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前言/序言

作者自序

《西潮》里所谈的是中国过去一百年间所发生的故事，从一八四二年香港割让起，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止，尤其着重后五十年间的事。

一个世纪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却只是短暂的一个片段，几乎不到四十分之一。不过中国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所经历的变迁，在她悠久的生命史上却是空前的，而且更大规模的变化还正在酝酿中。

中国既不是一个天神般万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低能的毫无作为的国家。她是由一群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结合而成的国家。他们有爱、有恨；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成就、有失败；有时充满希望，有时陷于绝望。他们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世界人士不能对他们有分外的要求和期望。中国没有解决一切困难的万应灵丹，也没有随心所欲脱胎换骨的魔术。如果她已经有所成就的话，那也是平时以汗、战时以血换来的。

如果有人问：“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作者只能答复：中国正有无数的问题等待四亿五千万人民去解决，而且不是任何短时间内所能解决。有些问题是企图征服她的敌人造成的，有些则是蜕变过程中她本身所制造的；另有一些问题是客观环境引起的，也有一些问题则是历史的包袱，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已经在战前几年内解决，或者局部解决，更有许多问题则尚待分别缓急，逐一解决。

回顾作者身经目睹的过去五十年，以及作者所熟悉的过去一百年，甚至追溯到作者所研习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作者已经就其所知探求出若干问题的线索，有些问题深深植根于过去，有些则由急剧的变化所引起。作者已经力求平直客观地陈述中国过去所发生的变迁，尤其是过去五十年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愿意与中国合作，共同解决妨碍持久和平的若干问题的国际友人，本书或可提供一点资料，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与问题。合作是勉强不来的，必须彼此相互了解，然后才能合作。欲谋持久的合作，必须先对一国的真实背景有所了解，包括心理、情感，以及道德等各方面。

因此，作者对于日常琐事也往往不厌其详地加以描写，希望借此使读者对中国人民在战时与平时所反映的心理、情感和道德等，能有比较亲切的认识，日常琐事往往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重大变迁，希望读者多少能从作者所记述的身边琐事中，发现重大史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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