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调控是有区别的，需求端的调控主要是刺激总需求或者抑制总需求，无论是刺激还是抑制，都要通过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来解决。而供给端的调控就不是这样，需求调控在国民经济管理中被认为是短期或者近期调控，因为它见效快。而供给端调控被认为是中期调控，因为它涉及发展方式的转变、部门结构的调整，还包括技术水平的提高，这跟需求调控是不一样的。现在两个方面的调控要并重，我们过去只强调了以需求调控为主。需求调控转到供给方面的调控，其中会碰到一系列难题，需要加大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大家都知道，发展方式的转变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关停并转，这样就容易产生问题，关停并转会导致工人下岗失业。

　　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次在国有企业当中，包括竞争性行业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国家不设比例，只有某些专门行业需要国家控股。不设比例就存在一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不裁员。因为20世纪90年代国企裁员，实行买断工龄，之后留下许多后遗症，下岗工人都在埋怨，而且工人年龄都四五十岁了，四五十岁再找工作很难。改革问题由下岗员工来承担，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次不裁员，要随着以后经济的发展来吸收他们上岗，增加收入。这个方针是对的，这就是供给端的改革。

　　供给端的改革重点是短板行业要加大投资，我们靠什么来竞争？靠短板行业来竞争。短板行业如果不加强投资，怎么创新？创新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来研究，创新成功了给企业减税，可是企业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在于实验过程中谁来给予企业帮助，因为实验成功前是没有减税的。所以，应该在实验的过程中、失败的过程中不断给予创新企业一些帮助，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从供给端发力的主要方面。供给端发力跟需求端发力是相互拉动、相互影响的。为什么相互影响呢？因为要扩大需求就需要用财政政策跟信贷政策，供给的增加又要通过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的调整等来实现，这些都需要投资。

　　而利润率的供给是不一样的，需求端政策的调整见效快，供给端的调整见效慢，它是中期的调整任务，所以一定要注意双方的互动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加强互动？两个措施最重要。第一，不能用过去的那种大水漫灌的方式，应该抓紧定向调控。定向调控最近很有成绩，比如扶贫，现在的扶贫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扶贫是一种定向扶贫，这叫滴灌，看准了滴水，而不是大水漫灌，这就见效了。再比如，定向调控对供给端也是一样的，支持什么行业，不支持什么行业，哪些行业可以多给贷款，哪些行业不给贷款，决策的水平要提高。

　　第二，为了使长期、中长期结构调整到位，我们必须要培养人才，供给调控可以起作用，但供给调控和需求调控不一样，需求调控是近期调控。在现有基础上，供给调控遇到三个不足。第一是资本不足，因为供给调控要建立新工厂、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等，需要大量资金，涉及如何筹集的问题。第二是公共设施不足，物流、资源开发、土地利用等都很紧张，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把资源供给问题解决好。第三是熟练工人、技术人才、专业人才不足，这是没法短期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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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这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供给侧的逻辑

　　我们从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着重在需求侧转向着重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是积极的转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现在会碰到这么多问题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驾马车”。

　　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思维就是认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作“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在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然而，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经济增速回升得很少且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第二，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就开始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使得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办法的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种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2015年，社会各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特别是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层领导人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包括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这三个因素如下：第一个因素是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在消失，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着重在第三个供给驱动因素，即效率提高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如何改善供给

　　那么，怎么能够改善供给？其实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呢？当时在普及宣传“九五”计划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不过后面慢慢人们就忘了。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2000年的5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过去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订“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得很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起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是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所以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得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问题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出手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体系。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效率，而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给企业大量补贴发展光伏产业、LED（发光二极管）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突破变革关口

　　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共同实现改变。所谓突破变革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过去政府总是做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譬如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目标、确定技术路线、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阶段，仍然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会削弱市场竞争。

　　所有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市场化、法治化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取舍问题，能否支持这样一些可能会损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是全力支持还是阻挠、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外，企业家要做好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者优惠政策等。但是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转变，使得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从事业务活动，并且要把企业办得很成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不能再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才能把企业办得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推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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