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思想家：魏晋南北朝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内容简介

《中国历代思想家：魏晋南北朝》编撰之目的，在向广大之社会人士提供一套可读性较高之中国思想史，同时，亦提供有志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之中外学者一项入门导引，因此，本书文体采用语体文，以深入浅出之叙述使读者易于接受。

内页插图

目录

何晏
阮籍
傅玄
嵇康
王弼
葛洪
郭象
道安
慧远
竺道生
寇谦之
陶弘景

精彩书摘

（二）为当时佛教教团确立新制；勤求戒律，使之成为僧尼行为的准绳。
在道安所立新制中，当以定释氏为出家人共同姓氏一事，最为后人所乐道。前此的中国僧人，多半以其师父（往往是胡僧）的姓氏为姓，而胡僧则多以出生国名为姓。因此中国僧人名字的第一个字，常有竺、康、帛、支、安等字之不同。道安以为释迦牟尼为所有佛教徒的宗教本源，与其让出家人各有不同的出家姓氏，不如让全体僧人都归宗“释”氏来得有意义些，而且可以表示皆同为释尊之门徒。于是，他本人也自称为“释道安”。这一规定，乃成为迄今尚存的我国佛门准则。
此外，道安又对当时僧尼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作有条理的统一。他把讲经方式、讲读戒律及忏悔过错的仪式、日常做佛事及其他种种生活上的规矩，都加以统一整理。使出家人的生活行为，有一适合国情风俗的固定标准。至于对各种佛教戒律原本的搜求，道安尤其注意。
原来，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弟，汉末投奔荆州而成了刘表的女婿。王粲本有两个儿子。因为跟魏讽之案有牵连，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杀，于是王弼的父亲便过继到王粲家去，作了王粲的嗣续。这么一来，王弼不仅是王粲的族孙，也是他的嗣孙了。难怪王粲死后，家中藏有蔡邕所赠的万卷图书，便完全转入王弼家，给王弼的治学环境提供了最好的设备。
既然，王弼的外曾祖及族祖都是荆州学派的泰斗，他的祖父及父亲皆深受荆州学风的洗礼，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而王弼生在魏文帝黄初七年（二二六年），上距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二○八年）荆州破亡，才十八年光景，纵使他未曾住过荆州，但从父祖们的口头谈话中或治学方法上，多少还是可以呼吸着荆州的学术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对他应该并不陌生，这样便可以想象王弼和荆州学派的精神之衔接了。
有关荆州学派的缘起，大致是这样的：盖在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一九○一二○八年）的十八年问，刘表作了荆州刺史，驻节襄阳，当时中原大乱，只有荆州一带还能保留一点安宁的气息。
……

前言/序言

历史的长河，思想的星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的激荡与流变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王朝更迭频繁，战乱纷起，然而，恰恰是在这分裂与融合的特殊时期，中国思想史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与深刻的转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袭与延续，而是一场由外来文化冲击、内部矛盾激化、社会结构变迁所共同催生的思想大爆炸，它深刻地塑造了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走向，直至今日，其回响依然清晰可辨。 一、 时代背景：风云变幻下的思想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接汉末的动荡，经历了曹魏、西晋、东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一系列政权的兴衰。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社会动荡已然埋下伏笔。西晋短暂的统一后，随即陷入“五胡乱华”的局面，北方陷入长期的民族混战与政权割据，而南方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士族门阀制度逐渐巩固，士人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与思想上的独立性也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进程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汉代开始的佛教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和士人的追捧，其影响力迅速扩大。佛教的轮回、业报、解脱等观念，以及其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为当时苦难深重的社会大众提供了精神慰藉，也为中国本土思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范畴。 道家思想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压制后，迎来了复兴。尤其是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对儒家僵化的礼教提出了质疑，转而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老庄的“无为而治”、“逍遥游”等思想，在当时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扬。清谈之风的盛行，更是将玄学推向了高潮，士人热衷于对宇宙本体、人生意义、道德伦理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这种对抽象思辨的追求，极大地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 二、 玄学思潮：重塑宇宙与人生之思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 prominent 的思想流派，其核心在于对“有”与“无”、“名”与“实”、“情”与“理”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代经学化、程式化儒学的反拨，更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精神逃避与超越。 “有”与“无”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魏晋玄学对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试图揭示宇宙万物的本源。向秀的《周易注》和郭象的《周易注》是玄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向秀认为“无”是“有”的根据，“无”可以生“有”，但“无”本身是不可见的、不可说的。郭象则提出了“独化论”，强调“万物皆出于无，而形于有”，他认为“有”是“无”的自然显现，万物是各自独立的，在运动中自行化生，无需外在的造物者。这种观点，虽然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鼓励了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 “名”与“实”的讨论，则触及了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士人认为，许多名相的约定俗成，往往与事物的真实面貌脱节。他们试图超越语言的束缚，直接把握事物的“实”。这种对“得意忘言”的追求，体现了对思想真纯性的渴望。 “情”与“理”的辩证，则关乎个体情感与社会伦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受到冲击，士人开始反思人性的真实情感与外在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他们认为，人性的自然流露（情）并非完全背离社会规范（理），而应在理解与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寻求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玄学的兴盛，孕育了大量重要的哲学著作，如《世说新语》中对名士风流的描绘，《抱朴子》中对神仙方术与养生的探讨，以及王弼、嵇康、阮籍等人的哲学思想。竹林七贤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更是对传统政治伦理的颠覆性挑战，他们追求“越名教而真无名，遗形骸而超有，而冥冥焉，有其本真”的精神境界。 三、 佛教东传与中国化：哲学与宗教的融合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蓬勃发展，是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另一大亮点。尽管佛教的传入并非始于此时，但其在这一时期的普及与中国化，却对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佛教传入，以“格义”的方式，将佛经义理借用中国本土的玄学范畴来解释。例如，将“般若”解释为“智慧”，将“涅槃”解释为“不生不灭”，这种方式使得佛教的教义更容易被当时的士人所接受。鸠摩罗什的翻译，如《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极大地提高了佛教经典的传播质量和影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宗派，如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大众部，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中观学、唯识学等。其中，以般若学最为盛行，它与玄学的“空”义相通，易于被士人理解和接受。支遁的“即色见空”等思想，便是将佛教的“空”义与玄学的“有”之概念进行融合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进入了全面发展和本土化阶段。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早期萌芽，都在这一时期出现。慧远在庐山创立莲社，提倡净土信仰，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简便的修行方法。昙鸾、道生等高僧，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刻的本土化改造，如道生的“庄子与佛陀”的类比，以及其“顿悟成佛”的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化的倾向。 佛教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思想提供了全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轮回、业报、慈悲、解脱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同时，佛教的哲学思辨，如对“缘起性空”、“无我”的探讨，也为中国本土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度。 四、 儒学的新变：在危机中寻求生机 面对玄学的挑战和佛教的冲击，儒学并没有完全沉寂，而是在危机中寻求新的生机。 在南方，东晋的王导、谢安等政治家，虽然推崇玄学，但仍然维护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框架。儒家的“三纲五常”虽然受到质疑，但在士族统治下，依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观念。同时，一些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诠释，试图回应时代的挑战。 在北方，北魏的崔浩，虽然以佛教史学家著称，但其治国理政依然深受儒家影响。而北朝的史学家如李业、魏收等，在编纂史书时，也秉持着儒家的“史笔”、“褒贬”原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儒者开始反思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并试图与佛老思想进行融合。例如，范缜的《神灭论》虽然反对佛教的轮回之说，但其论证方式却受到当时玄学思辨的影响。 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同时，也展现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与玄学的“独善其身”和佛教的“出世”思想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互动。 五、 民族融合与思想碰撞：多元文化的交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北方的建立，带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这种民族间的碰撞与交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内涵。 例如，北方的胡汉杂居，使得一些原本局限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得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同时，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宗教信仰，也对汉族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也是随着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北方的佛教发展，在与中原汉族文化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和思想体系。 六、 结语：思想的遗产与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是复杂而深刻的。它既是对汉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化（佛教）的吸收与创新，更是对社会变迁的深刻回应。玄学的形而上思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哲学提供了对宇宙与人生更深层次的探索；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全新的精神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儒学在危机中的调适与求变，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民族的融合，则为中国思想注入了多元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思考力，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提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疑问和解答。他们的探索，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思想的变迁与历史的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旧的秩序走向瓦解，当人们在苦难与迷茫中追寻意义，思想的光芒便会愈发耀眼，指引着人类前进的方向。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片思想的星辰大海，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值得我们反复品味与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