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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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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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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979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97610

包装：平装

丛书名：名家名传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31

字数：1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流传千古，其忠于谋国、明于知人的政治家智慧也是光芒万丈长，被称为“有宋一流人物”。程应镠先生作范仲淹传仅就史实叙述清楚，不作渲染，不发议论，坚持着力于叙事以及事相关联的人的原则，坚持论丛史出。本书形象生动，文情并茂，笔端蕴含感情，文字清丽洗炼，融史学论著的谨严与文学传记的优美于一炉，堪称史学与文学完美的结合。

内容简介

　　本书为程应镠先生写作的首部历史人物传记。作者着重研究了范仲淹与同时代人的关系，详细叙述范仲淹的仕宦经历、德业文章、边塞武功、公谊私交，既勾画了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风骨，同时又映照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变幻。本书叙事严谨，文字练达，作者为人物立传坚持论丛史出，史观自然流露，是一部历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

　　作者着重研究了范仲淹和同时代人的关系，对范仲淹与宋仁宗、刘太后、晏殊、吕夷简、韩琦，等等，都根据可信的材料，作了叙述。作者写作时仅就事实叙述清楚，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坚持了着力于叙事以及与事相关联的人的原则，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

作者简介

　　程应镠（1916—1994），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参与“二十四史”点校中《宋史》的标点工作。著有《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南北朝史话》等。

精彩书摘

　　《范仲淹新传》：
　　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年），宋朝有个叫王济的人死了。他官做得不小，死在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任上。这个人是很有点远见的。澶渊之盟以后，朝廷上上下下都沉溺于升平之乐，王济却提醒皇帝要居安思危。在这之前，他和张齐贤在皇帝面前议论，以为北有契丹，西有西夏，两河、关西之地，年年被侵扰，不能说是天下太平了。皇帝颇为他的议论所动，单独问他应当怎样措置边防。他说：“今天国家依靠的就只一条大河，这不行！要赶紧选用有能力、可当大任的人负责边事，不然，我真担心不久敌军就要饮马于黄河了。”①临终时，他自草遗表，请求皇帝“进贤，退谀佞，罢土木不急之费”②。
　　六年前，即景德元年（一。。四年），契丹大举南下，真宗采纳寇准建议，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③，和契丹缔结了和约，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澶渊之盟①。但寇准却因此在朝廷中陷于孤立，既为皇帝所忌，又为朝臣所怨②。对于寇准，仲淹是很佩服的。在仁宗即位之初，他就称赞寇准能当大事，“却戎狄，保宗社”，像山一样屹立，不为风雨所动③。
　　在澶州和契丹达成和议的时候，仲淹才十六岁，还没有复姓，随后父姓朱，名说。四年以后，朱说漫游关中④。关中为汉唐故都所在，对这个青年来说，当然会引起历史的兴亡之感。朱说在这里拜访了一位后来被他称为吏隐的王衮。王衮善诗，有正义感。任彭州（今四川彭县）通判，公开斥责知州的不法行为。他欢喜喝酒，对音乐也很爱好，人们说他“有嵇阮之风”。王衮的儿子镐，和朱说成了好朋友⑤。朱说这时候也欢喜音乐，曾经向大音乐家崔遵度学过琴⑥。王镐两位好朋友，一个叫周德宝，一个叫屈元应，都是道士，都善于琴。当时，他们都很年轻，朝暮相从，对什么问题，都欢喜议论。王家有别墅在鄂县（今陕西户县）山中，鄂杜一带，是关中风景胜地。王镐戴小帽子，穿白麻织的衣服，骑一头小白毛驴，和这几位朋友无拘无束地放歌吟咏。三十七年之后，仲淹为王镐作墓表，对这个别墅风景的回忆，依然如画：
　　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
　　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
　　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①真仿佛是一个神仙世界。
　　从关中回到长白山，朱说便别母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②。
　　应天府是戚同文的故乡。同文经历了五代的丧乱，“绝意禄仕”，认为“人生以行义为贵”，得到一位叫赵直的将军赞助，“筑室授徒”，讲述儒家经典。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曹诚又在戚同文故宅之旁，增筑学舍，藏书数千余卷。朝廷派同文之孙舜宾主持学务，以为府学，真宗题名为应天府书院③，后来和岳麓、嵩阳、白鹿洞等书院合称为宋代四大书院。朱说就在这里学习了五年。
　　……

前言/序言

　　自序

　　一九三七年十月，借读武汉大学，没有心思读书，便泛览名人传记，时忆幼年读《史记》的快乐。二十多年后，被迫弃离学问，也没有钱买书，偶然得读陆游传，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的念头。陆游是我极为佩服的一位爱国诗人，僵卧孤村，还有着为国远戍的梦想。那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忠于谋国、明于知人的人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常常使我为国忘身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了大量的宋史资料；又过了二十年，我又可以自由地做学问了，于是，便决定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一九八年开始，断断续续读《范文正公集》，随手做一些摘要，抄一些警语。读完了，便忙于定《历史大词典·宋史》的稿子，然后便是生病，住医院。这是八二年的春尽。出院时，已是盛夏，什么事也不能做，休息在家。旧藏宋人笔记多种，用以遣日，浏览所及，有关范仲淹的则漫录之。大约从十月开始，便在楼钥所作年谱的基础上，作传记长编，断断续续，花了一年的时间。八三年秋天，开始写第一章少年时代；寒假多暇，上午没有人来，往往能成二三千字。八四年一个夏天，又断断续续地写，直到今年七月二十日，才全部写完。又花了十天时间，作事迹著作编年，这只是利用传记长编所搜集的资料和随事而作的考证加以简化，有些则是在传记中所没有提到的。做完了这一切，七月也就完了。这一天，正是四十七年前我从南昌动身去昆明的日子。

　　我早就有一种为这部传记写一篇序言的冲动。抗日战争的烽火，使我从北平至天津，转由秦皇岛直航上海，回到了故乡。然后又由武汉至潼关，渡过黄河，转战晋西吕梁、姑射山中。三八年春尽，又渡过黄河至延安，自延安南行，六月至武汉，在故乡又留了一个月。我曾把这一年所写的文章集编为《一年集》，列入《烽火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这个集子是四年夏初编成的，我知道它出版，已是两年之后。在洛阳作了一篇序，送给一个刊物发表；这个集子四八年在上海重印，我事先一点不知道，这篇序也就为读者所不知，我自己不久也淡忘了。但我一想到这件事，总觉得有些遗憾。

　　我第二本书是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当时，谁都不会发表我的文章，更不会出我的书。由于老友的见怜，要我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书写完了，很想写一篇序。六一年和六二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的意见已见于报端；六四年的初夏，又在酝酿一场批判。我对当时讨论的历史问题和批判，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虽然我并不相信自己这些想法一定正确。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明确了，很想写一篇序，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是六四年春天交出的，这年初冬，出版社正式通知不能出版了。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校完了七七年在北京修改后的稿子，才写了一个后记，但所说的已经不完全是六四年我所想说的了。

　　任何一位作者，在他完成一部著作，或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都是想说一点什么的。我过去却没有这样说话的条件，都只是在书出版之后，或将要出版之前，说一点可以说的话。

　　《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我考虑了很久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研究历史人物和研究历史一样，三十年来，都受到左的干扰，没有上正路；特别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人物，即帝王将相，是完全被否定了。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不仅要受到谴责，还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八三年上海师院校庆，我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十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江西是我的故乡，我情不自禁地讲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回到上海，因《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征文，我便写成了《谈谈历史人物的研究》那篇文章。《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当然就成为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的思想的实践。

　　为范仲淹作传，我着重研究了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关系。对待宋仁宗，对待刘太后，对待晏殊，对待吕夷简，根据可信的材料，都做了叙述。对西夏用兵，韩琦、尹洙主张进攻，仲淹却以为只能防御，朝廷接受了韩琦的意见，但他和韩琦、尹洙毫无芥蒂，其后不仅交厚，而且言深。为了处理晁仲约对待“劫盗”的事，他和富弼争得面红耳赤，富弼始终不赞成他的意见，他对富弼却没有任何疙瘩。契丹发兵进攻呆儿族，仲淹去河东之前，分析了这一情况，以为契丹将要撕毁和约，请发兵河东，豫为之计，否则他不能去。杜衍、韩琦不赞成他的分析，也不同意他的请求，在仁宗面前和他争论。韩琦甚至说，仲淹不去，我去，不要朝廷发一骑一兵。事过之后，仲淹去了河东，朝廷没有发一兵一卒，他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的好友滕宗谅，有才能，有胆识，在庆州的时候，郑戬告他滥用公用钱，范仲淹极力为他辩护。仲淹和郑戬是连襟，对他很敬重。当月谏官欧阳修，也为滕宗谅辩护。仲淹也没有因为这样与郑戬失和。庆历新政失败，对于比他年轻的韩琦，殷勤期待的是“早归柄任”。这一切事实，完全说明了一位胸怀天下，以仁义为心，时时以为有仁义可行的人的志向。我在写《范仲淹新传》的时候，就努力把这样的事实叙述清楚，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

　　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德，而所谓“德”就是事君事父，也就是所说的仁义礼乐孝弟忠信。南宋朱熹，编了一部《五朝名臣言行录》，又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他所持的标准，就是这个德。范仲淹是一位“少有大志”的人，欧阳修说他：“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他自己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一生当中，做了一些事，但成功的不多。我常常想，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得到当时以及后世的称赞。南渡偏安，刘宰以他为北宋第一人。金元遗山说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八）是不是这就是人们之所以称赞他的原因呢？我以为这是值得研究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封建士大夫思想的精华。五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的问题，曾经展开过讨论。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是不是可以继承呢？从冯友兰先生、吴晗先生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是可以继承的。但地主阶级的道德可以继承，不能为当时的理论界所许可，冯先生便创为抽象继承说，但继承却永远是具体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第二卷，四四一页）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所继承的，不都是那样具体么？

　　我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想得很多。有一些，像上面所说的，是想清楚了。但我不在这本书里发议论，夹叙夹议也尽量避免。我着力于叙事，以及与事相关联的人。我以为这样做好了，其论自见。论从史出，我是坚信不移的。

　　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必须认真研究的。继往才可以开来。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叫他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以为必须十分重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教育作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国历史上有过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少有大志，或如山之高，或如海之深。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做出过各种不同的贡献。写这一本书，要说有什么目的，其目的也就是如此。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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