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20多部及论文130多篇。他首次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并成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他的海权理论对美国及人类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富兰克林称马汉为“美国生活中伟大、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引论

　　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很多名留青史的军事大家都认为，研究已经消逝的军事历史，对于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活多变的战略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虽然当初没有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但人们已经洞察到了这一切。正是这种理念才导致了本国财富的增长与繁荣。为了能够获取超出本国国民应得的份额，他们完全有必要竭力排斥其他的竞争者。这种排斥往往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垄断或者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另一种则是直接的暴力方式。

　　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试图瓜分到更大的商业好处，这种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会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原因挑起的战火，是否掌控了海上霸权都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说，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一个濒临海洋或者要借助于海洋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个秘密武器。这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话题，尽管不是唯一的话题。

　　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沙场决战中研究了众多前人的战役，比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大帝。当然，那时候火药还不为人所知。拿破仑发现，虽然很多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根据武器的进步和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些教义①却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教义可以被提升到一个原则性的高度。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海洋武器装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海上的动力源也由人力或者风力变成了蒸汽动力，但是研究昔日海上的决战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研究大帆船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当然，我们要批判性地研读，而不是全盘学习。一方面，这种研究能够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蒸汽时代海军的历史还太短，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在帆船时代，我们有了很多的海上战争实践经验，而对于未来的海上战争，我们几乎只能依靠主观的臆断。尽管我们试图详细研究蒸汽时代的舰队与通过划桨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的相似之处，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实践的验证之前，光有这些比较和鉴别是不能够完全使人们满足的。

　　的确，蒸汽舰队和单层甲板大帆船的相似性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它们都具备能够不依赖风向而驰骋大海的能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可是两者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普通的大帆船只能在海风吹起之后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止，它便一动也不动了。我们能够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寻找事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但是，当我们发现事物的相似点时，便容易对在新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拒绝承认这种观点。蒸汽舰船和单层大帆船虽然发展不平衡，并且它们都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有两点它们是不尽相同的。我们想从大帆船的战斗经验中寻找可以提供给蒸汽舰船的教训和原则，就必须把这两者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牢记于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评判。在使用的过程中，单层大帆船的驱动力会迅速衰减，因为人的体能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结果就导致单层大帆船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此外，在单层大帆船时代，没有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短兵相接。以上这两种条件都要求单层大帆船在交战时要进行短距离的快速袭击。

　　然而，人们还发明了更加高明的战术，比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展开厮杀格斗。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冲击和大混战中，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关于海军方面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大混战，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①的局面，很难分清敌我。虽然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在船头装有撞角，并且可以随时撞击敌人，但这不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根据。到现在为止，这种高明的意见还仅仅是一种臆断，所以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都是没有依据的。只有等到这种战法受到肯定之后，才会出现对立的观点，即两支数量相等、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进行混战，战术技巧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海军装备精良，武器威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混战并非是最佳的选择。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越是自信，其舰队战术技巧越是纯熟，舰长们的表现越是出色，他们就越不愿意与对手正面进行混战。因为在混战中，所有的优势都将发挥不出作用，运气反而成了决胜之本。在遮掩的条件下，再怎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也变成了一帮没有协同作战能力的乌合之众，至于何时才是混战的最佳时机，历史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例。

　　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只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两者都相去甚远，由于这些特征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蒸汽舰船相比，大帆船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弱点就是必须依赖风，但是这种特征却很少被人注意到，这种缺点加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抛去这个弱点的话，大帆船在战术运用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会在没有风的条件下，丧失所有的战斗能力，在今天看来，人们更加青睐它的战术运用。当蒸汽舰船被开发利用出来时，大帆船依旧占据着海上霸权的地位，而且一直都是蒸汽舰船之前最好的舰船。帆船所具备的远距离攻击能力，能够在很远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而且这种机动不管多长时间都不会使船员精疲力竭，这样一来，大部分的船员就可以投入到战斗当中去，而不用耗费精力去操纵船桨。这正是大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从战术上考虑的话，这种能力跟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静止中或者逆风行驶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在寻找相似性的同时，往往就会忽略掉不同之处，还容易把两者的相同之处夸大，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大帆船装有穿透力极强的远程大炮，还有射程短却具有强大轰击力的大口径短炮；而现在的蒸汽舰船装备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能在有限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造成敌舰损坏，而大炮则能够穿透敌舰。然而，这只是从战术上考虑的，但它们却影响着海军指挥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这种相似性是比较现实的，不是牵强附会。帆船和蒸汽舰船都能够直接与敌军正面交锋，但前者是通过强行靠近而俘获敌舰，后者是通过猛力的撞击让其葬身于鱼腹。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这是它们最困难的任务，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把敌舰引诱到攻击行动区域内的某一个点，在那里，杀伤性武器才能够从广阔海域上的许多点上射击轰炸。

　　根据风向的不同，两支舰队或者两条大帆船的相对位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也是将领和水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跟蒸汽舰船没有丝毫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地考虑一下背风与气候状况的特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海域中占据上风位置的舰队能够随心所欲地投入战斗或者撤出战斗，结果在进攻之前就具备了进攻型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这种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会让舰队暴露在射击的炮火之下，并使得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者全部舰炮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一旦一支舰队处在背风的位置，就不可能主动发起进攻，只能进行防御，并根据敌人的挑战，见招拆招。当然，如果你能镇定自若，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以及在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不断地对其实施攻击的话，这种劣势是能够弥补的。从历史上看来，在各个时期的进攻或者防御作战中，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都是非常相似的。进攻的一方为了打垮敌人，就必须冒着这种风险和劣势；而防御的一方为了保持好战斗队形，就必须小心翼翼、组成良好的阵位，便于在攻击的一方自我暴露的时候实施反击。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英国人非常喜欢前者，他们的一贯政策就是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比较热衷于背风的位置，通过这样做，在敌人接近的过程中，他们就能逐渐削弱敌军的战斗力，这样也避免了迎面而来的遭遇战，保护自己的战舰不受损伤。法国人对海军军费缩手缩脚，让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所以他们通常都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局限在打退对方进攻的方式上。只要敌人不是为了作战，纵使在自己前面耀武扬威，法国也只会采取这种娴熟的下风战法，从来不主动出击。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不仅仅是用以进攻，而是在某一部分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时，他的对手德·吉尚却突然改变了战术。在第一次的交手中，法国军队在下风，但是当德·吉尚意识到罗德尼的意图之后，他立刻调整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他不是去进攻，而是缓缓撤退，等到条件有利的时候，他才会进攻。

　　现在采取进攻或者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的速度，这种速度不单单是指单舰的速度，还包括这支舰队行动的战术整体性。所以，具有高速度的舰队往往能够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就表明，我们从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一种徒劳和苍白的空想。

　　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和现代的舰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就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者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先例。然而，先例的作用并不等同于一条原则，先例可能从最初就是错误的，由于情况的慢慢变化，变得失去了作用；而原则是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上的，尽管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依然是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标准。只要按照这个准则去战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战争中的种种原则是通过对过去许多次战争经验的研究而确立的，永远都不会变。战争的具体情况和武器装备会随时发生变化，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永远遵守在战场战术或者由战略名义下构成的历史教义，永远地重视它们。

　　在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中，很多条件是长期不变的，海上的角逐涵盖了全球大部分战争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角逐中，历史的准则才有了永恒的价值。有时候战争场地大小可能不同，敌对两军的强弱可能不同，调动的难易可能不同，但这些都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随着现代文明渐渐取代了野蛮文明，通信手段、道路日渐通畅，河道上架起了桥梁，食物的来源在不断增加，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方便、迅速，但无论这些外部条件怎么变，作战所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汽车运送部队取代了徒步，火车取代了汽车，作战行动的距离大大延长，也就是时间缩短了，然而，决定部队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需要进攻哪一方的阵地，以及保护自我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海上，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了帆船，再由帆船发展到蒸汽舰船，海军作战的广度与速度进一步扩展，却并不会改变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2300年前，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讲话①中包含了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这些原则到现在依然适用。

　　当交战双方遭遇（“遭遇”这个词表明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界限）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双方的指挥员做出决定，这其中包括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和任务，海军的真实目标，集结地点，燃料和补给仓库的建立，确保仓库和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破坏商业贸易的军事价值和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洋舰或者是强制性地攻占商业航运的必经之路，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战略问题，历史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也非常丰富。最近在英国海军界的一次讨论中，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同法国作战时，对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进行比较，也就是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优劣的颇有价值的争论。这是纯粹战略性的问题，不单单只具备历史价值，对当前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坚守的原则依然没有变化。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豪勋爵和他的部队则把英国带入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去。

　　在海上战略方面，历史上曾经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则，到了现在其价值依然没有丝毫降低。很多战争的情形都是相对连续的，这些学说不仅可以阐述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作先例。当对立的双方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投入战斗时，关于战术问题反而不一定正确。人类在不断地进步，武器装备在不断革新，也正是因为如此，部队或者战舰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也必然会迎来一场变革。于是很多跟海上事物有联系的部门内部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先前的那些经验教条已经成为过去，再在上面花工夫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种观点的出现虽然很自然，却是狭隘和片面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各国把战舰部署于海上，指挥划定行动区域，从而改变世界历史的这种战略意图。过去一些战争的失败，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遵循战争的法则，因此，海军若是仔细研读了这些战争法则，就会把这一切运用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当中去。他们还会发现，武器的变化必定会引起战术的变化，只是这两个变化之间的间隔是非常漫长的。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武器的革新往往归功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变革却必须战胜这个阶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然而，这种习惯性的势力是非常冥顽不化的。只有很好地运用这种变化，将它上升到一种规范的高度，认真地研究新式武器的威力，同时钻研相应的战术，才能抵消这股顽固势力。历史表明，指挥军人不辞辛苦地做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但如果有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并加以运用的话，对于作战是大有帮助的，无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些准则的价值的体现。

　　我们可以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①（Morogues）的劝诫。他在125年前就说：“海军的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之上的，改变这些条件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能够引起战舰构造的变化，战舰操纵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舰队的变革。”莫罗古斯进一步说道：“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与其他战术不同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确切地说，海军战术的法则会随着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而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战略原则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要小得多，因此人们不容易认识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原则对于我们在历史事件中获取感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1788年的尼罗河之战，它不仅仅是英国舰队打败法国舰队的一场胜利，更对摧毁拿破仑在法国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次战争中，英国统帅纳尔逊把这种战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被后人称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衔接得最为完美的艺术”。尼罗河之战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海上交通线，只是那种战术衔接需要的一个特定条件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即一支已经抛锚并处于背风方位的舰队是无力前去救援快要被摧毁的战舰的。然而，这种完美衔接中的基础原则则永远不会过时，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舰中最不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让其成为孤立的棋子。在圣·文森特角一役中，杰维斯海军上将②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他用15艘战舰攻击了敌方的27艘战舰，并取得完全胜利。尽管在这次战役中，敌军的战舰在一直行进并没有抛锚，但杰维斯上将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击溃敌舰。在尼罗河之战中运用的这种军事原则在当今仍然有用武之地，埃及企业的生存发展都是依靠法国的补给，而尼罗河大捷恰好摧毁了这支保卫交通线的海上力量，那么最终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聪明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军事打击是完全针对敌方的交通线的，时至今日，这种军事原则依然非常有效，跟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如此，但是现代有些错误的看法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太过陈旧过时了，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让他们对海军历史上那些永恒的战争教训视而不见。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的荣誉一度达到了顶峰，人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寻常的孤立事件，不会把其跟其他战役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被誉为天才的纳尔逊是怎样在正确的时间里恰到好处地遇上敌舰的呢？”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收场的一幕呢？在这场较量中，拿破仑和纳尔逊这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究竟是怎样过招的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打倒的是拿破仑，而不是法国的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获胜的是英格兰，而不是纳尔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拿破仑的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纳尔逊根据直觉和自己舰队的灵动性对敌舰穷追不舍，在关键的时候刚好赶到了。这种战争的主要特征与战争的基本法则非常吻合。虽然英国人冒险突进，但这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战争准备的效率上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上，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洞察力上，这些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是非常出色且非常重要的。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完全合乎战争规律的，接下来要引用的第三个战役，却没有明确的底线和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当时应该怎么做展开一番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和法国于1779年结成了同盟，共同抗击英国。当时的联合舰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平行排列了66艘战舰，把英国的舰队驱赶到港口中不敢露面。当时的西班牙以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和牙买加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用尽力量攻打那些坚不可摧的堡垒，可惜这些攻击都毫无用处。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纯粹的战略性问题：与其试图控制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港口的英国舰队来破坏英国贸易和威胁英国本土，为什么不直接攻击英国的前哨基地呢？这样不是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而这次进攻会让他们惊恐万分，从而动摇到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也会使其失去勇气和斗志。无论最后的决断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来十分合理。当时也确实有一名法国的军官以另一种方式提到过这种战略思想，就是直接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取代直布罗陀的战争。当然，那时的英国人是断然不会为了一块海外殖民地而放弃地中海这个咽喉要道的，而他们为了保护首都和家园有可能舍弃这个殖民地。拿破仑曾经宣称要重新夺回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岸边的领土，并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说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话，他肯定能够顺势攻占英国的沿海地区，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历史会警示我们进行有必要的战略研究，还通过一系列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来阐述战争的教义。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印证这条真理，我们还要研究两个战例，它们在时间上可能距离我们更加遥远。在这两场东方国家同地中海大国的碰撞中，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帝国已经岌岌可危，战争的双方都把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班陀（Lepanto）。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由于某种原因诱发的海权更替？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那倒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因为如果在东方再度崛起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海洋强国的话，就会引发同样的战略问题。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黑海盆战忆文库：海权论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