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精彩书摘

　　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侵蚀旧制度机体的弊病很多，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这些弊病中，最致命的一个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继续向前追溯，看看那种荒诞而危险的弊病，到底源自哪里。找到了根源，就能知道它还会导致哪些其他弊病。

　　在中世纪的诸多危机中，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的地方自治区。如果不是这样，英国的掌权阶级的诸阶层可能早就脱离民众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一样。只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权阶级和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而当互相理解的需要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刻达成一致。

　　看看英国贵族的这个特点，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有趣。英国贵族在野心的驱使下，经常和下属打成一片，只要有必要，他们还能把下属当成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前面提到的阿瑟·杨格写的《法兰西游记》，是现存的关于旧法国的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之一。其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利昂古尔公爵的乡村宅邸逗留，说自己想和附近最聪明最能干的农民聊上两句。公爵便让管家去叫几个来。这个英国人评论道：“英国贵族，就像这个例子里展示的一样，可以叫三四个庄稼汉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餐，并让他们坐在最高贵的夫人旁边。这种事我在英格兰岛见过成百次，但是，即使你游遍整个法国，从加莱到巴约讷，都不可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无疑，英国贵族的天性比法国贵族要傲慢得多，他们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处境迫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骄傲。为了维持权力，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英国，几个世纪来，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我请你注意：英法本为近邻，但统治原则不同，于是，他们走向了多么不同的方向啊！18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作为失去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14世纪，无论是法国还是在英格兰，都牢固树立了“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观念。人们经常援引它，违反它就等于暴政，恪守它才是合法合理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有诸多类似，但是后来，两个民族的命运分道扬镳，越来越不同。它们可以被比作两条直线，出发点相邻，方向略有不同，结果越往前延伸就离得越远。

　　约翰国王被俘、查理六世疯掉之后，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国民疲惫不堪。我敢断言，从那时起，国王便可不经国民同意便新增捐税了。而卑鄙的贵族因为自己有免税权，所以和国王的意见一致。从此，所有滥权和祸害的种子被种下，而祸害和滥权不仅给旧制度的所有朝代都带来了麻烦，而且还导致了它最后的猝死。我很欣赏科米内这句非凡的话：“查理七世通过了法案，有权不经各阶级同意便可随意征收农业税。这件事成为他及其后继者的沉重心理负担，就像在王国身上捅了一刀，长期流血不止。”

　　而且这道伤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要看透这个事实，就得追溯这个法案在每个阶段的后果。

　　福尔勃奈写了鞭辟入里的巨著《法国财政研究》，其中正确指出，在中世纪，国王通常靠领地收入生活，而“特殊需要出现时，就得由特殊捐税来提供，由教士、贵族和民众共同负担”。

　　14世纪的大部分普通税，都要经三级投票表决，才能通过。这时期确立的几乎所有税项都是间接税，也就是说，所有消费者均须不加区分地缴税。如果是直接税，就不是根据财产缴纳，而是根据收入。比如，贵族、教士和平民都必须向国王缴纳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经国家三级会议通过的税项，效力和省三级会议确立的本地税项相同。

　　确实，从那时起，农业税这种直接税，从来没有向贵族征收过。贵族有义务无偿服兵役，所以贵族可以免缴农业税，但是农业税虽是普遍税，但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更多的是用于领地而不是王国。

　　当国王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动议征收税项时，他非常明白，原则是不要得罪太多人，尤其是太多有权势的人。于是，他必须选择一个不损害贵族利益的税项，不激发他们的抵制，因为贵族当时是法国最有权势的阶级，是唯一可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所以，国王选了农业税，因为贵族有免税权。

　　本来，已经存在很多的不平等了，这种新的不平等，比之前所有不平等的总和更有摧毁力，加剧了其他不公。从那天开始，中央权力不断增长，于是税款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而农业税也成倍地增长，直到涨了10倍，不能再涨了，新的名目开始出现，每个都叫农业税附加税。这样，年复一年，不平等课税在纳税人和免税人之间重建了一道高墙。捐税的第一条件就是强制性，政府出现一种怪异局面：富人免税，穷人缴税。有传言说，马扎然曾经为了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曾想针对巴黎那些首要豪门征税，但没料到阻力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便退缩了，只是把他想要的那500万里弗摊在了农业税上。

　　不平等课税得来的钱，终究还是有限的，而国王的需求是无穷的。但国王们拒绝召开三级会议获得帮助，也不肯向贵族征税以免激怒他们召开三级会议。这样，便出现了极其有害又高明的理财手段，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王权覆灭。

　　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钱会让一个政府堕落到何种地步，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温和；而且一旦没有制约，一不怕曝光，二不怕革命——民众的最后一道安全阀 ——它会毫不负责地采取那些粗暴可耻的手段。

　　历史充斥着这样的案例：皇家财产被出售但很快被收回，因为该财产不可售；国王撕毁契约，漠视个人已经取得的权利；国债持有人每逢危机都被牺牲……王权持续失信于民。

　　国王赐予的终身特权经常被收回。如果有谁能同情因虚荣心而遭受痛苦的那些人，他就会同情那些新封的贵族的不幸，因为在整个17、18世纪，他们被迫为自己的荣誉和特权一次又一次地掏腰包，尽管他们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已经全额付款了。比如，路易十四取消了92年来授出的所有贵族头衔，而且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授予的，然后敕令说：要保住头衔只有重新掏钱，因为“所有这些头衔的授予都是意外获取的”。80年后，路易十五如法炮制。

　　据说，那时的自卫队士兵是找人代替的，因为这会抬高国家征兵的代价。

　　城市、行会、救济院都被迫到处借钱给国王。教区不敢建设有益的公共工程，就怕钱一花，不够缴农业税。

　　据说财政大臣奥里先生和桥梁公路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有过一个计划，把某领地内每年的道路交通人头费以现金缴纳，用来修理各区县道路。这两个能干的官员拖了好久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原因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据说他们害怕资金一旦聚集，就不可能防止国库把它挪做他用，于是人们被迫又负担劳役又得缴税。我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个人，如果用伟大的国王的大手笔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一定会死得很惨。

　　如果你碰到中世纪的旧王朝机构，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靠增加旧制度的弊端而得以生存，或是通过阻碍改革而得以继续存在的，你总能在财政方面找到病根。就会发现某项权宜之计的财政措施，后来竟然转变为一种制度；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就会涉及一个维持数百年的机构。

　　很久以前，平民也可以拥有土地，但拥有土地又是贵族的特权，所以，为了拥有这土地，他们必须缴纳一种特殊的税，叫作封地获取税。世袭领地和平民的土地，这两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是天上地下的关系，正是封地获取税把封建土地和小地产主土地彻底撕裂了。而在英格兰，17世纪时就废除了这种差别，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两者的融合。

　　14世纪，封地获取税很轻，而且相隔很久才收一次。但18世纪封建制度即将被废除前，该税每20年便征一次，数额高达该土地整整一年的收入。而且，父死子缴，极其苛刻。1761年，图尔农业协会说：“该税极大地危害着农业科学的进步。无可辩驳，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税项中，没有哪个像该税一样使农民恼怒，遭人痛恨。”另一个同一时代的人说：“这笔钱一开始一辈子才征一次，但后来变成了苛捐杂税。”该税阻碍了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所以贵族也想废除它，但是国库总是紧缺，所以它保留了下来，而且与日俱增。

　　有人把商业行会造成的一切恶果都归咎于中世纪，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会联合和行会团体一开始只是为了联系各个同行，并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型自治机构，目的是帮助工人改进技术和管理工人。圣路易似乎没有想到别的什么。

　　到16世纪初，市民和宗教自由蓬勃发展，人们才想出，原来劳动权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权进行买卖，而且这特权来自国王。到了这个时候，每个行会才变成了封闭的掌权阶级，有了对技术进步非常有害的劳动垄断权，我们的父辈曾对此深恶痛绝。亨利三世不是这一恶行的始作俑者，但他使劳动特权到处滥用。路易十六后来根除了这个弊病。在此期间，可以说，行会的弊病一直都在增长和蔓延，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弊病忍无可忍，舆论也对此无情地暴露。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被行会奴役，旧行业里行会的特权也会增长。对这个恶疾推动最大的要数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因为该国王花钱的数量远超他的先辈，而不求人的决心更是空前坚定。

　　1775年，勒特罗纳说得很到位：“国家创造出行会只是为了敛财，要么靠卖劳动许可证，要么靠卖行会里的官职。1673年的亨利三世敕令把各项原则贯彻得很到位，因为国王命令所有行会都要掏钱从政府那里购买行会里的官职，然后强迫所有行业必须建立行会。这卑鄙的敕令赚了30万里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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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这不是历史

　　我现在写的这部作品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历史已经被人写过了，而且写得很精彩。所以我不想再步人后尘。这部作品只是一篇关于这场大革命的评论性文章。

　　1789年，法国民众以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付出过的努力，把自己的命运一下截为两段，用一道鸿沟把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所以，他们十分小心，就怕把旧东西带进他们的新世界里，所以他们为新世界制订了种种新规则，要把自己塑造得和父辈们完全不同，不遗余力地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一直认为，在这番旷古绝今的事业里，他们的成就其实不大，最起码比别人想象的要小，比他们自己想象的也小得多。我相信，他们从旧制度里继承了大部分的情感、习惯和思想，不知不觉地，甚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才能领导革命并摧毁旧制度的；虽然他们不愿承认，但他们正是用旧制度的砖瓦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的。所以，如果要充分评估大革命和大革命的成就，就必须暂时抛开眼前的法国，而去考察那已逝去的、坟墓里的法国。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付出的努力比预想的要艰苦得多。君主制最初的几个世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都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大量的著作存世，所以我们不仅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而且还知道各个时期的法律、风俗、政府精神和民族精神。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做过同样的努力，去仔细地研究一下18世纪。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十分了解18世纪。我们掌握着其间所有大人物的传记，而且，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也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大作家们的著作，所以，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它表面反射和闪耀的光芒。但是，关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政府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各阶级相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话语权的阶级的真实情感和感觉以至舆论风尚，我们却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而且那些认识常常是错误的。

　　在时间上它离我们很近，也就几十年，但大革命把它藏了起来，所以，我必须努力深探到旧制度的心脏里去。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著名文件，而且研究了许多非著名档案，它们非著名得有理，因为它们大多不是精品，而且非常琐细，但是它们是真实的历史细节，所以会更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仔细阅读了所有的公共通告——法国人在大革命前夕用公共通告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好恶；我还仔细阅读了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的议会的会议记录，它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启发；我还专门研究了三个等级在1789年写的陈情书。该陈情书的手稿是一大系列卷本的文字，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绝笔书，是旧法国理想的终极体现，是它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一系列的卷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档案。

　　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此。在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里，很少有思想、愿望、痛苦存在，因为它们必须以某种形式暴露在最高权力面前才能算作思想、愿望和痛苦，而不能陈列在最高权力面前的，都不算，因为不能激起最高权力的情绪。有些档案不仅使政治的统治结果暴露无遗，还能让人一眼看穿整个国家的状况。如果把内政部和各省的案卷拿给一个外国人看，随便看，他马上就能完全了解法国，比我们自己理解得更深刻。18世纪时，法国政府早就十分集权，非常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禁止和批准这个或那个项目。它会做很多承诺，没有实现的承诺几乎同样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要影响商业，还要干涉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至高权力从不张扬，所以人们也不怕在它面前披露自己最私人的秘密。

　　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巴黎和各省的遗留档案。结果确实就像我预料到的那样，我在这些活生生的文献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以及它到底在做什么。我找到了随便用自己的话暴露自己最隐秘想法的文件记录，所以我有幸看到了很多信息，这是那些熬过旧法国的人也没有见到过的信息，因为那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些资料。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我越来越吃惊，因为我发现旧法国的许多特点在今天的法国仍然非常显著。在这些文件里，我发现了许多现在的情感、思想和习惯，这些情感和思想，我曾以为是大革命后才有的，这些习惯，我曾坚信是大革命引起的。但是我想错了。我发现，现代法国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植根于旧法国的土壤。

　　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到，到底是什么精神引起了大革命。革命的真实面貌逐渐在我面前展开。时代的情绪和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全都一清二楚。看革命前的这些文件，我不仅能预测到革命会怎么开始、会如何发展，而且还能预测到它必将带来的结果。法国的大革命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法国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包括过去的任何渣滓残余；第二阶段，法国要把丢掉的一部分重新再拿回来。1789年消失的很多旧法律和政治习惯，几年后又重新出现了，就像某些地表河先沉入地下变成地下河，然后在某处重新冒头。拍打着新岸的，还是之前的旧水。

　　我把这本著作献给大家，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威胁欧洲所有国家的大革命会首先在法国爆发，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早得多；为什么它会从自己要摧毁的旧社会里自动爆发；为什么旧制度会自发地突然彻底崩溃了，它的哪些基因导致了自我毁灭。

　　但是本书的初衷并不仅限于此。我计划追踪法国人在这场漫长革命中的起伏兴衰，如果我的精力和时间没有白费，我就成功地追踪到了。我曾和这些人共同在旧制度下经历过一切，我注视着他们扔掉在旧制度中塑造的自我，又改造自我以顺应历史发展，他们只改变面貌，丝毫不改变本质，把自己完全伪装了起来。

　　在一开始，我会先简略回顾1789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法国人的心里只有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那时他们渴望建立民主又自由的制度，他们要摧毁各种特权，要承认各种权利并使其合法，那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出现过很多失误，但人们将永远铭记它，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它还能让所有要腐蚀和奴役法国人的人们睡不安稳。

　　接下来，我会简要描述大革命的进程。在这里我将竭力证明这个事实：同样还是那批法国人，他们到底犯了哪些主观错误、客观错误，有哪些失策，使得他们最终抛弃了自己的初衷，忘却了自由的要义，只想同样成为权力——这个旧世界的主人——的奴仆的；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制度更加强大和专制的体制，是如何夺得和垄断权力，压制以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并让自由只剩下空洞死气的空架子的；是如何把选举人的至高知情权、集会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剥夺却高谈民众权利的；是如何操纵议会使其沉默不语，却把增税吹嘘为自主投票的；如何取消国民自治权，宪法保证权，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这些都是1789年大革命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战果——还居然以那个伟大时代的后裔自居的。

　　这本书一直研究到大革命似乎大功告成而新社会建立之时为止。此后我会研究新社会，我会尽力区分新旧社会的异同；区分在这场地震般的社会变革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然后试着去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部作品还有下文，只是其中一部分刚刚粗略地写了草稿，尚不适合示人。我能否完成它呢？谁知道呢！个人的命运比民族的命运更难预测。

　　我相信，在写这本书时我没有任何偏见，但我不能说自己未带任何情绪。一个法国人谈到他的祖国、回想他的时代时，如果无动于衷，那将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我得说，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特征时，我从未把当下的法国放下心头。

　　我的目的，不是要弄清病人是怎么死的，而是要弄清当初如何做他就能免于一死，就像一个医生努力激活每个麻木的器官，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我的另一个目的是绘制一幅完全精确又有指导意义的全景画。所以，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任何一丝我们已经几乎完全丧失却又极其必需的阳刚美德，比如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的含义的正确理解、对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的真正信仰，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当我在旧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习惯中发现摧毁旧社会的弊病迹象时，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在蚕食现在的我们时，我也会尽力去揭露它们，这样，曝光旧时代的邪恶之处，就有可能使新时代的人们警惕起来，不重蹈覆辙。

　　我坦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会冒犯一些人、一些阶级，震撼他们的某些观点和记忆，但无论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都不允许自己感到害怕。

　　我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心怀歉意，但从不感到后悔。但愿那些被我惹得不痛快的人，考虑我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这本书里弥漫着一种对自由的酷爱，虽然这种酷爱在当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我也可能因此被送上法庭，但我相信，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早就没人在乎什么是自由了。对于那些急于要起诉我的人，我只能说，我现在的这些情感是早已有之的，不是现在才旧制度与大革命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