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是收录于“尼采注疏集”中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译著，全书主要是对尼采自1875年起为了达到那种距离化视角，“从远处审视我们的欧洲道德，以便用其他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道德衡量它”而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作者致力于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不时地“以超出欧洲的方式思考”、对东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式分析这项工作中，尼采在多大程度上把人种学、生物学、古典学以及神话研究这些专业学科的引入视为必要的先决条件。通过作者的阐述可以看出，对尼采来说，彻底摆脱“欧洲”，首先意味着让“历史直觉”更加犀利，意味着对今日欧洲人的多层次的世界图像中的“事实”和文化史进行分析。他的这些分析是在一系列反复探讨的主题（史前时代和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化及其余之前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本书即是对他的这些分析结果所进行的深入研究。

内容简介

　　《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是意大利学者安德里亚·奥尔苏齐（Andrea Orsucci）参与“尼采的藏书与阅读”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全书分四大部分，分别考察了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产生时期的语文学阅读和人种学研究、尼采80年代作品中的权力和宗教、尼采的古希腊图像，以及尼采与反犹主义话语的关系。
　　通过大量的考证和比较，作者追踪了尼采与他那个时代的人种学、民族学、生物学、古典学等诸多领域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详细地为我们揭示了尼采的知识构成中的若干重要方面。这些研究显示，尼采的跨学科兴趣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现代欧洲人和现代欧洲文化是怎样来的；对不同专业知识的开放态度和吸收实践，帮助尼采在试图更好地看清欧洲文化这个“错综复杂的构成物”的同时，能够具备更加锐利的“超出欧洲的目光”。

作者简介

徐畅，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德语文学，主要代表有《可能的文学——罗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乌托邦、《批判、建构和中介——论反讽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作用》。

前言
第一部分《人性的、太人性的》产生时期尼采的语文学阅读和人种学研究
前言
第一章巴塞尔，1875年秋：尼采关于“希腊人的礼拜仪式”的讲座
附录尼采与当时生物学中的遗传问题
第二章用于控制自然的古代礼拜仪式和巫术程序
第三章愉快的业余爱好者的学习欲望
附录 “媒体爬虫”和公众观点
第二部分尼采80年代作品中的权力和宗教
前言
第四章食人神、魔鬼崇拜、苦行：尼采对斯宾塞的分析
附录瓦哈比派教徒的宽容的真主
第五章威力无比的债权人——关于宗教起源的论争（1860-1890年）
第三部分希腊人作为现代颓废的对立面
前言
第六章 “语言学考古”与色彩感的历史发展：评《朝霞》中的箴言426
第七章希腊人的天真和现代人的怨恨
第四部分尼采对反犹主义者的“伟大话语”的分析
前言
第八章南方的怀疑与“异教式”的原始基督教
附录欧维贝克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观点以及他对悖论的启迪学价值的指出
第九章尼采在1888年对于犹太民族的态度——几点语文学说明
第十章关于前雅利安时代德国居民的争论
第十一章德意志特性和宗教改革时代
缩写
文献目录
后记

前言/序言

　　对欧洲精神史的几个基本特征、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思考是尼采哲学反思中的恒定主题。他始终致力于“一种巨大的、越来越大的脱离，一种任意的‘踏入陌生之中’，一种‘陌生化’、冷却化、清醒化。”凭借着一种“超越欧洲的目光”，他试图看清欧洲人的共同思想财富。这种对于“漫游”和“距离”的需求，一个有力证明是他1881年3月在热那亚停留期间写给朋友科塞利茨（H.K?selitz）的一封信：
　　请您问问我的老伙伴格斯多夫，他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突尼斯呆一两年[……]。我想在穆斯林人中间度过一段好时光，而且要在那些信仰最严格的地方，这样我对一切欧洲的东西的判断和眼光就会更犀利。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尼采自1875年起为了达到那种距离化视角，为了“从远处审视我们的欧洲道德，以便用其他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道德衡量它”而进行的研究和阅读。
　　“彻底摆脱‘欧洲’，这里的欧洲被理解为那些已经长进我们的血肉中的统领性价值判断的总合”，对尼采来说，这种追求首先意味着让“历史直觉”更加犀利，意味着始终对那些体现在“今日之欧洲人”，即“后来者”（M 9）的多层次的世界图像中的“事实”和文化史进程进行分析。他的这些分析是在一系列反复探讨的主题（史前时代和文明、犹太文化、希腊文化及其与之前各种文化、古代怀疑主义、早期基督教文化、路德及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本书将对他这些分析的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本书还借助了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中未公开发表的材料的帮助。此外，本书还致力于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不时地“以超越欧洲的方式思考”、对东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式分析这项工作中，尼采在多大程度上把人种学、生物学、古典学、神话研究以及宗教学这些专业学科的引入视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专业知识与哲学思辨之间高度跨学科的对话，即对“学科差异”的固定框架的打破，毫无疑问是德国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最有趣的现象。专业知识、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之间的相互交织为整整一代人打开了新的视角和兴趣领域。感官生理学研究的飞速进步（缪勒[J.Müller]、费什纳[Fecher]、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冯特[Wundt]）不仅唤起了一种用哲学手段处理认识论问题的新兴趣，而且还促使哲学史家（其中也包括狄尔泰[W.Dilthey]和滕尼斯[F.T?nnies]）从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出发对16世纪的人类学和情感理论以及霍布斯(Hobbes)、斯宾诺莎(Spinoza)和笛卡尔(Descartes)等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当时的生物学方面的概念和问题在同时代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被加以思考和推进。精神病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假说和模式也在19世纪末的哲学中起到了指示方向的作用。
　　对于思辨与经验科学的交织，一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在另一个知识领域的应用，狄尔泰自1860年代起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在他的论著中反复强调“强烈的组合要求”的重要意义，这种要求拆除了“迄今为止的各单门精神科学之间的界桩”，结束了“精神科学领域内小国林立的状态”。在狄尔泰看来，这种对于“有益的组合”的要求和拆除壁垒的要求——这种壁垒是“有局限的专业活动在哲学和单门科学之间设立起来的”——，首先意味着对自然科学这个了不起的例子进行分析，在当时，自然科学似乎首先体现在“赫尔姆霍尔茨的广博天赋”中，“为了解决问题，他轻松自如地把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哲学像工具一样掌握和联系起来”。
　　除了狄尔泰的这些论述以外，还要提到耶林（R.v.Jhering）在1880年代发表的一句评论，他说：那些称得上是“伦理学的古生物学”的不同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神话研究）的“协同作用”在道德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研究尤其致力于探讨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在尼采这位现代“精神奥德修斯”的论著中找到狄尔泰所说的那种“强烈的组合要求”的体现，以及，在尼采致力于拉开距离、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分析对于理解欧洲精神史及其产生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感受和“道德事实”的时候，那些能够被视为“伦理学的古生物学”的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考方式。
　　即是说，我们的研究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界限之内，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显得只具有有限的作用范围，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作为“明天和后天的人”（JGB 211）的尼采以及他的反思中的思辩方面被有意地搁置一旁，相反，我们的注意力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在19世纪70和80年代极为激烈的跨学科论争中所涉及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尼采的作品和遗稿札记中都留有清晰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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