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在齐国时，一次，他看见齐宣王用一只羊代替牛来做祭品。于是说了这句流传千古的话：“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意思是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它们死；听到它们哀鸣的声音，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要离厨房远远的。南怀瑾先生认为，这种心理正是一种恻隐之心，跟君子把厨房留给女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因此，不得不佩服后世君子们曲解经典以“为我所用”的功力，真是登峰造极。

　　远庖厨，是恻隐之心的表现，君子就入佛吃斋不杀生了吗？非也，酒肉穿肠并不是君子所不为。再说，植物也是生命啊，是否就不进食了呢？当然不是，因此孟子的“君子远庖厨”阐述的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一些不得已。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吃素食也好，吃肉食也罢，总是一种不得已。认识到这种不得已，从而产生恻隐之心、远庖厨，这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并非是要做给谁看。

　　在社会中，在人生中，我们也有很多不得已，首先我们要明确那是不得已，是要尽量避免的，奴隶的身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奴隶的人竟然抚摸着伤口体会出做奴隶的美来。吃牛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西班牙人把虐杀公牛当成一种娱乐；吃驴肉也不见得如何可恨，可恨的是有的国人想出活剥驴皮这种残暴的行为。远庖厨就在于一种勇于自责的清醒和试图摆脱的渴望。

　　因此，面对人生的不得已，要常怀恻隐之心。凡人之所以为人者，唯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恻隐之心”就是仁民爱物之心。见到一切动物有苦难，自然会产生同情心，这就是“恻隐之心”。

　　从前有位比丘，修行已经证得了六神通，跟一位小沙弥住在一起。

　　一次，比丘在禅定中，见到小沙弥只剩7天寿命了，心中不忍，于是叫小沙弥返家看望父母。结果7天过后，小沙弥竟然又回来了。比丘感到很奇怪，就再入定观察，发现小沙弥寿命得以延长，于是比丘问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小沙弥想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说了一件他自认为很普通的事情。原来，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河边的一个蚁穴，水快要流进蚂蚁洞了，小沙弥急忙脱下袈裟，拿泥土把水挡住。小沙弥就是因为救护蚁命的因缘，而延长了12年的寿命，后来他更加认真修行，证得了四果罗汉。

　　小沙弥护住蚁洞一事，看似举手之劳，却因其怀有一颗恻隐之心，自得善报。

　　恻隐之心乃是在人的心灵中汩汩流淌的善良情感的甘泉，它滋润着人的心灵，使人不至于变得冷酷，它使人具有仁爱之心和悲悯情怀，它构成无数善良而又高尚的动机。

　　但是不是任何恻隐之心都会得到回报，在大发你的同情心时，也要分清状况，认清对象，并想到后果，否则，就会陷入东郭先生的境地。

　　明代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中记载了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书生东郭先生背着一口袋书，在去中山国谋官的途中，遇到一只受伤的狼，狼恳求他帮忙，以便逃过猎人的追捕。东郭先生看到这只受伤的狼很可怜，便把狼藏在了自己的书袋里。

　　不一会儿，猎人追了上来，发现狼不见了，就向东郭先生询问狼的去向，结果东郭先生骗过了猎人。等猎人走远后，他又把狼放了出来。不料，狼却嗥叫着张牙舞爪地扑向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徒手同狼搏斗，嘴里不断对狼喊着“忘恩负义”。幸好一位农夫走过来，将狼重新骗入口袋中，并对东郭先生说：“这种伤害人的野兽是不会改变本性的，你对狼仁慈，简直太糊涂了。”说罢，抡起锄头，把狼打死了。

　　《红楼梦》中有云：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其本来喻指人忘恩负义，其实狼的本性如此，一切都是由于东郭先生乱动恻隐之心导致的。所以凡事要辩证对待，不可一味地偏执于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总之，君子远庖厨，呼唤的就是一颗恻隐之心。对万物常怀恻隐之心，愿意珍重一切生命，这样也就找到了做人的快乐。

　　方正做人，圆滑处事

　　孟子曾引用过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第一个制作陶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这就是一种行为心理学。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在以活人陪葬的想法。南怀瑾先生用一个例子来论证这种行为心理学的观点，他说：“许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虽然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干等，但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与前面的“始作俑者”相同，都是意在说明行为是心理的一面镜子。

　　因为人的心理是行为的依据，通过行为可以很容易捕捉到一个人的心灵品质。

　　《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中载有“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年轻的时候曾一起到外地访师求学，二人关系很好。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对此，管宁无动于衷，依然挥锄不止，就当锄去瓦砾一样；华歆则捡起金子扔到一边。还有一次，他们同坐在一张席上读书，恰好一位达官贵人乘坐华丽的官车从门外经过，前呼后拥，好不热闹，管宁就像没听见一样，仍旧读书，而华歆却跑出去看了一会儿才回来。等华歆回来后，管宁就把坐席割断，并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管宁割席，只因二人的追求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人认为管宁是不为荣华所动的君子，而华歆是向往富贵的人，其人品高下自现。

　　正是行为如镜可观心。只有德馨才能身正，向来具有金玉人品、正直人格的人才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也是为人们所传颂、赞扬的人。

　　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有一次，在路过武昌总督府时，他想见一见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是就让守门人传一张便条进去。张之洞打开这张便条，只见上面写着：“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张之洞没听过这个人，好奇其有如此大的口气，于是问道：“他是什么人？”

　　守门人说：“一个书生。”

　　张之洞非常不高兴，提笔在便条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白衣尚敢称兄弟？”

　　守门人出来，将便条递给孙中山，孙中山看过之后，从容地在上面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

　　守门人又将便条传了进去，张之洞看过之后，连忙说：“请！”

　　孙中山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可见其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和不惧怕权贵的精神。同时，当时身在高位的两广总督能折服于孙中山的气势，也可看出他的器量及识才爱才之心。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孙中山运气好，恰遇君子，否则遇一昏官，早给他吃闭门羹了。

　　为人处世，需要一颗方正的心。但是有方无圆，则性情太刚，太刚则易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点样的人，他们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自命不凡，却又处处碰壁，遇挫折不会变通，很容易歇斯底里，自暴自弃，并把自己推向极端。有圆无方，则谓之太柔，太柔之人缺筋骨，乏魄力，少大志，在生活中难以有大作为。所以方圆相生才是为人处世之本。

　　“方”乃做人之根本，“圆”乃立世之道。纵观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为什么铜钱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中国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做事要方，做人要圆。凡事都在圆中预，方中立，这是古人谋事的原则，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世间事物都在方圆之中，而方圆是历史和哲学的辩证。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魏文侯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文侯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道：“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文侯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文侯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文侯恼羞成怒，命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文侯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文侯听罢，觉得有理，急忙命人把任座重新请了进来。

　　上文中第一种人一心曲意逢迎，为人圆滑却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过于刚正，险些因之获罪；最后一位大臣，柔中带刚，既使魏文侯喜悦，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处世之道，即内方外圆之道。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只有内方，具有正直的品格，为人处世才能无愧于天地，但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过于刚直则易折，因此凡事要学会变通，要讲究圆融，即外圆。外圆是以万变来处理内方这一不变。懂得这一道理，行走于人世间就会游刃有余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要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正确运用处世的方法谋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让人生之路通达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