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是罗曼罗兰“名人三部曲”之一，创作于20世纪初。也是傅雷的经典译作之一。罗曼罗兰视托尔斯泰为其精神导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怀深深感动着他。于是，一部不朽的《托尔斯泰传》诞生了。作者对托尔斯泰的详尽研究成为这部作品的坚实基石，罗曼罗兰以其不凡的洞察力，向读者展现了一代文学巨匠创作个性中所有的重要方面。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名人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以及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ge”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精彩书摘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唯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强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做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通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唯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唯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于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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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传记与自传（代序）

　　董强

　　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问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

　　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

　　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

　　究其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

　　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

　　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

　　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囮字，许慎的解释是：囮，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字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涵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

　　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

　　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通过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字，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

　　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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