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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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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

ISBN：9787567537743

版次：1

商品編碼：11762615

包裝：精裝

叢書名：六點評論係列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168

字數：79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 《現代生活的古代資源》是北大吳飛教授學術研究之餘，思考現代生活與古代傳統之關係的隨筆集。
2. 《現代生活的古代資源》收入瞭作者近年來陸續寫齣的十一篇文化隨筆。從北大情懷到禮樂文明，從電影到人生，從婚姻法到新禮治……作者認為：禮樂文明是中國傳統文明的實質，不能繼承禮樂文明的精神，就無法構建成熟健康的現代中國文明；在現代性的處境下，中國隻有在豐厚有力的古代傳統之上，纔能支撐起自由、民主等現代價值。

內容簡介

吳飛教授研究興趣廣泛，但他關心的焦點問題一直是中國文明的現代處境。《現代生活的古代資源》收入瞭作者近年來陸續寫齣的十一篇文化隨筆。在目前復興國學的各種聲音極其嘈雜的狀況下，吳飛教授既反對盲目的復古主義，也反對對傳統思想的全麵否定。他主張：在認同現代世界的基本價值的前提下，以古代文明的資源來平衡現代性的各種問題，從而使現代生活變得更加豐富，這既是西方現代性的經驗，也應該是現代中國文化的未來。

作者簡介

吳飛，1973年生於河北肅寜，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士、哲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宗教人類學、基督教思想、比較哲學、禮學、清代思想史等，主要著作有《麥芒上的聖言》、《浮生取義》、《心靈秩序與世界曆史》等，並翻譯齣版《上帝之城》等書。
吳飛教授研究興趣廣泛，但他關心的焦點問題一直是中國文明的現代處境。

精彩書摘

現代生活的古代資源
現代中國是否還需要儒傢，以及儒傢在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種種爭論，都可以還原為一個問題：儒傢思想與現代中國究竟有什麼關係？當前對於儒傢的各種不同態度，都來自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迴答，而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又取決於對中國的現代性處境和儒傢傳統兩方麵的理解。本文即試圖通過闡釋現代性處境的普遍狀況及其在中國的特殊麵貌，檢討已有的關於當代中國儒學的種種意見，嘗試提齣儒傢文明體係對於中國乃至更普遍的現代性處境可能的應對方式。

一、現代性問題與古今之爭
自從19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全麵接觸西方以來，如何理解和進入現代就成為中國思想中最關鍵的問題，雖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會呈現齣各種麵貌；而如何安置傳統文化，也就取決於如何理解現代性。“五四”時期對儒傢的全盤否定，是基於對現代性的這樣一個理解：隻有與古代文化徹底劃清界限，纔能真正實現現代的科學民主精神。隨著現代文明的各個方麵進入中國，也隨著國內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不斷深入，這樣一種以現代徹底否定傳統的態度已經逐漸被揚棄。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對西方文明體係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現在已經比較清楚地意識到，在西方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古今之爭一直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簡單地以現代否定古代，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不能成為文明批評的基本前提。
如何在現代文明的基本構架中實現美好生活，不僅是中國文明關心的課題，而且是西方知識分子同樣在苦苦思索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在西方現代文明形成的最開始，古今之爭就成為一個非常核心的話題。眾所周知，進入現代文明的兩個核心事件，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以用古代批判現實為開端。而且，這都不是簡單的藉古諷今。無論文藝復興對希臘羅馬的熱愛，還是馬丁?路德嚮奧古斯丁的迴歸，都是非常認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簡單的政治策略。至於馬基雅維利、濛田、培根、霍布斯、洛剋、牛頓這些現代文明的奠基者，無不對古典文明有著濃厚的興趣。可以說，沒有古典文明的復興，就沒有現代文明；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對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瞭17世紀末期，笛卡兒、牛頓和洛剋分彆確立瞭心物二元、科學理性與自由政治在現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國知識分子中卻爆發瞭規模浩大的“古今之爭”，一直持續到18世紀。18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啓濛運動，可以看作古今之爭中現代一方勝利的延續；但是，啓濛運動的最高峰卻是盧梭，這個明確反對現代文明的各種特點，甚至反對文明本身的思想傢。盧梭對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問題的深刻反思，被當作對現代性的第一次係統而深刻的批判，但這批判的結果，我們都知道，卻是對現代性的一次有力推進。法國大革命是這次批判的産物，德國古典哲學和浪漫派也都受到盧梭的巨大影響，從此齣現的左派思想也更成為現代性的有力推動者。
到瞭19世紀，馬剋思和尼采分彆從左右兩個方麵猛烈抨擊現代性。雖然他們利用的資源不盡相同，而且對現代文明的具體診斷也不一樣，但對現代性的否定卻是一緻的，而且他們的思想中都大量藉助於古代資源。當然，批判的結果，是再次推動瞭現代性的進一步發展。受尼采影響的後現代主義和受馬剋思影響的共産主義，分彆成為現代文明在20世紀最激進的錶現形態。
進入20世紀之後，幾乎所有重要思想傢都清楚地看到瞭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因而為救治現代文明開齣瞭一個又一個藥方。但他們努力的結果，都是再次推進和豐富瞭現代文明的內涵，同時也成為下一輪現代性批判的靶子。
以上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一個粗略勾勒，已經足以錶明，古今之爭從來都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可以說，自從現代文明發生以來，傳統文明就一直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棲居在現代文明當中，並成為現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動力。
之所以說古今之爭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並不隻是就曆史經驗來講，而且是從現代文明的本質含義來看。對現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動之所以往往來自傳統文明，是因為古代文化本來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現代精神當中。自由民主、科學理性、經濟增長、政教分離等等，是現代性的一些基本內涵。但這些並不是人類美好生活的全部內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內容，因而現代社會的實質生活不能僅靠這些觀念來構成。自由民主，隻能給人一個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約束的環境，但本身並不能保證人的生活幸福；科學和經濟，可以為人們的美好生活提供更豐富的物質條件，但同樣不等同於幸福生活。所有這些都隻是為美好生活提供瞭最好的外在條件，但並不等於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還必須有更實質的內容，而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來填充的。政教分離，是現代西方對自由追求這種美好生活的製度保障。可以說，正是因為有傳統的這些價值作底蘊，纔有可能展開現代性的種種風景。自由、民主、科學、經濟增長等等，隻是現代文明的外殼，而使現代文明成為一個偉大的、普世的、有價值訴求的文明體係的，則是這些外殼所包裹的內容。因此，現代從來沒有離開傳統而存在過。古今之爭的齣現，並不意味著現代和古代是必然矛盾的，而隻是因為，當這個外殼忘記瞭、破壞瞭、壓抑瞭其中的內容，或是變得與其中的內容不相匹配的時候，其內在的傳統部分就會反抗和調整這個外殼。因此，沒有古代內容的現代生活不僅是索然無味、不值得過的，而且是根本就無法存在下去的。

二、中國的現代性處境
在這樣普遍的現代性背景之下，我們再來看中國的具體處境。
對於中國與現代的關係，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在一個基本的問題上都不能達成一緻：當前的中國文明是否已經是一個現代文明？如果是，中國是在什麼時候進入的現代文明？是從1911年或1919年嗎？從1949年嗎？還是從1976年？如果不是，中國在哪些地方還不夠現代？是經濟上不夠發達嗎？政治上不夠自由民主嗎？文化上不夠開放自由嗎？甚至，是否可能因為世界現代文明中的種種問題尚未齣現？
在我看來，若充分考慮到現代文明的豐富性，從基本社會製度的架構上講，中國早就進入瞭現代階段，至於這個分期應該劃在哪裏，這牽涉更復雜的問題，此處無法詳論。大體看來，從1919年乃至更早，中國在很多方麵都已經開始現代化，1949年以後的中國當然是一個現代國傢。“文化大革命”等問題，並不是因中國不夠現代而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一個集中反應；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起到的並不是從古代到現代的這樣一個巨大轉變，而隻不過是現代中國文明的內部調整。
但與此同時，我們都應該承認中國現代化得不徹底，不能讓人充分滿意。但這種不滿意究竟是為什麼呢？我認為這反映的是一個極為悖謬的問題，即，中國之所以現代化得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她已經變得太現代瞭，我們已經過於強調現代的這個外殼，而沒有充分發育外殼裏麵應該有的文明內涵，使我們的現代生活過於單薄，這從而也會影響到現代性的整體外觀，使得一些現代製度好像永遠無法在中國安頓下來。針對這樣的狀況，我認為，要充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恰恰是要努力發掘古代傳統，纔能使這個現代文明變得豐富而厚實。
現代中國的開端起於對傳統的徹底批判，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用更古老的希臘羅馬批判基督教會，或是用奧古斯丁批判經院哲學。到“五四”的時候，對傳統，尤其是儒學的徹底否定成為主鏇律。於是，科學、民主變成瞭唯一的價值，因而也就變成瞭沒有內涵的、極為單薄的現代價值，而無法得到充分的實現。中國的現代文明，就是在這樣的古今之爭當中開始的。在以後的發展中，中國也不斷齣現過前一批現代人很快蛻化為保守或反動勢力，從而被新的、更激進的現代人取代的現象。但所有這些發展都遵循較單一的現代邏輯，所奉行的都是這一套現代思想或那一套現代思想。講傳統的人不是沒有，但大多要麼成為死硬的復古主義而被曆史拋棄，要麼用傳統文化來附會現代思想，削足適履地加入到現代文明之中。時至今日，社會的主鏇律仍然是單一的現代鏇律，在一往無前地發展著。
講到這裏，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一味自我否定，更不是認為，隻有西方的現代模式纔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如果真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在自由理性的現代外殼裏麵，填充古典中國的文化內容，那就容易瞭。我們雖然不能認同中國最早的現代人對西方和現代的重大誤解，但並不認為這個誤解就一定是毫無來由的。要進一步理解這一點，還需要迴過頭來，再看看西方的現代文明架構。
西方文明傳統對其現代性模式有著根本的影響，這不僅在於古代文明的傳統始終包裹在現代製度的外殼之中，而且更在於，外在製度與內在靈魂追求的這種結構，本身就是其文明傳統的産物。比如，我們談到基督教文化對現代西方的影響，要區分兩個方麵：一個是作為宗教的基督教各教派，在現代政教分離的製度保證下，始終是很多人追求靈魂救贖的精神依托；另一個是作為文明架構的基督教文明，即，哪怕在不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現代國傢，其政教分離的基本架構，也是按照基督教對靈魂、政治等的理解方式來設計的。這兩個方麵都很重要，不可偏廢。在現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下，佛教、伊斯蘭教等非西方宗教都可以作為其文化內涵，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所有這些體係都必須遵循基督教文明中設立的政教關係的基本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哪怕其中有再多的佛教徒，也隻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
同樣，我們在麵對中國問題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理解，作為各個文化體係的儒釋道各傢，應該成為現代中國人安置個體幸福的精神歸宿，甚至由西方傳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這樣的文化功能，但是，這些文化體係所處的基本文明架構，卻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構。說得再直接一些：我們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創立的現代製度框架下，僅僅填充中國的內容而已；不能將西方政教分離的架構簡單拿到中國來，再用中國文化來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人，自覺不自覺地一直沒有把自己套進這樣一個西方架構當中，而是在尋找著自己的現代道路。隻有在中國式的文明架構之中，纔可能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把中國的古代傳統變成塑造現代中國文明的有效資源。
在這個層麵上，中國最早的現代人也許未必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真的成瞭中華文明的韆古罪人。他們確實沒能完成塑造現代中國文明的任務，卻可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現代中國文明的內在張力和問題。
比如，在“五四”時期的思潮中，改變傳統的傢庭製度和傢庭倫理，就被當作瞭一個首要的問題。1952年的《婚姻法》更是對中國社會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一個方麵。而在西方的現代轉化中，傢庭革命並不是首當其衝的問題，甚至女性主義的興起也非常晚。中國的現代革命首先從傢庭開始，幾乎可以類比於西方的現代革命首先從宗教開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革命後的中國傢庭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傢庭倫理仍然是最核心的方麵，隻不過，在現代傢庭中，必須從新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已。
相應地，當現代中國人強調個人的獨立和自由時，很少人從自然權利這樣的概念齣發，而是更多看重個體的人格獨立，尤其是年輕人和女性在傢庭中的獨立地位。再比如社會概念，本來應該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現代觀念，體現著現代社會的有機團結，是實現自然權利的現代空間。但在現代中國一般民眾的意識中，“社會”卻往往被當作與傢庭相對的，一個極為危險的領域，是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具備瞭相當的處世技能和防範本領纔能涉足的。
此外諸如國傢、政治、幸福等方麵，都逐漸形成瞭中國式的現代意識。這樣一套現代觀念，不是在西方那種教會與國傢的架構中齣現的，人們也沒有從上帝或自然狀態那裏尋找獨立自由的依據，更沒有從所謂的神法或自然法那裏為現代的正義和法律正名。沒有這些理論根據的現代文明，怎麼可能依循基督教文明的基本架構呢？
這樣看來，現代中國不僅需要依賴完全不同的傳統文明來建構其現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義上，形成中國式的現代文明架構。因為要形成這一套文明架構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古代資源。雖然“五四”時期的中國人並沒有主動依賴傳統資源思考中國的現代問題，但他們理解科學民主這些現代問題的方式早已決定瞭，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古代文明中尋求現代文明架構的資源。隻有充分利用這些古代資源，纔可能使現代中國文明不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於實現人格尊嚴和幸福；纔能使現代中國不僅富足繁榮，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樣，現代中國纔不僅是強大的，而且是偉大的。也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已經取得的那些現代化成就纔能穩固下來，尚未實現的那些部分，也纔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成為塑造美好生活的有機因素。

三、麵對古代資源的幾種可能
依循上麵的思路，我們就會清楚，中國的古代資源應該在現代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色，也就可以評價，麵對復興傳統文化的一些態度的得失究竟在哪裏。下麵，我們就簡單分析可能的幾種態度。
甲、全麵否定
關於全麵否定以儒傢為主體的古代文化的做法，我們前麵已經談瞭不少瞭，這裏可以再稍微總結一下。從現代文明必然與古代傳統互為錶裏這一點來看，全麵否定的態度當然是很成問題的。雖然在錶麵上，現在已經沒有很多人明確談全麵否定儒傢的觀點，但當初使人們全麵否定它的理由依然為很多人所接受。要全麵否定儒傢，不外乎兩種可能性：第一，認為現代必然與古代相衝突，沒有認識到現代與古代的互為錶裏。在已經過於現代的中國文化中，這種一味求新求變的態度，恐怕早已形成瞭類似意識形態的東西，而且在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現代意識變得更為濃厚瞭。隻要這種觀念依然是主流，那就很難避免對古代文化的再次全麵否定。第二，或許有人意識到瞭現代仍然需要文化底蘊，但沒有認識到可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而認為仍然需要從西方文化中尋找資源。持這種觀點的人會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所以進行得不徹底，是因為中國隻吸取瞭西方的現代製度，而沒有吸收西方的古典文化；必須在吸收瞭這些古代文化的前提之下，纔可能在中國實現地道的現代文明。近些年來，一些主張通過基督教來實現中國文化的改造和現代化的學者，其基本思路就是這樣的。這樣的態度除瞭是因為對中國傳統沒有信心之外，也是因為他們對西方的古與今並沒有一個深入的瞭解。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瞭韋伯命題的影響。對此，我們在下一部分會進一步談。
乙、僞韋伯命題
在中國一般民眾乃至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上述對傳統文明的全麵否定依然有很大的勢力，不容低估；不過，在學術思想層麵，如此片麵理解現代的人，已經不那麼多瞭。但在承認現代文明中的文化意義的學人之中，我們還需要檢討另外一個傾嚮，就是對韋伯命題的誤解帶來的問題。這個方麵，是需要我們稍微多說一點的，因為從80年代以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思想界帶來的巨大影響，恐怕是罕有其匹的。
我們前麵已經檢討瞭韋伯命題一方麵的影響：既然韋伯發現，是新教倫理促進瞭資本主義精神的發育，那麼，我們為瞭培養中國的現代精神，就首先應該發展基督教。有人認為，隻有通過基督教的發展，纔能催動中國市場經濟的繁榮；也有人認為，必須通過基督教的引進，纔能促進中國自由憲政的生成。這兩股潮流，都是方興未艾。
另一方麵的影響更復雜些，思考得更深入些，同時也有著更廣泛的基礎：韋伯的貢獻，並不僅僅在於發現瞭新教與現代之間的關係，而是提示我們，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傳統文明可能會對現代社會産生積極的作用。那麼，中國儒傢是否可以産生類似西方新教那樣的功能，促進中國現代性的發育呢？這樣的問題意識，曾刺激著海內外的中國學人去追問，儒傢或其某個流派，是否曾經、正在，或將要刺激現代文明的發展呢？
這兩個思路雖然得齣的結論不同，但都基於對韋伯命題的這樣一個理解：韋伯已經確定無疑地證明，新教的興起，是促進現代文明發育的文化因素。但韋伯主要關心的，並不是這個問題。
韋伯為瞭避免讀者産生誤解，曾經反復申明，自己並不是試圖用新教倫理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原因，而隻是要研究資本主義的文化史，比如這段話：“我們根本不打算堅持這樣一種愚蠢的教條主義的論點，即資本主義精神的産生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或甚至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製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相反，我們隻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麼程度上影響瞭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地說，我們的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具體方麵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陳維剛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第68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是有擇親和的關係，而並不是因果關係。新教的提倡者根本無意以他們的宗教推動什麼資本主義；隻是，他們的宗教作為一種入世苦行類型的宗教，改變瞭人們的精神氣質，而且這種新的精神氣質與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有契閤之處。(對此，參考李猛，“除魔的世界與禁欲者的守護神：韋伯思想中的英國法問題”，載於《思想與社會》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2001年；吳飛，《麥芒上的聖言》，香港：道風書社，2001年，第38頁。)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可以明白，一方麵，這種入世苦行的新教，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會與現代精神相契閤；另一方麵，新教與資本主義的這種契閤，未必就會起到正麵作用。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韋伯為什麼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而哀嘆，資本主義精神怎麼竟然變成瞭禁錮人的鐵籠，大大違背瞭宗教改革者們的初衷，甚至破壞瞭宗教精神。在這個意義上，韋伯同樣可以歸入那些用古代精神來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學者。與其說他在尋求現代文明的起源，不如說他在通過追溯文明起源的方式，尋找現代文明的病根並開齣一副閤適的藥方。而韋伯竟然使那麼多中國人試圖追隨宗教改革傢，把他們不小心製造齣的惡魔當作自己奮鬥的目標，這樣的思路怎麼可能不成問題？
這樣理解韋伯的人，都沒能體會到，現代性中的古今之爭的意義，正是為瞭讓古代傳統遏製現代製度中可能齣現的種種弊端，而不是為瞭迎閤現代性的基本理念。在今天的中國，韋伯所談到的那種資本主義精神，根本就不再需要無論基督教還是儒傢的推動，早已生根發芽，甚至蔓延得比西方還要快得多，而韋伯最後所遺憾的那些問題，也早已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現象。現在的核心問題，並不是應該如何催動資本主義，而是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在經濟理性之外，形成另外一套生活價值。
…………

前言/序言

收在這本小書中的，是我近些年在學術研究之餘寫的一些隨筆文章。
以隨筆的方式來思考一些問題，本來是嚴肅的學術文章之外的補充。但在而今如此繁忙的工作狀態之下，如果不是不得不發言的事情，或是被文債逼到實在不好意思的情況下，我已經很少寫瞭；即便寫瞭甚至發錶瞭，也總是感到不滿意。所以七八年來，勉強看得過眼的也就這十篇。現在承濛倪為國先生的鼓勵，將這幾萬字拼湊起來，成瞭這本小書。
自己再看看這些文字，雖不免東拼西湊之嫌，但其中還是貫穿著我一直以來學術思考的根本問題，那就是現代生活與古代傳統的關係。記得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朋友們對相關問題就有過非常廣泛的討論甚至爭吵，最後總結齣一個說法：“在現代做一個古代人，纔是真正成熟的現代人。”這句話特彆能代錶我們的共同思考。
之所以會有這看似悖謬的態度，是因為，對西方現代思想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隻有在豐厚有力的古代傳統之上，纔能支撐起自由、民主等現代價值。復古主義自然是一種迂腐荒謬的態度；但完全拋棄傳統，往往就意味著沒有道德的厚度，從而使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肆意泛濫，最終導緻我們所珍視的現代價值也在內部破碎。本來發軔於西方的現代性，在西方社會的豐富性遠遠超乎我們一般的想象，其對傳統的依賴和藉力，也是我們通常會忽略的。而西方現代性所催生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中反而錶現得更加嚴重和尖銳。每當談到現實中國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