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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延安精神的力量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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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楠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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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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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1309370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879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3-01
用纸: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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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莱特发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之问几年后,她在到达延安后找到了答案。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条件艰苦、物质贫乏的陕北由弱变强,从小到大,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她的力量源自哪里?

  作为一部通俗理论读物,本书的特色在于用故事来说理,在文献中找根据,用大白话讲大道理。作者以延安往事为主线,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为重点,回顾了延安时期诸多有哲理、有力量的经典故事、经典文章、经典论断,对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进行了原汁原味的探讨,讲述了延安时期的人、事、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本书又是一部重铸党魂的力作。走过了95个春秋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跨入了新的历史关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从这里找寻力量。习总书记也说,“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也能让每个党员干部提振精气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奉献、去担当。

作者简介

  陈燕楠,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曾挂职任中共山东淄博市委副书记。

  2009—2015年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理论研究,在国内早开展研究式、体验式等培训方法创新。近年来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等领域特别是党性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精辟阐述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好书。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仔细品读此书,将把我们带回那个热血澎湃的激情岁月,揭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密码,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虞云耀(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这是一本把我们带回到延安时期,浴血奋战岁月的好书。共产党为祖国奋斗的使命与担当、为人民造福的激情与奉献,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共和国的精神力量和党的财富。

  ——石仲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本书通俗生动,情理交融,给人以智慧、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从延安历史中可以观大局、观方向、观大势,从延安精神的宝库中更能汲取党的建设的力量。

  ——梁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目录

第一章·党始终指引着中国的方向·/001

第二章·赢得了民心:党成功的奥秘·/019

第三章·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039

第四章·朋友越多越好: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利器·/068

第五章·党的干部就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084

第六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党的精神力量·/103

第七章·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做支撑·/124

第八章·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142

第九章·他们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65

第十章·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180

第十一章·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199

第十二章·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党的决心与信心·/221

第十三章·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243

结语·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269

后记·/271

精彩书摘

  第三章

  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

  徜徉在杨家岭,漫步在枣园,徘徊在凤凰山,踟蹰于王家坪。这些来来往往的脚步,缘于这里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思绪绽放的翅膀。

  有时候,让人遐想的不只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不只是同甘共苦的历史记忆,还有历久弥新的理论光辉。

  延安,让人难以割舍,缘于延安的窑洞里存活着中国革命的真理。

  一、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站在新时期的拐点,我们可以大胆地鞭挞故纸堆上被历史洪流所泯灭的鼠目寸光,可历史却固执地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投射着先辈们思想的闪光。胡适曾在《旅京杂记》一文中写道:

  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

  或许他的立场就像他自己所批驳的那样,阐释着杜威的实用主义。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论何尝不是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1.“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30多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随后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中共在遭遇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之际,于彻悟中的共同心声。毛泽东后来多次对外国朋友提及: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并发动了秋收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军屡屡受挫,困顿且迷惘。是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还是退却?部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主之下,决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这与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策略悖逆。当然,该策略并非此时中共中央的独立政见,而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结果。“退往湘南”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出发,违背中央意图却最终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

  南下退却也并非一帆风顺,疲劳、饥饿和伤病困扰着这支南下的部队。战士的意志几乎被消磨殆尽。逃跑,在这支队伍中是稀松平常之事,对部队改编和整顿势在必行。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在连队建党支部这一建军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垮。

  这里多少已有“武装斗争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

  这种不成熟但却先进的思想火花,与此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这成为此后这一思想屡遭指责的重要诱因。

  罗霄山脉绵延起伏,井冈山层峦叠嶂,季风气候的湿润梅雨,鄱阳湖畔的水稻蚕桑,造就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鱼米之乡。从城市转向农村,一路南下的起义军历经艰险,终于到了井冈山。

  会师有些日子了,岁月相对复归平静,但人们的心情却显露不出一丝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阴郁笼罩。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和忧虑,毛泽东似乎比其他领袖表现得更加刚毅果决,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离开长汀来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对于中共中央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他发出了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对之声,并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起草了回信。此后一段时间,红四军辗转于赣南闽西,寻机歼敌。

  雪上加霜的事发生在5月份。是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红四军工作,被委任为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下车伊始,刘安恭即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横加指责。 为了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问题,1927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对红军领导必须集权制”及“反对流寇思想”等正确主张,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机会主义”的罪名,更从组织上丢掉了前委书记一职,变成了前委委员,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被调离红四军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带着身怀六甲的贺子珍赴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本来由于梅雨天气的影响,他的疟疾就比较严重,再加上此时内心的苦闷晦暗,整个人似乎都显出虚脱之状。

  红四军的七大结束了,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红四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如地火一般,随时可能冲破薄弱地带喷涌而出。

  历史就像命运一样多变,时而一帆风顺,时而一波三折。此时的红四军在军事上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军心涣散。很多军事干部充满离队情绪,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红四军濒临瓦解的境地。而此时的朱德没了毛泽东这位娴于组织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顿感压力如山。

  情急之下,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但由于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尚未肃清,特别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单纯的军事观点,致使红四军在八大召开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显出无组织性,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争论整整两天,前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与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开的结果其实就是没有结果。

  领袖终归是领袖,异于常人的不仅是其非凡的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更在于其有流水般包容万物的情怀。经历了红四军七大之后的种种挫折,朱德深感自身组织能力的缺乏。同时,经过反复比较,他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主张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恰恰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身处闽西的毛泽东收到了朱德抛来的橄榄枝,从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焕发出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

  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使中共中央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和红四军。

  在接到红四军处于生死关头的消息后,陈毅立即动身奔回福建。他还给毛泽东送去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从路线上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并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毛泽东,将其请回红四军。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错误。

  在艰苦的行军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探索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折服了几位领袖,在斗争中播撒真理、团结同志、纵横捭阖,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来建党建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在回忆创作这篇文章的情形时,毛泽东称: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作“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所在。

  2.“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没有送来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丹妙药”。苦闷,纠结,彷徨……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工具,为何中国革命依旧乱象丛生?从井冈山到陕北,从长江到黄河,一路走来,毛泽东一直思忖着这个陌生的课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毛泽东称作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兴起到北伐战争的失败,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卵翼下像是个苦命的孩子,而当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时却又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通过对“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深化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考,催生出一个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同行的还有康生、陈云以及带来的斯大林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一行在机场为王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称王明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回到延安,王明真的就做起了“钦差大臣”。在随后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自恃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方面卖力地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旨意,另一方面对于抗战以来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王明批评张闻天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刘少奇被点名批评,称之“小册子太多”。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张国焘回忆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鉴于王明的特殊身份,特别是中共党内长期“以俄为师”的思维定式,追随王明的人很多。彭德怀回忆道:

  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在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抵制也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12月11日,他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愤懑、孤独,从毛泽东下面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一二:

  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是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钦差大臣”的影响还在“发酵”。一位经济学教授,把《资本论》读得很熟,可被问到陕甘宁边区实际经济问题时,他竟然回答:“这个,《资本论》里没有讲,我不能解答。”一位干部,第一天到洛川工作,第二天就下了一道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主席见到他后就问:你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被问得哑口无言。当时的热血青年,迷醉于教条主义的光环。青年们的两个口袋里,只要一个口袋里装的是毛主席的书,另一个口袋里装的书必定是王明的。许多女大的学员把会背马列书、会讲外国话视为找对象的条件。

  十二月会议的切肤之痛,边区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王明,这个早就在土地革命时期,因米夫支持“一步登天”而掌舵的留苏学生,就曾因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左”,致使中国革命成果几近丧失殆尽。抗战伊始,又领衔“右”的圣命,使抗战伟业濒临危机。王明何以忽“左”忽“右”?错误思想的根源是什么?

  在长期的革命中,“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的思维,早已成为毛泽东显著的思维特点。在他看来,王明的忽“左”忽“右”,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依然是教条主义。在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方法论的高度上一语道破“左”的错误实质。虽然很多时候,真理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曲高和寡。这成为抗战初期“右”的错误较难受到抵制的深刻思想根源和历史原因。

  中国革命吃教条主义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任凭这种来自共产国际的“右”的错误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毛泽东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懑。

  延安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奋笔疾书,终于赶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前写下了《论新阶段》。他论述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在毛泽东眼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得到发展,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使其中国化。这样的主张得到了其他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就连犯教条主义错误最严重的王明,都不能不对这一倡议做出回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列主义民族化,即是将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地中国化,成为中国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论新阶段》是中共高层倡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发声。当历史学者习惯于津津乐道《论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时,我们更情愿将其置于更为广阔和恢宏的中国历史背景之下去考量。一旦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这篇文章,便不难发现,它构成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当然,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不同,这次毛泽东成功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胜利的路径,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的广泛尊重与认可。

  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伊始,马、恩就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毛泽东与王明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谙熟于此,倡导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并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相反,王明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既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又贻害中国革命不浅。在历史与事实的教育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党内确立。

  真理的光芒透过时空,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本相,并从中获得力量与智慧。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其成立的主客观条件,抽掉了其存在的“土壤”,那就只剩下了一束艳丽的“塑料花”,却往往被夸夸其谈者视为至宝。他们当然也懂得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永远离不开土壤,一旦把它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变成了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其实也成为用来吓唬人的道具。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知之甚少的王明,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真理,却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人。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成熟,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力贫乏的“懒汉”。与之相反的是,被他经常讥讽和轻视的毛泽东,没留过洋,没喝过洋墨水,更没有久居大城市。一个成天在山沟沟里蜗居的人,怎么会有超拔惊天的思想?事实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毛泽东概括得再简单不过,那就是重在学会其观察事物、分析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他的嘴里,永远听不到经典的口诀,听到的恰恰是最朴实无华的“大白话”,而正是这些“大白话”,一语道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随着时间和革命实践的推移,其思想的光芒征服了一切教条主义的无知和傲慢。就连外国学者也称毛泽东赢了,岂不知这场胜利,他赢得并不轻松,而是异常艰难。与其说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出,毋宁说是真理赢得了尊敬。

  3.“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当时的中国秋脉若浮,如落榆荚,如送归鸿。但延安让人惊诧,惊诧于在食不果腹的贫弱中赢得了兵强马壮。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学者都在解读这段传奇的历史,却总是绕不过延安整风于灵魂的洗刷。同时,提到延安整风,绕不过的理论滋养正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

  经历4年的砥砺,1935年近乎“皮包骨头”的共产党,开始兵强马壮。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缺少马列主义的规训,壮大的队伍里定会鱼龙混杂。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到来,这一矛盾凸显了,特别是在军队当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盛行,若不切实有效地解决,流毒必将祸害全党全军。最关键的还是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遗毒虽几经努力,仍没肃清。毕竟,理论上弄清楚一个问题,并不代表实践中能将其贯彻得很好。也就是说,在党内,真正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人并不多。解决科学对待 魂:延安精神的力量与时代价值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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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为我心忧谣言止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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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不错,很喜欢,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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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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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很好,字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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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高的,确实是挺好用的,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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