物丢入火堆，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将正告世人，老旧的精神已死。从这些灰烬中将飞出新生精神的凤凰。”一个检察官在把弗洛伊德的著作掷进火堆时说：“为了对抗以心理破坏性分析为基础的夸张潜意识驱力理论，为了人类灵魂的高贵，我将西格蒙?弗洛伊德的著作掷入火堆中。”
　　焚烧的图书，当然首先是马克思和许多共产党作家的作品，如布莱希特、西格斯?德布林等，还有大量犹太作家的作品，如海涅、茨威格等，连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的作品也难幸免。至于欧美作家，如杰克?伦敦、辛克莱、凯勒等人的作品，自然也都付诸一炬。
　　鲁迅先生认为，与秦始皇相比，希特勒的焚书，“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但是焚书而外，希特勒似乎也有比秦始皇强的地方：如他不搞“坑儒”，而实行“驱儒”——把文化科学方面的精英人才驱赶到国外去。1933年8月，纳粹当局公布第一批被取消国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的名单。1934年至1938年，一共发布了八十四批名单，把五千来名科学文化人士驱逐到国外，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康定斯基等。这还不算把许多知识精英送到军火厂做苦工，到前线挖工事。
　　1933年9月22日，在戈培尔指使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是：“为了抓好德国的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于是德国法西斯领导下的“仇书”活动完成了。
　　从秦始皇到希特勒，种种“仇书”办法都试过了，似乎有效，但最终又似乎无效。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文明焚书法”：不用烧书，而成立一个“真理部”在书稿排校前予以扣检，以保证书稿中的“不良的精神”被合乎时宜地改换掉。 “真理部”纠集了一批有学问的人从事其事，从业者居然都是乐在其中，个个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下决心不让一个“不良”词句影响大洋国国民的理想。如是，书既有了，也可提倡读书、爱书、好书了，但又不致让“不良图书”侵染国民的心灵。陈原先生也谈到过这类情况：“关于书的厄运，好像总说不完似的。其实有些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已经跑进鬼门关了。……原稿还没有变成书，早就惨遭绞杀了。”（《书林漫步》）
　　这办法，我们似曾相识。这究竟算是爱书还是仇书，且存一疑，留待后人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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