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清代财政史四种: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将漕粮海运的施行纳入晚清社会变迁的宏大历史环境中加以细致考察,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爬梳史事,钩沉索隐,厘正前人之误,较为透彻地剖析了漕粮海运制度的产生、运作规制、运输工具等与当时政治、经济、中外关系各层面的关系,辩证地分析了清代漕粮海运兴衰和废而不止的因由,论述了由此引发的晚清社会变迁,揭示了政府在市场经济生活中职能的转变和决策作用。
《清代财政史四种: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是一部史料翔实、叙事缜密、论有新见的学术力作,填补了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清代财政史四种: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适合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也可参考。
作者简介
倪玉平,男,1975年生,湖北汉川人。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相继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同期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出版学术专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论丛》(香港)、《清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经济史。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言
一、选题意义
二、几点说明
第一章 完备与补漏:清代漕运规制
一、古代漕运规制
二、清代河漕制度的演变
三、嘉道之际的漕弊
第二章 权宜与成案:道光年间的漕粮海运
一、道光六年海运:制造“成案”
二、道光末年海运:西方首次干涉
第三章 冲击与回应:木帆船时期的漕粮海运
一、海运再起:别无选择
二、海运的继续:另辟蹊径
三、恢复海运:向轮船过渡
第四章 变通与代价:轮船参与下的漕粮海运
一、招商局创设:非为运漕专设
二、轮沙并运:后来者居上
三、河海并运:战争的影响
第五章 废而不止:清末漕粮海运
一、庚子漕运:转折点
二、漕粮改折诏:进退维谷
三、海运的继续:最后的岁月
第六章 漕粮海运与政治变革
一、晚清漕制的变革
二、漕粮海运与中外交涉
第七章 漕粮海运与经济演变
一、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转移
二、漕粮海运的补充形式
第八章 漕粮海运与社会变动
一、漕粮海运的社会功能
二、漕粮海运与招商局
三、漕粮海运与社会问题
结论:制度、市场与国家战略
附表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清代财政史四种: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
广东采买因镇压红军起义而无法进行,奏请由浙江代办,并将秋季兵饷借银20万两,委派试用同知瞿生端、广东试用通判朱声槐(两人均为浙江人)先解银10万两,于四月初五日由粤起程赴浙。浙江巡抚黄宗汉指出,浙江产米本少,太平天国起义后,接运米石又少,采买之难无异于广东。广东所运解之银,路途遥远,头批银运到也将在七月初,“彼时浏河之局俱撤,即商船亦难雇募”。加之上海失守,沙船分泊各处,船只不多,“关吏复得钱卖放,非该省大吏立将官书严惩,几至贻误大事”。浙江经费支绌,如果挪用军饷,等广东之银解到后归补,一转移间,于银于米均归有著。他指示浙江浏河口委员杨裕深暂缓撤局,先行采买米10万石。接到奏折的咸丰帝当即朱批:“所办认真之至。”可见对黄宗汉的嘉奖。浙江当然有自己的苦衷。黄宗汉在给江苏督抚的咨报中,大诉其苦:近来海道多梗,台米到浙本少,闽省现办采买,台米断不能来浙,所需之米无从采买。浙江办理两届海运,船只系由江苏封雇济用,“广东原不知底里,而为此奏”。浙省本年全漕起运,“东挪西掩,搜罗一空”。而军饷又急,“本部院岂真有点金妙术,能为不涸之仓乎”!
因为风闻江苏省也采办漕粮10万石,如同时并购,“既虑价高,又恐砻坊赶办不及,有误风汛”;杨裕深也反馈回信息:“若待省局发价始行采买,已落人后。”他们决定让海运委员俞斌等即日赶赴仙女庙,并要求省局先拨银5万两赴浏河,以4万两解交平望局暂存,以7万两存江苏李洪顺、朱恒和布号,就近支取。
……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份图书简介,内容涵盖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多个重要方面,但不涉及您提及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的具体内容。 --- 书名:《帝国之度:清代国家财政、税收体系与经济治理的演变》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清代(1644-1911)国家财政体系的构建、运作及其在帝国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不同于侧重单一税种或特定时期的研究,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宏观而又精细的视角,考察清代财政制度如何应对内部的结构性压力与外部的现代化挑战。全书围绕“度”——即国家财政的筹措、分配与控制能力——展开论述,揭示了这一庞大农业帝国的经济韧性与最终的制度困境。 第一部分:财政基础与税收的重构 清初的财政体制建立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但统治者迅速根据满汉融合的需要进行了调整。本书首先考察了清代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重点分析了田赋(地丁钱粮)的征收机制及其在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化实践。我们着重探讨了清代中叶以来,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火耗”的合法化与滥用,将中央的法定税收转化为实际的地方财政资源,以及这种灰色收入对中央财政的侵蚀作用。 此外,本书详述了关税与盐政在国家收入中的重要地位。清代的盐政是高度集中的专卖制度,其收入的分配和盐引(凭票)的运作,深刻影响了商业资本的流转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我们考察了乾隆时期盐政改革的得失,以及鸦片战争后,海关的设立如何重塑了国家的外部收入结构,特别是釐金制度的出现如何标志着中央财政权力的弱化与地方自主性的增强。 第二部分:财政支出与军事、官僚体系的维持 财政的最终目的在于支持帝国的运转,本书对清代的支出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其中,常项开支(如官员俸禄、宫廷用度)的刚性增长是贯穿始终的主题。特别是对“养廉银”制度的研究,揭示了中央试图通过薪资激励来遏制地方腐败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庞大的行政体系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军事开支是清代财政的另一大支柱。本书详细分析了八旗与绿营的供养负担,探讨了在太平盛世时期,庞大的常备军如何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随后,重点分析了乾隆时期“十全武功”的财政代价,以及雍正时期为解决军费亏空所推行的各项措施。进入晚清,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军事权力格局,更催生了新的、地方化的财政筹集与支出模式,这与中央的传统财政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部分:财政信用与货币流通的变迁 一个成熟的财政体系必然依赖稳定的信用工具和货币媒介。本书探讨了清代白银本位下的财政结算挑战。尽管田赋以钱粮为主,但关税、盐税及地方大额开支往往需要以白银支付,这使得财政收支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损耗成为地方官吏寻租的重要空间。 我们考察了清代纸币——宝钞与官票——的发行历史。从康熙朝的尝试到乾隆、嘉庆年间的滥发与最终的信用破产,本书揭示了政府在缺乏现代金融工具和稳固信用基础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财政赤字。纸币的崩溃不仅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经济不信任,也为晚清金融改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四部分:财政危机与制度的适应性 本书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清代财政体系在面对重大冲击时的表现。黄河、淮河的水患治理长期以来都是一项巨大的、周期性的财政负担,本书通过分析水利工程的预算、拨款与实际执行的脱节,揭示了中央财政资源分配的低效性。 更为关键的是,本书深入分析了鸦片贸易逆差对国家财政黄金外流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银贵钱贱”的金融风暴如何转化为社会矛盾。在内忧外患交织的背景下,地方督抚在筹措军饷、修筑工程、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釐金、厘金等一系列“权宜之计”的临时税收。这些税种的长期化,标志着清代财政权力结构已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发生不可逆转的转移,也为清末的财政现代化改革埋下了复杂的历史伏笔。 结论: 《帝国之度》认为,清代的财政制度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不断适应、最终在多重压力下逐渐瓦解的复杂系统。其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如中央权力对地方资源的控制不足、税基的僵化与征收过程的腐败、以及对白银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使其无法有效应对近代化带来的巨大开支和外部冲击,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财政性危机。本书力求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档案材料,为理解清代晚期政治衰败提供一个坚实的财政维度支撑。
这本书对我理解清代财政制度的运作逻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往阅读关于清代财政的书籍,更多关注的是税赋的征收、国库的管理等宏观层面的描述。而本书则将目光聚焦于“漕粮海运”这一具体的实践环节,并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使得我得以窥探到财政运作的另一面——如何通过具体的物流和经济活动来支撑国家的运行,以及这些运作又反过来如何重塑社会结构。例如,书中对漕运粮船的构成、运输路线的选择、沿途仓储的管理等细节的详尽阐述,让我对当时官僚体系的运作效率和组织能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同时,海运相对于陆运在成本和效率上的优势,如何被国家利用来优化财政支出,又如何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都为我理解“财政”不仅仅是账本上的数字,更是活生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深刻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