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渊源”，第三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体系及其转型”，第四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完善和基本原则”，第五章“中国现行戒毒制度及其问题”，第六章“惩罚吸毒的理由”，第七章“限制吸毒者人身自由的法律问题”，第八章“限制吸毒者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的法律问题”，第九章“吸毒者权利相关法律问题”，第十章“西北禁毒实践的历史片断”，第十一章“陕西社区戒毒（康复）实证研究”。

　　全书综合运用法哲学、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方法，分别从价值、法律、现实三个纬度切入禁毒问题，突破过去对禁毒问题主要从刑法（犯罪学）角度研究的思维定势，站在法理高度，从宪法学、人权法学角度深入研究禁毒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褚宸舸，1977年生，法学博士，现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兼任全国青联委员、陕西省青联常委、西安市法学会禁毒法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等。学术研究方向为禁毒法学、中国宪法学、法理学。

精彩书摘

　　文/ 褚宸舸

　　本书是我十五年禁毒研究的集腋成裘、书边馀墨，反映了我从法哲学、法教义学、法社会学三个维度对禁毒法治的价值、规范、事实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一

　　我能走上禁毒研究的道路，有赖于恩师西北政法学院王宝来教授的引导。1997年年初，为了查找一篇学年论文中古文献的出处，我冒昧地叩响了王老师的家门。他翻箱倒柜找了几十分钟，虽然没寻到我要的答案，但有此机缘，师生便彼此认识了。我旁听过他的一节选修课。那天上课前，他站在教室门口，面带笑容向每位进来的学生颔首致意。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学生，我更多的是去他家里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诚挚交谈。时间长了，聊得投机，彼此就成了忘年交。

　　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在陕甘修铁路十年，之后“只争朝夕”抢时间做学问，操劳过度，不到五十岁就两鬓斑白。但是，他的心态是蓬勃的，乐于向学生学习新知识，倾听学生颇幼稚甚至离经叛道的新观点。他经常说：“即使你在某个专业领域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专业之外永远是无知者。因为你掌握的知识比起你未掌握的或根本不知道的只是九牛一毛。”

　　他待学生宽厚，总是热心地“雪中送炭”。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硬气”和对事业认真、执着的优秀品质。

　　他是中国法学界较早研究青少年淫秽犯罪问题的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就不间断地发表和性法律问题有关的论文，涉及性权利、卖淫嫖娼、防治艾滋病等前沿问题。1993年，他在为同名选修课编订的《中国古代刑法史专论》讲义中，就专章讲授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和对性的法律规制。他的阅读和关注早已超出法律。在1990年代中后期，性社会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福柯、霭理士、潘光旦、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的书他都读了，并在聊天时向我介绍推荐。1997年左右，他开始反思“性犯罪”这个提法本身给“性”带来的污名化问题，主张用“淫秽犯罪”这个语词取代“性犯罪”。他强调不能将“性”描述成丑恶的东西，性违法犯罪的可宥性可作为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考量的因素之一。这个观点切中肯綮，很有创见。此后，他开始构思一部名为《淫秽犯罪论》的专著，并申请到了校级科研立项的资助。

　　但是，当毒情肆虐，毒品犯罪成为中国最严重问题时，出于社会责任感，他暂缓了淫秽犯罪的写作，开始研究中国毒品犯罪及其对策问题，并于1997年申请到司法部课题的立项。他认为“黄赌毒”应该整体研究，但吸毒违法和性违法又有不同，性违法犯罪有较多的生理因素，初始吸毒却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需求。因此，两者在刑事政策设计上应有所区别。他订阅了不少期刊、报纸，每隔十天半月还会把教研室过期报纸上的案例、信息做成剪报。那时，因为互联网尚未兴起，我国犯罪信息也不公开，公安系统以外的犯罪学研究者大都采用这种近乎考古的方式艰难地做研究。

　　1999年10月，他报评正教授。我住在他家里，协助他夜以继日地做专著出版前的校订工作。这个过程，我亲见他做学问的严谨和辛劳，他也看到我的勤奋和认真。师生之谊更深了。职评刚结束，他就开始着手司法部课题的结项，计划是写本三十余万字的专著。他邀我参与课题，石破天惊地提出让我担纲这本专著的副主编。那时课题组成员大都是老师和高年级硕士生。而我只是刚出校门的本科生。此举对我无疑是一种厚爱和提携，但也引起一些非议。对此，王老师当众肯定我所提出的将犯罪学实证方法和刑法学教义学方法融合，反映“西北地区”特点的写作思路，要求大家以我的提纲为基础来讨论。他还给我打气，赞扬我的能力已经超过大多数本校研究生。

　　这种信任，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讲，无异于加上了飞机发动机，成为我从事科研工作的不懈动力。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将2000年以前发表、出版的毒品犯罪论著浏览完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西北地区禁毒史》（5万多字）。他还带我去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户县公安局、雁塔戒毒所等地调研，并请求一些在公检法司工作的校友、学生代为收集资料，由我对这些实证性资料进行整理，从而使我对陕西毒品犯罪和禁毒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

　　2000年8月，王老师调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他取得山大的硕导资格后，马上给我打电话，鼓励我考他的研究生，并相约在威海见面。但是，当年11月24日，他在海泳中遭遇不幸，永远离开了学生和刚起步的禁毒研究事业。他逝世后，师母将他犯罪学领域的许多书籍赠予我。在我早年研究中国禁毒问题时，就是怀着这种传承衣钵的使命感踏步前行的。王老师的风范浸润着我，不知不觉，十五年来我就是循着他的样子做人做事的。

　　2000至2002年，我陆续发表5篇禁毒论文。少作固然是青涩的，但因为用史料说话，虽历经岁月洗礼，至今看来还站得住。

　　为了铭记王老师扶我“上马”的恩情，我对旧文进行删节修改，精炼出至今仍有学术或实践价值的内容近3万字。本书第十章《西北禁毒实践的历史片断》就反映了这些早期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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