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博物杂家，旷世通才，一生在水利、天文、地理、地质、数学、军事、建筑、医学等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发现，其中不少为人类世界的初始发现，被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西方科技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著作《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他一生发现世界的思考和记录，堪称一部内容广泛深入的科学发现和深入研究著作，对于后来很多科学内容的推进发生了积极的作用。本书追踪沈括的人生历程，真实动情和质朴流畅地书写了他的一生经历，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对传主性格、学术、作为和不同遭际的感受，描摹生动真切。特别是对沈括的品行和为官之道的叙述，不失为对后世对他的一些误解的有力辩驳。

作者简介

周山湖，男，1947年生于河北邯郸。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大型文学杂志《黄河》主编、山西作协影视中心主任等职。创作中长篇小说，影视剧，文化、科普类作品300余万字。科幻小说《人·猿·鱼》获首届科幻文学银牌奖，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精彩书评

本传展现了沈括一生丰富的经历、他的科技实践行为以及所取得的丰厚成就，并且阐述了沈括《梦溪笔谈》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所具之“百科全书”的价值意义。该书对沈括的叙写生动，篇章和情节安排考究，对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沈括在传统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文史专家党圣元

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特人物，他在水利、天文、地质、数学、建筑、医学、活字印刷等众多领域获得的科技成果，铸就了他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本传真实追踪沈括的曲折人生和创造经历，动情深入地书写了他为人刚正、为官清廉、行事用心、创造多样、学术精绝，却总不能容于官场，且被人无端亵渎的精神孤独与不幸的命运。作品叙述脉络紧凑清晰，行文简洁，知识丰富，颇具感染力。

——文学专家李炳银

精彩书摘

第一章?钱塘江畔奇少年

公元一〇五一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宋皇祐三年夏天，在浙江杭州西北部天目山下、苕溪边的大路上，急匆匆地奔走着两顶青纱小轿。

这两顶小轿里坐着两个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是当时的杭州知州范仲淹，时年六十二岁；一个是时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的王安石，时年三十一岁。他们此行是要去看望他们共同的老上司、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太常寺少卿的沈周，时年已经七十四岁。

沈周字望之，出身世代官宦人家，为人诚厚，为官勤勉，进士及第后从县令做起，担任过十三任地方官员，口碑颇好，两次擢升入京又两次被排斥出来。三年前江南大旱，他任江南路东按察使考察抗灾，接触到了因搞“庆历新政”变法失败被贬在杭州的范仲淹，他发现，范仲淹没有像其他地方官那样，只下发点赈粮、赊款救济完事，而是创造了一种以工代赈的新方法，组织灾民兴修水利抗灾工程，既避免了灾民的大量外流，又为防止将来的灾害奠定了基础。沈周感到这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对策，竭力向上举荐，结果上面毫无反应，但是这个朋友是交上了，平日与范仲淹交谈相处，觉得在政治见解和生活意趣方面十分相投。

后来，沈周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又不乐“事权”，便向朝廷上书，干脆辞去这个按察使的名头，自请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做知州，这样，他又成为当时做鄞县知县的王安石的顶头上司。此时，王安石刚二十九岁，正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在这里进行了他最初的政治试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县衙贷谷于穷人，到收获的时候加息偿还，这就是后来他在全国推行的青苗法的雏形。这个措施不但解了许多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有效地抑制了豪门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他还利用同样的政府借贷的方式修堤坝、办县学，使鄞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颂。沈周亲眼看到百姓为王安石立的功德碑文，非常赏识这个人，觉得他这样年轻就韬略不凡，是难得的栋梁之才，是大宋中兴的希望，因此也和他说得投机，成为了忘年的朋友。

去年，也许是朝廷体恤到沈周年迈病弱，不太适宜再奔波劳碌做下层工作了，就调任他到南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品级是提升了，工作却很清闲，只管一些礼乐祭祀程序方面的事情，但是，这种“照顾”已经太迟了，沈周上任不到一年，就病势加重，不能守职，只好上书请假回杭州老家将养。此时，正好王安石也来杭州考察以工代赈的做法，得知这情形，就和范仲淹相约一起来看望这位老前辈。

在钱塘一带，沈家是一个大家族。自从沈周的爷爷沈承庆担任大理寺丞开始，沈家已经出了两个尚书、三个进士，算得门第显赫。所以，离老远他两人就看见了沈家连片的宅第：绿荫掩映、青瓦白墙，崔嵬而不奢华，带着几分书香气。

宅门上，他俩报上姓名，沈周撑着病体，亲自出来迎接他们。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支撑着憔悴的身体走这点路已经喘成一团，两人都觉得心不落忍，急忙上去搀扶道：“听闻老世伯身体欠安，才来探望，反叫老世伯如此劳碌，是我们的罪过了。”

沈周说：“哪里哪里！说实在的，以我现在的病况，就是皇帝的钦差来，我也不一定会上门首迎接。咱们不一样，是过心的朋友，我多走这几步，原不过是想早见到你们，能多说两句心里话而已，所以就不必客套，咱们随意为好。”

说着，他们来到了前庭大堂，并不进屋，反向旁边一个廊厅走去，这里摆有几副矮桌凳，还有一把黄藤编的躺椅；旁边栏杆外面，有翠竹几竿，菖蒲一丛，掩着一汪小池，内有白睡莲刚刚吐蕊，几条小鱼游弋，倒也静谧雅致。

“好地方！好地方！就在这里。”王安石立时赞叹。沈周说：“敝舍简陋，不嫌弃就好。恕拙老儿身子不济，只能歪在这里，不恭了。”他先半躺在躺椅上，“你二位随意，随意。”范、王二人就在矮凳上坐下，两个家人出来奉茶，退下。

王安石开口就先问病，倒被沈周拦下了，说：“病，已经是沉疴痼疾，问不问它就那样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倒是大限将近，想起一生的志向踌躇，空亡蹉跎，颇有不甘。想到你二人都有经天纬地的才学，也各有一番不同凡响的业绩，趁我这里是私人宅第，山高水远，他无外人，不妨就敞开胸襟，毫无忌讳，做一番纵横天下的扪虱而谈，也不枉我们这难得的忘年一聚。如何？”

两人连连点头：“好，好啊！”但真到要启口说事的时候，却又都凝眉敛息，神色严肃起来。

“可见是各有一番苦楚的。”沈周说，“不过在我这个行将就木的人这里，不妨苦水尽倒，怒火尽撒，无非出门就不认账而已。希文（范仲淹字），介甫（王安石字）年纪尚轻，对你那些年推行新政的周折不大知底，你可以给他说说。”

王安石马上恭敬地说：“不错，希文公，当年您拜相开始搞庆历新政的时候，我还刚刚是进士及第，初入公门，看到您上书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之言，真是振聋发聩，令我佩服之至，觉得有这样的十条措施，真是可以整顿朝纲、富国强兵，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正可以为这场变革鞠躬尽瘁、建功立业，可是后来却不知为什么风声越来越小，竟至不提了。”

范仲淹苦笑：“岂止不提？还不到一年，当初颁发的改制的诏命都被废了，当初我们那些推行新政的人被加了一条‘朋党’的罪名，纷纷贬谪，调离京城。”

王安石：“这为什么？是夏竦一帮权臣在构陷、排挤？我听说还叫丫鬟伪造了石介的笔迹篡改书信，陷害改革官员。”

范仲淹：“那些老臣被伤了面子，那些权臣贵戚利益被新法所损，所以不满、抗拒，这都属自然，关键是……”他用手指了指上面，示意，“唉，是上面耳朵根子软，没有坚持原来的意见。”

沈周说：“希文老弟，你还是有所顾忌了，什么上面下面，在我这里又没有太监公公的揭发、御史台的举报，你就直说皇上吧，正是你在《岳阳楼记》里说的，我们这是‘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君子之为，又何惧哉？”

王安石说：“说起希文公写的《岳阳楼记》，堪称当今绝唱，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真是说尽真君子磊落胸襟，是会流传千古的。此文一出，四海传抄，真有洛阳纸贵的感觉。”

范仲淹哀叹一声：“唉，你我之辈，岂是为些许名言佳句脍炙人口就得意满足之人？想想我倾半辈子心力推行的改革新政，真正实施还不到一年，就无疾而终，充其量，也仅仅留下这么一篇文字而已，悲哀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竟有几分哽咽。沈周和王安石也不由得动容。

范仲淹接着说：“其实，圣上开始采纳我们的建议，还是从谏如流的，我们的十条建议，他几乎是条条照准，马上就颁发了诏命。他大概没有想到，那些限制世袭、防止兼并，考核官员、改良贡举，条条都是要惹人的。后来这些人一闹腾，他的头就大了，反倒觉得原来太平无事挺好的，自己就缩了回去。其实他要是顶住撑个三年两载，见了成效，许多关系自然就理顺了。”

沈周说：“人们都传说当今圣上是当年‘狸猫换太子’留下的根儿，天生的仁慈、厚道，可正因为此，缺了果决的魄力，多了懦弱、犹豫。”

王安石说：“看来，这改革要想真正搞成，必须要有君上的大决心、大魄力，要有义无反顾的霹雳手段。他日我要是有机会与君上磋商改革的事，我就要明确地告诉他，要想办成事，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沈周：“好啊！介甫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是一针见血。说来也是啊！从我年方弱冠就进入仕途，当时就和有识之士商讨过时政的弊端，也不过就是冗官、弱兵、兼并等事，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弊端依然存在。我奔波劳碌了一辈子，空有感叹，竟不能动之分毫，究其根本，除了时运不佳、不在其位之外，无非就是瞻前顾后，缺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犹豫姑息以至蹉跎。总结我这一生，算是个清官、勤官，却也是个平庸之官。你两位却不是这样，自有一番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气质，尤其是介甫，正当盛年，应当抓住时机，一展抱负，我大宋中兴的希望或许就在你身上。”

王安石说：“如有这样的机会，我定然不负先辈重托，竭诚效命。”

范仲淹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说来说去，还是得碰上一个有远见、有魄力、能够始终如一的皇帝支持，才能成事。”

王安石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就不信我这辈子碰不到个有眼力的皇上。”

范仲淹说：“碰上碰不上，反正我们这些士大夫是不能气馁，要卧薪尝胆，伺机再发。介甫正当其时。正如我当初给梅尧臣回复的那篇《灵乌赋》中所言：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

王安石接着咏诵：“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麒岂以伤而不仁？”

沈周也加入：“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前言/序言

后记?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

《沈括传》一书终于收笔了，但是作者因为写作此书而激发的思索与激情，却依然在心里回荡，许久不能平静，所以写下这篇文字，权作后记。

沈括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他被英国李约瑟先生称为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另一种译法是“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不朽著作《梦溪笔谈》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百科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因为有了《梦溪笔谈》，西方人知道古代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曾遥遥领先于世界，比如活字印刷、石油的命名、磁偏角的发现、“百炼钢”的技术、日月蚀的推算等等，都改写了世界科技史。

然而，沈括和他的著作在中国历代传统的学术层面，却一直没有得到很高的地位，《梦溪笔谈》只被当作闲谈笔记，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沈括的知名度不仅不能和诸子百家、李白、韩愈等人相提并论，甚至比不上一辈子只会吟风弄月的唐伯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它成型时就带有的先天基因缺失：对科学思维的忽视与疏远。

一种文明的文化特征，是和它产生时的人文环境、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公元前四五百年，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性觉醒的时期，同时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和伟大著作，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印度产生了释迦牟尼，中国产生了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而古希腊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一大批学术巨人。

如果我们认真对比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同时期的古希腊学说，显然有着明显的差别：古希腊文明产生在三大洲交界的地中海的商业繁荣的都市，人的非凡能力和智慧受到崇仰，人们泡在公共澡堂里谈哲学，在雅典的神庙廊柱下搞辩论，学术环境基本是平等的，这使得希腊人能够充分地展开思想的翅膀。古希腊的学术侧重于探讨自然的奥秘、宇宙的本源，很早就完善了缜密的逻辑推理思维方法。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诸侯兼并、争雄天下的年代，文人驾着颠簸的木轮车游学讲学，是为了“为世所用”，受到王族贵胄们的赏识。因此，他们讲的多是所谓“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除了老子和墨子在论著中偶然提及少数物理现象佐证他们的观点外，基本不探讨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研究方法也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满足于“述而不作”的直感的意象思维，只讲“然”不讲“所以然”。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开始两者的分野还不是太大，而后来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的儒学体制，把知识分子和劳动阶层完全割裂开来，重“文”而轻“理”，重玄想而轻实践，致使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成果得不到理论的总结与提高，长期处于经验传承的阶段，最终造成中国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可怜中国历史上无数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像现在连小学生都爱问的问题“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猿猴怎么变成人”之类的问题，他们连思考都不思考，宁愿满足于“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似是而非的见解终其一生。

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古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也有少数人能够冲出这种传统的羁绊，保持了对自然奥秘的兴趣和缜密的科学探索精神，他们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张衡、祖冲之、一行和尚、李时珍就是这类人物，沈括无疑是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知识渊博，在天文、地质、化学、数学、光学、医学、建筑学、工艺制作、军事、哲学、艺术等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探索和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少有的通才、奇才，也是少有的头脑清醒的人。按说，沈括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和王安石、范仲淹、苏轼这些文化巨人同朝为官，他们每一个人的政绩和著作，其影响都压过沈括，而如果要论知识结构的广博和科学头脑的缜密，他们谁都比不上沈括。他是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他的这另一种面貌，造就了他的脱颖而出，由一个县级主簿小吏，而代理县长，而县长，而知州，而馆阁，而司天监，直到最高权力机构三司使。每一步升迁都是靠了扎扎实实的政绩：治河河平，修城城坚，观天修历，察地做图，出使维权，打仗卫土，干一行通一行精一行，几乎都是靠了他严谨缜密的科学头脑和务实精神。从《梦溪笔谈》的每一个条目里，几乎都有他不同凡响的思考和发现，许多体会非用心体察的亲历者绝写不出。

也正因为他的这另一种面貌，他和当时常规面貌的文人们始终显得若即若离，在官场世故方面和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他靠实干赢得了很高的位置，却又保不住这种位置，旁边不相干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恶语中伤他；从政治态度上讲他本来是属于坚定的变法派，但因为他太直太拗，连变法的策划人王安石也误解、攻击他；他和苏轼本来有很好的友谊，两人曾一起编纂《苏沈良方》，后来却被误解为“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他总是出现在当时朝政最难、最苦的岗位，总是取得许多成绩而得不到奖赏，但最后却因为一个个偶然发生的错误被实实在在地放倒……他只好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压抑中写自己的书度过残年，六十四岁就离开人世。

苏轼曾说自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而与他相比，沈括更加“不合时宜”。苏轼的“不合时宜”，是缘于他清高、秉直的文人气质，而沈括的“不合时宜”，是他科学严谨的思维方法，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不协调、不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沈括的“不合时宜”更深刻，他的逝世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悲剧。与他的情况相似，汉代发明候风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知识广博，思维缜密，才华出众，却也是死在莫名其妙的宫廷内斗中，这说明他的际遇不是偶然的。

在本书中，我就试图从这个视角去写沈括，写他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怎么样形成的，对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什么际遇，又使他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和谐与不和谐，他的情怀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情怀有什么差别和冲突，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又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荣辱恩怨。

我觉得只有从这个对传统大文化反思的大视角，才能把沈括这个人物真正地写出来。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力保持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生活的细节之外，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事件都有史籍文典的依据，尽量用沈括真实的际遇来感动人、触动人，我觉得沈括本身的事迹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地感谢安作相先生，他集十几年苦心研究创作的《梦溪探秘——沈括生平钩沉》一书，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安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石油科学家，他以严谨、细腻的科学态度对关于沈括的大量史料做了甄别和考证，把沈括的一生轨迹勾连起来，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没有见过这位先生，但在这里我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另外，在此书中，我也力图写出当时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氛围。

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经过唐代的大繁荣，封建的农耕经济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个顶点，宋代海上贸易开始取代西域丝绸之路，城镇贸易空前发达，萌芽的商品经济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各种传统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精到，急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发展。沈括这样的人物也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陈旧的封建统治方法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各种“变法”也应运而生，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两个应运而生的潮流并行，恰恰是造成沈括命运多舛、使他内心分裂的根本根源。只有勾画出当时特殊社会面貌的全景图画，才能看得出沈括的身影在这幅图画中的位置和格调。

由于有《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的影响，人们对于宋朝总有一个朝廷腐败、奸佞当道、民不聊生的感觉。其实从总体来说，宋代皇帝重文轻武，是历史上少有的空前重视知识分子的时代，也是“改革”和“变法”最频繁的时代，起码在北宋前期，它的政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明，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施政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保证了宋代经济文化都达到唐以后的又一个新高度。也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种种尴尬和困惑，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恶习，儒家文化的弊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时，变法派与守旧派的矛盾，绝不可以用简单的人格道德评判来概括，加上三代皇帝意志的朝秦暮楚，已经演变成文人间“党争”的混战。沈括这种人身处于这种环境，他的内心必然是复杂、矛盾的，他醉心于科学，无意与人争，却又被裹挟进政治风云不得不与人争，这种彷徨和探求是有典型性的，我觉得，这恰恰能反映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写出这些来会大大提高作品的深度，也能使得作品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

但凡一个变革的时代，新生的观念总要对传统的观念进行叛逆、进行宣战。单纯的学术观念，但凡不带偏见的学者，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一旦这种观念与权力、地位、个人名誉、利益结合起来，事情就复杂多了。王安石的时代是这样，如今商品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也是这样。

所以我主张，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沈括的纯粹。

沈括一生都保持了对身边未知事物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论是自然的奥秘，还是社会学中的悬谜。他不满足于皮相之解，不迷信于权威习见，总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观察去一探究竟，在这方面，他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不管他在政坛上的起伏荣辱，也不管他身体状况的好坏，工作是否繁忙，这种浓厚的兴趣始终如一。他总能在自己身边发现新鲜的事物，不惜花几年几十年去琢磨、破解它，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心智。相反，别人在人情世梦溪妙笔：沈括传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