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早期，英国人对妥协持积极的看法，将其视为自由政治的健康属性；法国人却鄙视妥协，将其视为对自己内心良知的背叛。针对这种现象，作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梳理了“妥协”这个重要却被污名化的概念谱系，通过追溯从雅典、罗马到近代早期欧洲的思想根源，将欧洲古代、近代至现代对妥协的哲学探讨连接起来，重建了“妥协”的观念体系，在政治学的空白处获得了成功。其洞见引起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执政者的重视。

作者简介

阿林·弗莫雷斯科（Alin Fumurescu）

美国休斯敦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政治思想史，其论文在多种著名政治学刊物上发表。博士论文荣获2013年美国政治学学会“列奥·施特劳斯奖”。《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被媒体选为年度25部杰出学术专著。

-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 宋体'>在现代世界早期，英国人对妥协持积极的看法，将其视为自由政治的健康属性；法国人却鄙视妥协，将其视为对自己内心良知的背叛。针对这种现象，作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梳理了“妥协”这个重要却被污名化的概念谱系，通过追溯从雅典、罗马到近代早期欧洲的思想根源，将欧洲古代、近代至现代对妥协的哲学探讨连接起来，重建了“妥协”的观念体系，在政治学的空白处获得了成功。其洞见引起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执政者的重视。

精彩书评

这是出色的“妥协”思想史，呈现了这个自16世纪就已产生，到现在却仍处于理论初建阶段的道德和政治的概念谱系。作者考察了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当今世界的政治冲突，通过对欧洲大陆和英美世界相关著作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部内容涵盖广泛，知识底蕴深厚，却毫不艰涩的作品。今后对政治学与思想史的研究都绕不过这部新奇而又深刻的著作。

——马丁·P.汤普森（美国杜兰大学）

作者对历史和哲学的把控功力令人佩服，本书不仅考察了“妥协”概念的词源语义，还探究了“妥协”含义历史演变的原因及思想与实践后果。虽然是严肃的历史和政治理论著作，却文笔生动别致，我愿意极力推荐给每一个人。

——Choice杂志编辑 M.柏海德

什么时候妥协，什么时候不妥协？这是政治行为的关键问题。英国和法国在社会和政治实践上长期存在分歧，这直接影响了近几百年来人们对妥协认识的差异。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能用本书绘制妥协的未来蓝图，可以预期这个未来会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暴力替代品。

—— 约翰·克里斯汀·劳尔森（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精彩书摘

妥协与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的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吸引力……是因为它体现综合了私人和公共的“善”以及个人和社会的迫切需要的因素。

——亚当·B.塞利格曼（Adam B.Seligman）

妥协与契约的同化导致了文明社会和政府的诞生，也给英国人提出了另一个谜题：既然民事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产生都是个人意志的结果，那么文明社会是不是政治的？既然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是人造的产物，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之间的区别又消失了，那么应当如何维持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别？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新的妥协和古典式即古罗马的妥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古典式妥协是私人之间的口头契约，本意是避免正式的司法审判体系及其缺点，却得到了这个司法体系——也就是公共领域的承认和强化。新的妥协也具有这种歧义。它被理解成一种政治的公共的方法，设计目的是保护私人领域免受公共领域的干扰。

马克思领会到政治是个人的，指向“使人分裂成公共和私人两面”，是政治上的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分裂导致的现代政治发展，此言部分正确。他还正确地评述道，在中世纪时期“古老的文明社会具有直接的政治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属于一个或多个团体是构成人的身份的一部分。家庭、宗教、职业等等“以这种形式界定了个人与作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系，也就是说个人的政治关系”。然而他未能注意到在个人内部运作的辩证关系，所以他的最后分析和结论都错了。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的辩证关系在中世纪时曾经存在，渗透进了唯一性与相似性，以及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没有被简化成仅有一个作为某些团体成员的公共维度，虽然马克思和追随他的脚步的学者们如此认为。如果说文明社会的政治性质在近现代要么被废除了，要么广受欢迎，那是因为私人和公共领域要么互相矛盾，要么崩溃了。

现在我们能够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一旦具现化，这种在个人内部运作的遭到遗忘的辩证关系就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法国的向心的个人主义加上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的彻底分离，以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混乱而告终。从此以后，欧洲人时常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得不面对个人的是政治的这种主张。另一方面，英国的离心的个人主义加上两个领域坍缩至一个维度的人，一旦具现化，结果导致政治与私人个体的完全疏远，这就是个人的政治化的反作用。

考虑到混乱，对于“个人退回到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异想天开的世界，脱离社群”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废除国家进而抹消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别，这不足为奇。于是废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的家族等等便成了必要的步骤。近年来，多元文化论的信徒和女权运动的某些论述从不同的方向应对同样的问题，但是也伴随着两个领域的混乱。构成个人的特点——比如性别、种族、宗教等等——变成了决定性的特点。还有另一种曲解，马克思和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私人合并入公共领域会导致私人与公共的区别消失，而对政治持经济的“现实主义的”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私人与公共的区别会由于私人领域接管公共领域而消失。自不必说，前者自愿妥协的可能性近乎为零，而对于后者来说，妥协享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

显而易见，由于妥协的内置的歧义，在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别或缺乏区别的实际斗争中，大多数人认为文明社会作为两者的中介给当代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文明社会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流行，它如此的模棱两可以至于不仅吸引了自由主义者，而且吸引了保守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构成文明社会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辩证关系和紧张状态”似乎有足够的吸引力，鼓动起了许多学者的干劲。，但是如果像我们试图阐明的那样，私人与公共的交叉从个人内部开始，那么文明社会就在很大程度上以扭曲的形式投射了自我的两个领域的这种失落的辩证关系。倘若如此，我们理解文明社会的方式就与我们理解自己的方式有密切的关联。再者，就历史学角度而言，它仍然与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前言/序言

致谢

多年（太多年）以来我一直确信，很多书里出现的“致谢”仅仅是一种出于礼貌的惯例，直到我自己动笔才改变了看法。现在我明白并且确信，假如没有许多人的帮助，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出版，他们值得我无条件地感谢。

分不同的类别来表示我的感谢可能比较简洁——我在学术、经济、情感等等方面得益于各种各样的人。不过那是无用的计划，因为首先帮助不是送上门的包装利索的包裹，每个上面都贴好了标签。事实上，帮助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的无限慷慨：它不是配给的，而是主动提供的；它不是单纯出于理性算计的显示（虽然在许多场合它必然如此），它还是一种“内心的习惯”。

因此请允许我没有损害地妥协。首先我想感谢布鲁明顿（Bloomington）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委员会成员：杰弗里·艾萨克（Jeffrey Isaac）、拉塞尔·汉森（Russell Hanson）和威廉·肖伊尔曼（William Scheuerman）。假如没有他们的忠告和毫不吝惜的帮助，就没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没有这本书。奥雷利安·克拉尤图（Aurelian Craiutu）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批评和鼓励完全有可能结合在一起，他既是难以取悦的委员会主席，又是真正的朋友。

在过去这些年间，许多学者的专业知识令我获益，其中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南内尔·基奥恩（Nannerl Keohane）和卡里·内德曼（Cary Nederman）的评论和建议尤其令我受益匪浅，它们在我写作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只能希望他们关于新想法的热情依旧如我感受的一样有感染力。我在杜兰（Tulane）大学的第一年，viii原稿进行了最终评审，其间迈克尔·朱克特（Michael Zuckert）的帮助非常重要——虽然他本人不会承认，多亏玛蒂·汤普森（Marty Thompson）的支持和友谊——我是否有资格这样说？——我的原稿才得以完成。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事实：尽管应该感谢很多人，假如没有我的妻子安卡（Anca）无条件的爱和耐心，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完成。经过这些年之后，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无法妥协。因此我把这本书和全部的爱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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