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读懂中国改革1：新一轮改革的战略与路线图》，纵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评判改革成败得失，厘清中国改革逻辑，解读未来中国道路。
十八大之后，人人热议改革。为了更好地出发，我们有必要回望、梳理和预测。
本书汇聚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精英学者，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郑永年、华生……聚焦新一轮改革的路径与战略，对中国改革这一宏大话题进行深入解读。
从经济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的路线图到改革的突破点，从人口红利到利益逻辑……各路学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回顾改革，前瞻国是，对如何克服当前改革的阻力、如何有效推进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展望、分析和设计，以期让民众读懂中国改革，成为大众把脉时局、改变命运的引路之作。，深入了解今日中国，把握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精彩书评

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 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是开放的，当外部出现危机的时候，它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这个就是制度的相对优势。对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可改革的制度比一个完美而不可改革的制度更重要。

代序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林毅夫
*部分改革回望
*章　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
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吴敬琏
改革是怎样重启的/胡舒立　霍侃　杨哲宇
杜润生和中国农民的一个世纪/马国川

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
重温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石仲泉
转型闯关—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改革闯关/管清友
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张维迎
中国道路的实质与真实历程 / 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

第二部分改革进程及其问题
第三章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转型期的社会稳定/任剑涛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周其仁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陈志武
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孙立平
“大部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竹立家
第四章　当前中国改革*紧要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应该首先抓哪些方面/厉以宁
当前中国改革*紧要的问题/吴敬琏
制度是一根链条，改革可以从任何一个环节着手/张明澍
危机、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增长/张军
改革不是革命，过河还得摸石头/吴稼祥

第三部分展望改革和我们的未来
第五章　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厉以宁
未来十年是改革“窗口期”/张维迎
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夏斌
改革的路线图与公信力/许小年
利益逻辑与中国改革的困局/郑永年
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王丰

第六章　中国改革该向何处去
如何有效推进改革？/周其仁
中国改革该向何处去/张千帆
中国如何赢得新一波开放政策/郑永年
行政体制内涵式改革开启/汪玉凯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田国强
中国社会的五大颠覆性问题及其改革路径/竹立家

附录一一张图读懂三中全会
附录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精彩书摘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什么叫投资冲动怪圈？它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英国当时的情况是：钢铁产量上去了，技术设备制造发展了，棉布全是用机器纺织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机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机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是轮船和火车。反观中国， 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纺织的棉布，中国的出口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前言/序言

代　序
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集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几个字的改换，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中国台湾与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的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现象，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4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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