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生于江苏武进，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等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前言/序言

　　中国建筑艺术不朽

　　王军

　　林洙先生编辑的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艺术》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先生嘱我写一篇短文作为导读，我自知才疏学浅，深恐不能胜任，先生再三鼓励，今始能落笔，企能充引玉之砖。

　　读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总是常读常新。这一次，也不例外。

　　《中国建筑艺术》收录或摘录了1943年至1961年梁思成先生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代表性文章，此一时期，正值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二季。

　　此前，自1928年留美归来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试做沈阳故宫、北陵和东陵的调查工作，至1940年完成川康两省古建筑调查，梁思成的学术研究，以实地调查为主线，此为其学术生涯之第一季。

　　此后，梁思成在从“外业”转入“内业”，对调查成果进行总结，于1943年完成《中国建筑史》，约1944年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这两部书稿的完成时间，见1968年10月29日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林洙提供。——王军注，投身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参加新中国首都建设，致力于学以致用、古为今用，倾情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建筑文脉的传承创新。

　　他曾是投身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那场运动掀起的新文化思潮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使命。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一季，正是脚踏实地整理国故；学术生涯之第二季，正是亦步亦趋再造文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他人生中的这两季，与剧变之时代撞击，如电光火石，精彩各异，却浸透着同样的忧患。收录本书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就撰写于他这两季人生的交叉点，开篇即言“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饱蘸着的就是穿透他人生的忧患。

　　梁思成写道：“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无觉可惜。”“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他要逆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摧残”的时代。这也为他人生的起伏，写下了注脚。

　　1901年梁思成生于日本东京，也正是在这一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人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时，对紫禁城进行了调查测绘。此后，日本与欧洲的学者，包括关野贞、常盘大定、鲍希曼、喜龙仁等，对内忧外患的中国所留存之建筑遗产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这一场学术竞赛，如同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便是纯正的学术，也会为武力的殖民提供借口：你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知，沦为“非历史”之“堕落”一族，我这个“进化”的民族，不但要来为你写史，还可以殖你的民。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学者，梁思成的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反侵略色彩。他要逆的，也是那样一个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他的心绪，读者在书中能够看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是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之后开始的。梁思成同年加入学社，次年任法式部主任，在学术上不断突破。

　　他发现了隋代赵州桥、唐代佛光寺等一大批珍贵的建筑遗产，释读了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这两部仅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官书，破解了材栔分°模数制、斗口模数制，独具慧眼地指出其“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

　　他拥有开阔的视野，构建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框架。在收入本书的《中国建筑史》绪论之《中国建筑之特征》中，他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致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他提出的“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研究体系，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是这一领域最可宝贵的思想遗产。今天，我们已能看到，模数化设计贯通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新石器时代以来诸多经典案例皆可为证，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所在。这也说明，“结构技术+环境思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而梁思成当年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重点。他明言，这是因为古代文献“鲜涉殿堂之结构”，“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他撰写《中国建筑史》，就是想填补这一空白，“以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他的工作是开天辟地的。

　　可他并不满足于此，在《中国建筑史》之绪论中，他敏锐地指出：“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今天，这一层面的研究已成显学，可在当年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他的探索未能继续。

　　在学术生涯之第二季，梁思成一次次经历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事件——

　　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另辟中央行政区、平衡发展城市的方案，并投身笔战，为北京城墙的存留请命，不幸皆败下阵来。

　　1951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展开，梁思成被列为改造对象，被要求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被迫写下检讨，刊于《人民日报》。

　　1955年，他为自己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坚守付出代价。“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在这一年展开，他的人生与学术伴侣林徽因撒手人寰。

　　收入本书的《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作完成，发表于1954年12月，成为林徽因的绝笔。

　　那场批判之后，梁思成说：“总有一天我要组织一个废话协会，我任会长，我的废话是最多的。”“自从建筑思想批判以后，除了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并按交代下来的‘精神’交卷外，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我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

　　在他所言之“废话”和奉命完成的“任务”中，我们总能透过时代的烙印，捕捉到他的思想脉动和赤子之心。他在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念——

　　中国建筑艺术不朽！

　　201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