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清代財政史四種: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2版)》將漕糧海運的施行納入晚清社會變遷的宏大曆史環境中加以細緻考察,在詳盡占有史料的基礎上,爬梳史事,鈎沉索隱,厘正前人之誤,較為透徹地剖析瞭漕糧海運製度的産生、運作規製、運輸工具等與當時政治、經濟、中外關係各層麵的關係,辯證地分析瞭清代漕糧海運興衰和廢而不止的因由,論述瞭由此引發的晚清社會變遷,揭示瞭政府在市場經濟生活中職能的轉變和決策作用。
《清代財政史四種: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2版)》是一部史料翔實、敘事縝密、論有新見的學術力作,填補瞭清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空白。
《清代財政史四種: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2版)》適閤經濟學和曆史學領域的研究人員閱讀,對清代曆史感興趣的讀者也可參考。
作者簡介
倪玉平,男,1975年生,湖北漢川人。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先後畢業於蘭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學曆史係,相繼獲曆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2003年8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同期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齣版學術專著《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並在《中國經濟史研究》、《新亞論叢》(香港)、《清史論叢》等刊物發錶論文十餘篇。主要研究方嚮為清代政治史、經濟史。
內頁插圖
目錄
緒言
一、選題意義
二、幾點說明
第一章 完備與補漏:清代漕運規製
一、古代漕運規製
二、清代河漕製度的演變
三、嘉道之際的漕弊
第二章 權宜與成案:道光年間的漕糧海運
一、道光六年海運:製造“成案”
二、道光末年海運:西方首次乾涉
第三章 衝擊與迴應:木帆船時期的漕糧海運
一、海運再起:彆無選擇
二、海運的繼續:另闢蹊徑
三、恢復海運:嚮輪船過渡
第四章 變通與代價:輪船參與下的漕糧海運
一、招商局創設:非為運漕專設
二、輪沙並運:後來者居上
三、河海並運:戰爭的影響
第五章 廢而不止:清末漕糧海運
一、庚子漕運:轉摺點
二、漕糧改摺詔:進退維榖
三、海運的繼續:最後的歲月
第六章 漕糧海運與政治變革
一、晚清漕製的變革
二、漕糧海運與中外交涉
第七章 漕糧海運與經濟演變
一、漕糧海運與經濟區域轉移
二、漕糧海運的補充形式
第八章 漕糧海運與社會變動
一、漕糧海運的社會功能
二、漕糧海運與招商局
三、漕糧海運與社會問題
結論:製度、市場與國傢戰略
附錶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清代財政史四種: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2版)》:
廣東采買因鎮壓紅軍起義而無法進行,奏請由浙江代辦,並將鞦季兵餉藉銀20萬兩,委派試用同知瞿生端、廣東試用通判硃聲槐(兩人均為浙江人)先解銀10萬兩,於四月初五日由粵起程赴浙。浙江巡撫黃宗漢指齣,浙江産米本少,太平天國起義後,接運米石又少,采買之難無異於廣東。廣東所運解之銀,路途遙遠,頭批銀運到也將在七月初,“彼時瀏河之局俱撤,即商船亦難雇募”。加之上海失守,沙船分泊各處,船隻不多,“關吏復得錢賣放,非該省大吏立將官書嚴懲,幾至貽誤大事”。浙江經費支絀,如果挪用軍餉,等廣東之銀解到後歸補,一轉移間,於銀於米均歸有著。他指示浙江瀏河口委員楊裕深暫緩撤局,先行采買米10萬石。接到奏摺的鹹豐帝當即硃批:“所辦認真之至。”可見對黃宗漢的嘉奬。浙江當然有自己的苦衷。黃宗漢在給江蘇督撫的谘報中,大訴其苦:近來海道多梗,颱米到浙本少,閩省現辦采買,颱米斷不能來浙,所需之米無從采買。浙江辦理兩屆海運,船隻係由江蘇封雇濟用,“廣東原不知底裏,而為此奏”。浙省本年全漕起運,“東挪西掩,搜羅一空”。而軍餉又急,“本部院豈真有點金妙術,能為不涸之倉乎”!
因為風聞江蘇省也采辦漕糧10萬石,如同時並購,“既慮價高,又恐礱坊趕辦不及,有誤風汛”;楊裕深也反饋迴信息:“若待省局發價始行采買,已落人後。”他們決定讓海運委員俞斌等即日趕赴仙女廟,並要求省局先撥銀5萬兩赴瀏河,以4萬兩解交平望局暫存,以7萬兩存江蘇李洪順、硃恒和布號,就近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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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這裏為您提供一份圖書簡介,內容涵蓋瞭清代財政史研究的多個重要方麵,但不涉及您提及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2版)》的具體內容。 --- 書名:《帝國之度:清代國傢財政、稅收體係與經濟治理的演變》 內容簡介: 本書深入剖析瞭清代(1644-1911)國傢財政體係的構建、運作及其在帝國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不同於側重單一稅種或特定時期的研究,本書旨在提供一個宏觀而又精細的視角,考察清代財政製度如何應對內部的結構性壓力與外部的現代化挑戰。全書圍繞“度”——即國傢財政的籌措、分配與控製能力——展開論述,揭示瞭這一龐大農業帝國的經濟韌性與最終的製度睏境。 第一部分:財政基礎與稅收的重構 清初的財政體製建立在繼承明製的基礎上,但統治者迅速根據滿漢融閤的需要進行瞭調整。本書首先考察瞭清代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重點分析瞭田賦(地丁錢糧)的徵收機製及其在不同地域間的差異化實踐。我們著重探討瞭清代中葉以來,地方政府如何通過“火耗”的閤法化與濫用,將中央的法定稅收轉化為實際的地方財政資源,以及這種灰色收入對中央財政的侵蝕作用。 此外,本書詳述瞭關稅與鹽政在國傢收入中的重要地位。清代的鹽政是高度集中的專賣製度,其收入的分配和鹽引(憑票)的運作,深刻影響瞭商業資本的流轉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我們考察瞭乾隆時期鹽政改革的得失,以及鴉片戰爭後,海關的設立如何重塑瞭國傢的外部收入結構,特彆是釐金製度的齣現如何標誌著中央財政權力的弱化與地方自主性的增強。 第二部分:財政支齣與軍事、官僚體係的維持 財政的最終目的在於支持帝國的運轉,本書對清代的支齣結構進行瞭細緻的梳理。其中,常項開支(如官員俸祿、宮廷用度)的剛性增長是貫穿始終的主題。特彆是對“養廉銀”製度的研究,揭示瞭中央試圖通過薪資激勵來遏製地方腐敗的努力,但這種努力在龐大的行政體係麵前顯得杯水車薪。 軍事開支是清代財政的另一大支柱。本書詳細分析瞭八旗與綠營的供養負擔,探討瞭在太平盛世時期,龐大的常備軍如何成為國傢財政的沉重包袱。隨後,重點分析瞭乾隆時期“十全武功”的財政代價,以及雍正時期為解決軍費虧空所推行的各項措施。進入晚清,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的興起,不僅改變瞭軍事權力格局,更催生瞭新的、地方化的財政籌集與支齣模式,這與中央的傳統財政體係形成瞭鮮明的對比。 第三部分:財政信用與貨幣流通的變遷 一個成熟的財政體係必然依賴穩定的信用工具和貨幣媒介。本書探討瞭清代白銀本位下的財政結算挑戰。盡管田賦以錢糧為主,但關稅、鹽稅及地方大額開支往往需要以白銀支付,這使得財政收支在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損耗成為地方官吏尋租的重要空間。 我們考察瞭清代紙幣——寶鈔與官票——的發行曆史。從康熙朝的嘗試到乾隆、嘉慶年間的濫發與最終的信用破産,本書揭示瞭政府在缺乏現代金融工具和穩固信用基礎的情況下,如何應對財政赤字。紙幣的崩潰不僅加劇瞭民眾對政府的經濟不信任,也為晚清金融改革留下瞭深刻的教訓。 第四部分:財政危機與製度的適應性 本書的後半部分集中討論瞭清代財政體係在麵對重大衝擊時的錶現。黃河、淮河的水患治理長期以來都是一項巨大的、周期性的財政負擔,本書通過分析水利工程的預算、撥款與實際執行的脫節,揭示瞭中央財政資源分配的低效性。 更為關鍵的是,本書深入分析瞭鴉片貿易逆差對國傢財政黃金外流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銀貴錢賤”的金融風暴如何轉化為社會矛盾。在內憂外患交織的背景下,地方督撫在籌措軍餉、修築工程、興辦實業的過程中,發展齣瞭釐金、厘金等一係列“權宜之計”的臨時稅收。這些稅種的長期化,標誌著清代財政權力結構已從中央集權嚮地方分權發生不可逆轉的轉移,也為清末的財政現代化改革埋下瞭復雜的曆史伏筆。 結論: 《帝國之度》認為,清代的財政製度並非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充滿張力、不斷適應、最終在多重壓力下逐漸瓦解的復雜係統。其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如中央權力對地方資源的控製不足、稅基的僵化與徵收過程的腐敗、以及對白銀單一貨幣的過度依賴——使其無法有效應對近代化帶來的巨大開支和外部衝擊,最終導緻瞭王朝的財政性危機。本書力求通過詳實的數據和檔案材料,為理解清代晚期政治衰敗提供一個堅實的財政維度支撐。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對於“社會變遷”這一概念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並非是單嚮度的進步或退步,而是充滿瞭復雜性和多麵性。作者在論述漕糧海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時,並沒有停留在純粹的經濟數據層麵,而是細緻地描繪瞭海運綫路的開闢對沿海地區商業活動、人口遷徙以及新興階層興起的具體影響。比如,曾經默默無聞的小漁村,因為成為漕糧中轉站而迅速繁榮,催生瞭新的商貿網絡和與之配套的社會結構。同時,作者也注意到瞭這種變遷帶來的負麵效應,如漕運沿綫地區的土地兼並、貧富分化加劇,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這種辯證的分析方法,使得書中的論述更加立體和真實,避免瞭將曆史簡單化、理想化的傾嚮。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一些具體案例的深入剖析,它們如同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個縮影,生動地展現瞭宏觀政策如何在微觀社會層麵激起漣漪,並最終匯聚成推動曆史前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