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在中央大学时……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蒋孟引

　　回忆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
——何炳棣

前言/序言

雷海宗(1902-1962), 字伯伦, 是扬名中外的史学大家,一生在清华、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史学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中国的兵》一文刊载于1935年清华大学创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首篇,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关于中国的兵制, 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独具慧眼, 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却属首创。
《中国的兵》指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 身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
雷海宗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二千年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 实行征兵制, 叫良民当兵, 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
1936年雷海宗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一文。首先提出,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可称之为“无兵的文化”。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 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 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 人才有无, 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
然而,无兵的文化的轮回起伏,仍有一定的法则。全文随后从政治制度的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朝代兴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七个方面对秦以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行分析探讨。最后,指出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灭亡,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汉族,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鸦片战争以下,局面大不相同。新外族是高等文化民族,不但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遭遇的紧急关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或可解救中国文化,不致沦亡。
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世界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和方法的研究产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雷海宗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现在这种缄默不能继续维持了。他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热情歌颂前方战士喋血抗战的伟业,说: “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等,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 另一方面,雷海宗批评了“后方有责任、有职守者的慌张飞逃”, 认为“后方的人, 尤其是太平时代说话最响亮的人,当下一番忏悔的功夫”。1939年1月,雷海宗撰写了《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一文(刊登于1939年《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进一步发挥了上述的思想。文章不长,不再赘述。
我们这里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和《君子与伪君子》等数篇文章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以便使一般读者可以对雷海宗这位史学大师及其学术思想有所了解,同时对认识中国的兵与历史的问题也不无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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