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大师级作者：史华慈以其博雅和睿智，被尊称为“学者的学者”，又因它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他一生勤于笔耕，其著述涉略传统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方面。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史华慈都以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分析为学术界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并培养了孔飞力、柯文、杜赞奇、墨子刻、艾恺、黎安友、杜维明、张灏、李欧梵等学生。

　　3、崇高学术地位：一经问世，就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的必读书。翻译成中文后，也再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的热烈反响，影响深远。

　　4、创社分析框架：本书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史华慈从严复思想的研究入手，阐释了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的一套整体分析。

　　5、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如作者所说，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与20世纪最初十年中成熟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价值观念的真正变革者、西方新观念的载体”。而严复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具有范式寻求意义的人物。他是近代中国首位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学者。严复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方向。

内容简介

　　《东鉴丛书·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研究近代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具有较高声誉和广泛影响的著作。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对严复生平、翻译、写作的深入分析，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位迷人的西方思想评论家的严复，并进一步近代揭示近代中西方思想演进之关系。作者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即充分发挥人们全部能力和将其导向为集体目的服务的公心。

　　“东鉴丛书”还包括《中华帝国的法律》《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待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待出）等。

作者简介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生于美国波士顿东部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获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二战”结束之后再进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教授。195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在历史系和政治系任教，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讲座，1975年起任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勒罗伊·威廉姆斯讲座教授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史华慈以其博雅和睿智，被尊称为“学者的学者”，又因它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他一生勤于笔耕，其著述涉略传统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方面。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史华慈都以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分析为学术界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论述。除了作为其代表作的本书，还著有《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等。

　　此外，史华慈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如今活跃在美国和世界学界中国研究专家之中，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如孔飞力、柯文、杜赞奇、田浩、墨子刻、艾恺、默尔·戈德曼、黎安友、杜维明、张灏、李欧梵等等。李欧梵称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 。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凭其本身就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张灏

　　史华慈几乎单枪匹马将他所热爱的区域知识转变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

　　——杜维明

　　史华慈教授是我见过的西方单纯的思想家、富学养的中国学学者。

　　——刘梦溪

　　在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史华慈通过自己的教学与著述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主要人物。他设定了这一领域的标准，尤其是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些标准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学生与学者既是一种指导，也是一种启迪的源泉。

　　——柯文

前言/序言

　　译后记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是“二战”后国际知名汉学家，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他先后出版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1951）、《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年）、《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1968年）、《五四运动的思考》（1972年）、《中国文化的价值》（1985年）、《古代中国的思想界》（1985年）、《中国和其他事务》（1996年）等专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力作。作者依据大量的中英文资料，阐述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严复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将严复的思想与以斯宾塞、赫胥黎、亚当·斯密、穆勒、孟德斯鸠、甄克思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具体阐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也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了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活动。但是西方富强就是因为西方的长技吗？西方富强的真正奥秘究竟是什么？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时，心中已经装着由时势提出的这个严肃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导学习航海专业的严复热切地去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最终导致他全神贯注于当时英国的思想。在两年的留学时间里，严复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当时欧洲著名学者有关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这奠定了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从英国回国时，严复已经有了一种革命性的认识，即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直接刺激了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严复开始了他的伟大的开创性的翻译事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里的名著，并在译著中加入大量按语阐发自己的心得体会。史华慈教授认为严复不仅是一个翻译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他译著中的按语与原文本身一样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史华慈教授指出，严复在西方思想中发现的秘密至少有两方面，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展现人的全部活力；另一方面，则是将活力导向服务于集体目标的热心公益精神。同时史华慈教授也指出，严复在译介这些西方著作时，实际上对原著的思想多有曲解。严复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活力”这一主题，他凭自己的理解充分延展了关于活力的概念，并在使个人主义作为发挥活力的手段之后，把热心公益的精神置于自由思想的中心位置。而事实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演讲决非在讲解达尔文主义，而是在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并非严复崇拜的活力和国力的本质属性；而穆勒所讲的个人自由，似乎与个人本身密切相关，而与社会整体或者更无疑地与国家利益关系不大；至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全部章节中，对于从全社会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公众幸福”的关心，绝对超过了对国家力量这一目标的关心和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严复通过他自己所关切的事，用他的方法将原有体系的要素展现出来，并将这些要素为我所用地全部纳入他寻富求强的救国方案中。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极其详尽的阐述，为严复提供了关于国家间竞争的尽可能生动的想象。严复哀叹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但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生存竞争导致的正常结果，中国无能力参与这一竞争，必须根据中国自己作为一个有机体是衰败和虚弱的来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西方相比，真是有着天壤之别，严复发现的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景象。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活力；西方认同的人是有活力、有决断的人，而不是态度消极、遇事退缩的人；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无畏惧地不断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而中国的圣人和统治阶级不赞成发展民众在德、智、体各方面的潜力，也不相信这些潜力的存在；中国赞扬的是忍耐、宁静、回避斗争和冲突；中国伦理中，通过削弱所有人的活力，并且是从各方面去削弱，从而达到所谓的和谐太平。在西方，提倡有节制的开明的利己，激发起企业家的努力，企业家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在中国，文人学士消极的“义”和享乐主义者的自私自利抑制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社会渐趋衰弱。在执法方面，西方国家公正执法有赖于一个普遍的、非人格的法律制度；而中国则有赖于法官的美德，中国全部的法律“皆以贵治贱”，“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也可为豺狼”。

　　总之，西方把个人积极性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令人满意而且相互加强地结合起来了，而中国在社会有机体的任何领域里却都没有实现这种结合。

　　由此看到，西方的物力论观念、坚持自我权利的观念，以及人有能力实现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与中国麻木不仁的自豪、乏味的社会和谐以及抑制中国人体力和智力的消极的权力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严复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东西方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文化，因此，对于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价值观、制度、风俗、思想，必须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即它是否维护和加强民族的国家。凡是阻碍达到这一目标的传统，没有什么会是神圣的。

　　然而，史华慈教授认为，严复在寻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时，有两点认识上的缺失是很关键的，一是没有认识到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与中国贫弱的关系。史华慈教授指出：“在严复一生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背叛过家长权威，甚或有任何反对孝道的念头，尽管他对儒家的家庭道德的其他方面确实提出过疑问。我们将发现，他恰恰没有意识到要从这里去寻找中国贫弱的根源。”二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关于社会中人的价值就是目的本身的观念，乃是决定和形成促进自由、平等、民主价值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素之一。

　　史华慈教授认为，严复的思想在非西方对西方的反应中，也许完全体现了带有普遍性的基本要素。

　　尽管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方案，曾使严复对于中国的将来抱有很大希望，尽管严复曾经面向富强，面向物力论崇拜、活力、维护自我权利、竞争和发挥全部的人类能力，然而严复终究没有找到真正能使中国摆脱内外困境，实现国家富强的救世良方。晚年的严复，在竭力否认整个感觉得到的世界及其全部成果的重要意义的神秘主义中为人生的痛苦寻找安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处于绝望之中，起码他的突出希望已完全落空。

　　严复于1921年逝世，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了，严复生活的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中国应该就是严复当年所梦想的吧。尽管严复没有找到真正的救世良方，但他在译著中介绍的西方思想—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在西方思想中发现的两大奥秘—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活力和提倡服务于集体目标的热心公益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仍不无现实意义。

　　本译著于1989年7月出版第一版，以后曾多次重印。此次经修订重新出版，如仍有不当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叶凤美

　　2015年12月于北京时雨园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