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zui重要的两个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都构成胡塞尔从1916年到弗莱堡直至他1938年在这里去世期间的zui重要思想生命内涵的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zui沉重的宿命之一”，甚至“zui阴暗的个人经历——zui后的和对我zui沉重的打击”。而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年）以及2015年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年），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所说“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为我国著名现象学家倪梁康教授对这一关系史的解读。这一解读，按照倪梁康教授的说法，可以说他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思考的一个总结或清算。

作者简介

倪梁康，男，1956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馆长、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自识与反思》，译著《现象学的观念》、《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道德意识现象学》、《人生第yi等事》等。

序言
引论
第一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前篇：1916-1923年
第二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中篇：1923-1928年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9-1938年
第四讲：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续篇：1944-1976年
第五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第七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1）：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
第八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2）：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
附录：关于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资料一：胡塞尔1931年1月6日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
资料二：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
资料三：论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访谈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
资料译后记（代全书后记）
引用文献索引

精彩书摘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
　　后篇：1929-1938年
　　海尔曼·施密茨将早期海德格尔在时间上精确地划定在1989年10月5日出生至1929年7月26日接任弗莱堡大学胡塞尔哲学教椅之间。①这种划分预设了一个前提，思想史与思想家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真理无关，而是应当被理解为权力斗争的历史，即话语权利的斗争史，而在我们这里的案例中，它意味着：海德格尔通过成功的战术“越过”和“克服”了他的前任胡塞尔，通过对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哲学教席的接管而像约纳斯所说的那样“攫取了权力”，从而完成了他事业上或仕途上的华丽转身，最终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的深刻印记。但是，如果对这个思想逻辑予以彻底的贯彻，那么从1928年至1945年期间的海德格尔就只能被视作中期海德格尔，因为他在二战结束后便受到战后清理委员会的去纳粹化审查，于1945年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接下来还可以依此划分后期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本人曾一再想将他的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德国农民哲学与犹太商人哲学的冲突。我们在后面的“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与“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中还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的成立，我们在他对胡塞尔的“战役”案例上就必须说：是狡黠的“德国农民哲学”战胜了淳厚的“犹太商人哲学”。
　　海德格尔于1929年7月26日正式接任胡塞尔的教椅。此前两天，即7月24日，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就职讲座。由于胡塞尔于1917年在弗莱堡上任时所做的就职讲座题目是“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因而他的继任的“形而上学”的讲座标题已经明确凸现了两人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乃至行文风格的差异。舒曼曾通过历史事实的陈列而指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离并非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是在胡塞尔于1931年6月在柏林讲演上公开批评海德格尔之后，而是在此之前，“关键的一步是由海德格尔自己迈出的，而且是在公共的场合。他于1929年7月24日在弗莱堡做了就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其中没有谈到胡塞尔和现象学。”因而舒曼认为，胡塞尔至此才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根本变化，或者说，感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陌生，并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1929年8月和9月）通过对他的著作的阅读来认真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①
　　这个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予以呈现。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先回溯到1929年4月10日的胡塞尔七十诞辰庆祝会上。此时胡塞尔尚未明确地意识到在他的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存在的基本分歧。而海德格尔显然也还没有准备完全背离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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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大约从2012年年初陆续开始撰写题为《反思的使命》的胡塞尔思想传记。到2015年时，已经写到他的弗莱堡时期。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绕过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问题不论，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这个关系都构成胡塞尔从1916年到弗莱堡直至他1938年在此去世期间最重要的思想生命内涵之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最沉重的宿命之一”①，甚至“最阴暗的个人经历——最后的和对我最沉重的打击”。②而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年）以及2015年出版和将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年）③，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在其中所说的“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再加上2016年将是海德格尔去世的第四十个年头，2018年也将是胡塞尔去世的第八十个年头。这几重因缘会聚的结果就是笔者在这里提交的关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或关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的文字，共分五个部分。可以说它们是笔者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情结所做的一个了断和清理。——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是指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指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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