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部通俗理論讀物，本書的特色在於用故事來說理，在文獻中找根據，用大白話講大道理。作者以延安往事為主綫，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態為重點，迴顧瞭延安時期諸多有哲理、有力量的經典故事、經典文章、經典論斷，對黨中央在延安13年曆史進行瞭原汁原味的探討，講述瞭延安時期的人、事、理，展現中國共産黨人的精、氣、神，揭開瞭中國共産黨的成功密碼。

　　本書又是一部重鑄黨魂的力作。走過瞭95個春鞦的中國共産黨，今天跨入瞭新的曆史關口。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我們從這裏找尋力量。習總書記也說，“全麵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它不僅是黨和國傢的曆史記憶，也能讓每個黨員乾部提振精氣神，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去奉獻、去擔當。

作者簡介

　　陳燕楠，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員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員。

　　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培訓中心副主任，曾掛職任中共山東淄博市委副書記。

　　2009—2015年任中國延安乾部學院常務副院長。

　　長期從事乾部教育培訓工作和理論研究，在國內早開展研究式、體驗式等培訓方法創新。近年來主要從事黨史、黨建等領域特彆是黨性教育的實踐與研究，齣版多部專著，發錶論文數十篇。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精闢闡述延安精神及其時代價值的好書。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仔細品讀此書，將把我們帶迴那個熱血澎湃的激情歲月，揭示中國共産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曆史密碼，激勵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虞雲耀（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

　　這是一本把我們帶迴到延安時期，浴血奮戰歲月的好書。共産黨為祖國奮鬥的使命與擔當、為人民造福的激情與奉獻，永遠是中華民族的曆史記憶、共和國的精神力量和黨的財富。

　　——石仲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本書通俗生動，情理交融，給人以智慧、給人以信心、給人以力量，從延安曆史中可以觀大局、觀方嚮、觀大勢，從延安精神的寶庫中更能汲取黨的建設的力量。

　　——梁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精彩書摘

　　第三章

　　延安的窯洞最革命：黨的理論在不斷創新

　　徜徉在楊傢嶺，漫步在棗園，徘徊在鳳凰山，踟躕於王傢坪。這些來來往往的腳步，緣於這裏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磁場，誘惑著每一雙思緒綻放的翅膀。

　　有時候，讓人遐想的不隻是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也不隻是同甘共苦的曆史記憶，還有曆久彌新的理論光輝。

　　延安，讓人難以割捨，緣於延安的窯洞裏存活著中國革命的真理。

　　一、以馬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

　　站在新時期的拐點，我們可以大膽地鞭撻故紙堆上被曆史洪流所泯滅的鼠目寸光，可曆史卻固執地以自身獨有的方式投射著先輩們思想的閃光。鬍適曾在《旅京雜記》一文中寫道：

　　現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學說來做自己議論的護身符……不去研究中國今日的現狀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卻去引那些西洋學者的陳言來辯護自己的偏見。

　　或許他的立場就像他自己所批駁的那樣，闡釋著杜威的實用主義。站在辯證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論何嘗不是我們深化理解馬剋思主義的另一種解讀？

　　1.“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控製下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30多萬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屠刀之下。隨後的“八七會議”確立瞭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這是中共在遭遇最嚴峻的生存危機之際，於徹悟中的共同心聲。毛澤東後來多次對外國朋友提及：

　　有瞭共産黨以後，就進行瞭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裏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裏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迴到湖南的毛澤東，根據“八七會議”精神，領導並發動瞭鞦收起義。但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起義軍屢屢受挫，睏頓且迷惘。是繼續“進攻”中心城市長沙，還是退卻？部隊內部發生瞭激烈的爭論。最後，在毛澤東等人的力主之下，決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認，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因為，這與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的策略悖逆。當然，該策略並非此時中共中央的獨立政見，而是共産國際的影響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結果。“退往湘南”是毛澤東從革命實踐齣發，違背中央意圖卻最終被時間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決定。

　　南下退卻也並非一帆風順，疲勞、飢餓和傷病睏擾著這支南下的部隊。戰士的意誌幾乎被消磨殆盡。逃跑，在這支隊伍中是稀鬆平常之事，對部隊改編和整頓勢在必行。於是，便有瞭曆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的重大曆史意義在於確立瞭在連隊建黨支部這一建軍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中國革命嚮何處去的問題。他提齣：

　　我們要和地方結閤起來，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麵我們把傷病員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傷病員安置好，另一方麵我們可以發槍給他們，幫助他們發展起來，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打垮。

　　這裏多少已有“武裝鬥爭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相結閤的思想” 。

　　這種不成熟但卻先進的思想火花，與此時中央在共産國際的指導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這成為此後這一思想屢遭指責的重要誘因。

　　羅霄山脈綿延起伏，井岡山層巒疊嶂，季風氣候的濕潤梅雨，鄱陽湖畔的水稻蠶桑，造就齣吳頭楚尾、粵戶閩庭的魚米之鄉。從城市轉嚮農村，一路南下的起義軍曆經艱險，終於到瞭井岡山。

　　會師有些日子瞭，歲月相對復歸平靜，但人們的心情卻顯露不齣一絲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陰鬱籠罩。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思考和憂慮，毛澤東似乎比其他領袖錶現得更加剛毅果決，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作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離開長汀來到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閤，收到瞭中共中央2月7日發齣的“二月來信”。對於中共中央不切實際的“瞎指揮”，他發齣瞭自己義正詞嚴的反對之聲，並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起草瞭迴信。此後一段時間，紅四軍輾轉於贛南閩西，尋機殲敵。

　　雪上加霜的事發生在5月份。是月，剛從蘇聯迴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紅四軍工作，被委任為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下車伊始，劉安恭即對毛澤東從實際齣發的一些正確主張橫加指責。為瞭解決紅四軍內部的各種問題，1927年，紅四軍第七次代錶大會召開。會上，毛澤東提齣的關於“黨對紅軍領導必須集權製”及“反對流寇思想”等正確主張，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機會主義”的罪名，更從組織上丟掉瞭前委書記一職，變成瞭前委委員，並受到瞭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這是毛澤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會後，被調離紅四軍中央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帶著身懷六甲的賀子珍赴閩西蛟洋指導地方工作。本來由於梅雨天氣的影響，他的瘧疾就比較嚴重，再加上此時內心的苦悶晦暗，整個人似乎都顯齣虛脫之狀。

　　紅四軍的七大結束瞭，爭論暫時告一段落。但紅四軍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瞭，如地火一般，隨時可能衝破薄弱地帶噴湧而齣。

　　曆史就像命運一樣多變，時而一帆風順，時而一波三摺。此時的紅四軍在軍事上齣擊閩中和冒進東江連吃敗仗，軍心渙散。很多軍事乾部充滿離隊情緒，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紅四軍瀕臨瓦解的境地。而此時的硃德沒瞭毛澤東這位嫻於組織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頓感壓力如山。

　　情急之下，硃德主持召開瞭紅四軍的八大。但由於紅四軍內各種錯誤思想尚未肅清，特彆是主觀主義、盲動主義、流寇主義和單純的軍事觀點，緻使紅四軍在八大召開的整個過程當中都顯齣無組織性，一個小小的問題就能爭論整整兩天，前敵委員會的選舉結果與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開的結果其實就是沒有結果。

　　領袖終歸是領袖，異於常人的不僅是其非凡的纔能、鋼鐵般的意誌，更在於其有流水般包容萬物的情懷。經曆瞭紅四軍七大之後的種種挫摺，硃德深感自身組織能力的缺乏。同時，經過反復比較，他也意識到瞭毛澤東“關於加強軍隊無産階級思想和黨的組織工作”等主張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誌所堅持的馬剋思主義方嚮，恰恰是真正符閤中國實際的馬剋思主義。身處閩西的毛澤東收到瞭硃德拋來的橄欖枝，從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煥發齣革命樂觀主義和大無畏的精神。

　　陳毅來到上海嚮中共中央提交瞭《關於硃德、毛澤東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硃、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等五個書麵材料，實事求是地報告瞭紅四軍各方麵的詳情，使中共中央正確地認識瞭毛澤東和紅四軍。

　　在接到紅四軍處於生死關頭的消息後，陳毅立即動身奔迴福建。他還給毛澤東送去瞭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從路綫上肯定瞭毛澤東的領導，並以誠懇的態度打動瞭毛澤東，將其請迴紅四軍。1929年11月28日，紅四軍九大（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勝利召開，這次會議糾正瞭黨內和軍隊內的種種錯誤。

　　在艱苦的行軍和殘酷的軍事鬥爭中，毛澤東這位“山溝溝裏的馬剋思主義者”用自己探索齣的中國的馬剋思主義摺服瞭幾位領袖，在鬥爭中播撒真理、團結同誌、縱橫捭闔，堅持用中國人自己的馬剋思主義真理來建黨建軍。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為反對黨內教條主義而撰寫的第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迴答瞭如何正確對待馬剋思主義、如何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等問題。20世紀60年代，在迴憶創作這篇文章的情形時，毛澤東稱：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瞭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作“本本主義”。

　　馬剋思主義的“本本”是需要學習的，但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閤。我們需要“本本”，但我們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做實事求是的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這正是馬剋思主義真理的魅力所在。

　　2.“沒有抽象的馬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剋思主義。”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革命送來瞭馬列主義，但沒有送來如何運用馬剋思列寜主義的“靈丹妙藥”。苦悶，糾結，彷徨……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工具，為何中國革命依舊亂象叢生？從井岡山到陝北，從長江到黃河，一路走來，毛澤東一直思忖著這個陌生的課題。

　　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毛澤東稱作的“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即從大革命的興起到北伐戰爭的失敗，從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年幼的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的卵翼下像是個苦命的孩子，而當與共産國際失去聯係時卻又能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通過對“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反復比較，毛澤東深化瞭“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的思考，催生齣一個驚天的認識：馬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閤。

　　1937年，王明從莫斯科飛迴延安，同行的還有康生、陳雲以及帶來的斯大林關於中國抗戰的指示。毛澤東、張聞天、硃德、周恩來等一行在機場為王明舉行瞭盛大的歡迎儀式。毛澤東稱王明為“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

　　迴到延安，王明真的就做起瞭“欽差大臣”。在隨後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他自恃手握共産國際的“尚方寶劍”，一方麵賣力地鼓吹“一切經過統一戰綫，一切為瞭統一戰綫”的旨意，另一方麵對於抗戰以來中共的路綫、方針和政策給予瞭尖銳的批評。王明批評張聞天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劉少奇被點名批評，稱之“小冊子太多”。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錶現，張國燾迴憶道：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纔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

　　鑒於王明的特殊身份，特彆是中共黨內長期“以俄為師”的思維定式，追隨王明的人很多。彭德懷迴憶道：

　　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誌路綫的正確性，而是受瞭王明路綫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綫，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綫，是采取瞭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

　　在這次會議上，“做瞭實質上抵製王明錯誤”的隻有毛澤東一人。在一邊倒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抵製也隻能是一種有限度的抵製。12月11日，他在發言中也承認“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錶示統一戰綫工作“總的方針要適閤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閤作，大傢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麯求全，仁至義盡”。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憤懣、孤獨，從毛澤東下麵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一二：

　　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隻是對持久戰、遊擊戰為主，統一戰綫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

　　“欽差大臣”的影響還在“發酵”。一位經濟學教授，把《資本論》讀得很熟，可被問到陝甘寜邊區實際經濟問題時，他竟然迴答：“這個，《資本論》裏沒有講，我不能解答。”一位乾部，第一天到洛川工作，第二天就下瞭一道命令：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毛主席見到他後就問：你把一切苛捐雜稅都取消瞭，究竟有哪幾種苛捐，哪幾種雜稅？這個同誌被問得啞口無言。當時的熱血青年，迷醉於教條主義的光環。青年們的兩個口袋裏，隻要一個口袋裏裝的是毛主席的書，另一個口袋裏裝的書必定是王明的。許多女大的學員把會背馬列書、會講外國話視為找對象的條件。

　　十二月會議的切膚之痛，邊區政治生活中的“微妙”變化，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和憂慮。王明，這個早就在土地革命時期，因米夫支持“一步登天”而掌舵的留蘇學生，就曾因聽命於共産國際的“左”，緻使中國革命成果幾近喪失殆盡。抗戰伊始，又領銜“右”的聖命，使抗戰偉業瀕臨危機。王明何以忽“左”忽“右”？錯誤思想的根源是什麼？

　　在長期的革命中，“對事情總不滿足於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源上去探索”的思維，早已成為毛澤東顯著的思維特點。在他看來，王明的忽“左”忽“右”，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依然是教條主義。在此前不久，毛澤東就曾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從方法論的高度上一語道破“左”的錯誤實質。雖然很多時候，真理隻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麯高和寡。這成為抗戰初期“右”的錯誤較難受到抵製的深刻思想根源和曆史原因。

　　中國革命吃教條主義的苦頭實在是太多瞭！如果不從理論上徹底解決科學對待馬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確立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任憑這種來自共産國際的“右”的錯誤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齣於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憂慮，毛澤東此時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懣。

　　延安的窯洞裏燈火通明，毛澤東奮筆疾書，終於趕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前寫下瞭《論新階段》。他論述道：

　　馬剋思、恩格斯、列寜、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

　　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剋思主義者，但馬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纔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剋思主義，就是把馬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

　　離開中國特點談論馬剋思主義，隻是抽象空洞的馬剋思主義。因此，馬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個錶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在毛澤東眼中，馬剋思主義必須得到發展，必須使馬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大眾化，必須探究馬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使其中國化。這樣的主張得到瞭其他同誌的支持和擁護。就連犯教條主義錯誤最嚴重的王明，都不能不對這一倡議做齣迴應：

　　馬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馬列主義民族化，即是將馬剋思主義具體運用於中國，是完全對的。的確，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地中國化，成為中國血肉之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曆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産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到孫中山），纔能夠真正傢喻戶曉和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論新階段》是中共高層倡議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發聲。當曆史學者習慣於津津樂道《論新階段》在馬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時，我們更情願將其置於更為廣闊和恢宏的中國曆史背景之下去考量。一旦以這樣的視角來審視這篇文章，便不難發現，它構成瞭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當然，與《反對本本主義》《矛盾論》《實踐論》不同，這次毛澤東成功瞭。他關於馬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剋思主義指導中國勝利的路徑，贏得瞭黨內其他同誌的廣泛尊重與認可。

　　在創立自己的學說伊始，馬、恩就反復強調：我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而非教條。毛澤東與王明的不同就在於，毛澤東諳熟於此，倡導並堅持馬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開闢瞭馬剋思主義的新境界，並推進瞭中國革命的進程。相反，王明卻把馬剋思主義當作瞭萬古不變的教條，既窒息瞭馬剋思主義的生命力，又貽害中國革命不淺。在曆史與事實的教育下，馬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閤的原則在黨內確立。

　　真理的光芒透過時空，讓人們看到瞭事實的本相，並從中獲得力量與智慧。任何理論都離不開其成立的主客觀條件，抽掉瞭其存在的“土壤”，那就隻剩下瞭一束艷麗的“塑料花”，卻往往被誇誇其談者視為至寶。他們當然也懂得凡是有生命的東西，永遠離不開土壤，一旦把它視為永恒不變的真理，就變成瞭用來裝點門麵的東西，其實也成為用來嚇唬人的道具。可以說，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知之甚少的王明，就是一個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上存在一條真理，卻能解決所有現實問題的人。與其說是理論上的不成熟，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力貧乏的“懶漢”。與之相反的是，被他經常譏諷和輕視的毛澤東，沒留過洋，沒喝過洋墨水，更沒有久居大城市。一個成天在山溝溝裏蝸居的人，怎麼會有超拔驚天的思想？事實上，關於馬剋思主義真理的魅力，毛澤東概括得再簡單不過，那就是重在學會其觀察事物、分析矛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此，從他的嘴裏，永遠聽不到經典的口訣，聽到的恰恰是最樸實無華的“大白話”，而正是這些“大白話”，一語道齣瞭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隨著時間和革命實踐的推移，其思想的光芒徵服瞭一切教條主義的無知和傲慢。就連外國學者也稱毛澤東贏瞭，豈不知這場勝利，他贏得並不輕鬆，而是異常艱難。與其說這是毛澤東個人的勝齣，毋寜說是真理贏得瞭尊敬。

　　3.“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

　　當時的中國鞦脈若浮，如落榆莢，如送歸鴻。但延安讓人驚詫，驚詫於在食不果腹的貧弱中贏得瞭兵強馬壯。半個世紀以來，無數的學者都在解讀這段傳奇的曆史，卻總是繞不過延安整風於靈魂的洗刷。同時，提到延安整風，繞不過的理論滋養正是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

　　經曆4年的砥礪，1935年近乎“皮包骨頭”的共産黨，開始兵強馬壯。在這種形勢下，如果缺少馬列主義的規訓，壯大的隊伍裏定會魚龍混雜。隨著20世紀40年代的到來，這一矛盾凸顯瞭，特彆是在軍隊當中，各種非無産階級的思想盛行，若不切實有效地解決，流毒必將禍害全黨全軍。最關鍵的還是黨內主觀主義特彆是教條主義的遺毒雖幾經努力，仍沒肅清。畢竟，理論上弄清楚一個問題，並不代錶實踐中能將其貫徹得很好。也就是說，在黨內，真正能自覺地把馬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閤的人並不多。解決科學對待魂：延安精神的力量與時代價值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