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贯穿大金百年兴废,推动女真北族政权由“夷狄”向“华夏”转变,演绎了代表汉文化的“异代”文士与大金政权的主体族群——女真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互动过程。
“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在批判地继承“汉化”研究中成果的基础上,更重视女真等北族接受与拒绝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寓民族认同于政治、文化认同的历史之中。
目录
绪论
一、命题的提出
二、几个关键词的阐释
三、研究现状
四、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创新
第一章 女真人的“族群认同”与阿骨打“变家为国”
第一节 女真人的“族群”认同
一、女真人的来历
二、女真人的区分与族群认同
三、熟女真的分布
第二节 女真完颜部核心地位的确立与贵族政治的形成
一、女真完颜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二、反抗辽朝,女真完颜部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三、阿骨打的“父权”与家族政治
第三节 从都勃极烈到皇权政治的转变
一、学术界关于“都勃极烈”问题的争议
二、“国相”与都勃极烈
三、女真人认同的都勃极烈
小结
第二章 渤海人与女真人的互相认同
第一节 女真、渤海本同一家
一、渤海政权的性质及其与女真完颜部的关系
二、渤海遗民与女真人的共同政治目标——反辽
三、女真与渤海人的政治联姻
第二节 渤海文士杨朴劝阿骨打称帝
一、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研究与论争
二、捭阖诸说,寻找劝阿骨打称帝的人
三、杨朴劝阿骨打称帝的时间
四、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对金朝开国的贡献
第三节 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金初政治认同的错综复杂
一、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贵族政治危机
二、杨朴“献策”与女真人的认同
三、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其“献策”的局限性
第四节 高庆裔对女真贵族政治的认同与颠覆
一、高庆裔的通事身份与其发迹
二、高庆裔参与对宋交涉
三、高庆裔与宗翰的贵族政治
四、高庆裔在贵族政治与皇权之间沉浮
小结
第三章 燕云文士对金朝政治的认同
第一节 燕云文士政治认同的同一性
一、燕云文士多主动归降
二、张觉叛金归宋,燕云文士民族认同的拷问
三、燕云文士以保境安民为己任
四、燕云文士推动女真贵族转变观念
第二节 韩企先“隐于朝”
一、韩企先为宗翰的“门人客卿”
二、韩企先入朝立“难言”之功
三、韩企先“世称贤相”
第三节 韩昉为帝王之师
一、韩昉入仕“内朝”
二、韩昉在熙宗背后
三、韩昉一而再地求退
小结
第四章 两宋仕金文士群体的复杂与其民族认同道路的分歧
第一节 宋朝文士仕金态度的分殊与嬗变
一、宋朝文士通过多种途径人仕金朝
二、宋朝文士对金朝政治从抵触到适应
三、宋朝文士个体的态度与政治大环境
第二节 宇文虚中从“南冠客”到“国师”
一、宇文虚中四使金营
二、“南冠客”滞留金营的复杂情感
三、宇文虚中在金营“露才现奇”
四、宇文虚中入朝为“国师”
第三节 文化认同的错位与宇文虚中之死
一、宇文虚中“疑案”的起因
二、汉文化与女真习俗的冲突
三、宇文虚中与女真贵族问的文化认同取向
小结
第五章 “异代”文士家族势力的兴衰与民族认同之路的延伸
第一节 “名士”与“庶士”家族的兴衰
一、“名士”家族民族认同之路的分殊
二、“名士”家族对金朝的认同与被认同
三、“庶士”家族地位的上升
四、“庶士”家族裙带关系的恶性发展
第二节 渤海张氏家族的民族认同之路
一、张氏家族的荣显与君王的眷顾
二、张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
三、张浩与海陵“霸王”政治
四、天下“大定”与张氏家族
五、大定朝的“无为”政治
第三节 张氏兄弟“以言辅政”,踯躅于民族认同之路上
一、应对世宗“求谏”“求贤”
二、张氏兄弟“临事多徇”
三、张氏兄弟与魏徵的“差距”
四、张氏兄弟的忠臣逆境
小结
结论:“异代”文士民旅认同的歧义与歧途
一、“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与女真人的“汉化”
二、“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合力”
三、“异代”文士民族认同的歧途
参考文献
汉北文脉的流变:元代黄河流域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与身份重塑 本书导言: 本书聚焦于元代这一特殊的历史转型期,深入考察了在金朝灭亡、蒙古统治建立这一剧变背景下,原金朝统治区域内(尤其是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汉文化知识精英群体所面临的文化困境、身份焦虑与最终的身份重塑过程。元代不仅是王朝更迭的时期,更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张力与民族融合的试验场。对于那些曾在金朝体系内接受教育、参与治理、并以汉文化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文士而言,面对新的统治者和新的政治格局,他们必须在维护传统文化认同与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本书旨在打破传统史学中对元代文人的简单“遗民”或“顺臣”的二元化标签,揭示其身份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动态性。 第一章:金元之变:文化疆域的破碎与知识群体的漂移 本章梳理了金朝(1115-1234)文化政策的特点及其对所辖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金朝虽采纳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但其核心统治民族的身份始终未被完全消融。金亡之际,知识群体面临的第一个冲击是政治隶属关系的彻底改变。我们考察了这一时期内,知识分子在地理空间上的大规模迁徙与聚集,特别是从北方核心区向南宋遗留区域或相对安定的黄河次级中心的流动。这种物理上的漂移,往往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继承责任的重新审视。本章重点分析了“失国”后,文人如何通过对金代文化成就的回顾,来定义他们所失落的“文化故乡”,并探讨了早期元代统治者对原金朝士人的初步接触和甄别策略。 第二章:儒学重塑:理学在多民族政权下的适应与阐释 元朝建立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解释权和适用性受到了挑战。对于前金之地的文士而言,他们需要向新政权证明自己对儒家“正统”的忠诚,同时也需要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对理学进行重新阐释。本书细致考察了元初几位重要学者,如吴澄、柳贯等人,他们如何在保持对理学核心精神的坚持下,适应蒙古式的“休养生息”政策,将经世致用与道德修养有机结合。这种适应并非简单的投降,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化定位——通过强调儒学对“善治”的普适性,来确立自身知识的价值。 第三章:史学与文学:在官方叙事之外构建民族记忆 在统一王朝更迭的背景下,史学和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构建“异代”记忆和文化连续性的重要场域。本章分析了元代史官对前代史事的编撰态度。特别关注那些参与了《金史》或《宋史》修纂的文士,他们如何在政治压力下平衡对故国的哀悼与对新朝的尊崇。在文学方面,元曲的兴盛为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我们研究了散曲和杂剧中的“隐逸”主题与“怀古”情怀,这些文本往往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逝去时代的缅怀以及对现实政治格局的微妙批判。通过分析诗文中的意象运用(如对故园景物的描绘、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赞颂),来解码知识分子隐秘的文化立场。 第四章: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参与的转向:从朝堂到乡里 元代对汉族士人实行了相对严格的阶层隔离政策,限制了他们进入中枢权力核心的速度和规模。这一背景迫使大量前金士人将精力转向地方治理和社群建设。本书探讨了知识分子在黄河流域不同行政层级中的角色转变:他们如何运用其教育背景,在地方水利、教育、乡约制定中发挥作用。这种“退守”并非完全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一种深耕文化根基的尝试。通过考察族谱的重修、义学的创办以及地方志的编纂,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如何以地方社区为单位,维护和传承他们的文化传统,构建起一套与元朝中央政权并存的“次级文化场域”。 第五章:身份的交织:族群、地域与文人群体的内部张力 元代的身份认同远非单一的汉族对蒙古族的对立。本书引入了“族群镶嵌”的概念,分析了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元代体系内的复杂互动。例如,原金朝统治下被视为“伪职者”的文士,如何与南宋遗民群体进行交流和竞争;以及在蒙古贵族阶层中,那些通晓汉文化的官员对前金士人的影响。这种内部张力的存在,使得“民族认同”的表达变得流散和多重。本章通过对特定家族或师承群体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知识分子在不同世代中如何调整其族群归属感,以求得在多民族国家中的生存空间。 结论:韧性的文化遗产与身份的后元叙事 本书总结认为,金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并非被动地接受历史的裁决,而是在强大的文化韧性驱动下,进行了一场复杂的身份适应与文化重塑。他们最终构建的“认同之路”,是一条在维护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实现政治生存与文化延续的“借道”之途。他们的经验为理解后世多民族王朝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模型,也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士人对“中原正统”与“文化继承”的理解。本书力图通过对细节和文本的细致考察,展现这一群体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以其独特的知识和文化资本,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桥梁。
这本专著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的文化策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案例分析。它告诉我们,征服王朝要获得长治久安,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吸纳和利用前朝的知识精英阶层。书中通过对金朝如何“使用”这些文士的机制进行剖析,揭示了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逻辑。这种逻辑既是拉拢,也是限制,是一种精妙的平衡术。对于致力于研究古代国家建构与文化整合的学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以小见大,用文人的命运轨迹,映照出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面对文化合法性挑战时的复杂心路历程,其思想的穿透力,令人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