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此书的作品，仅限于过去的版画。这些旧作现在看来真的是很“土”的，不管是观念上，还是技法上，都比不上今天的许多刻木刻的学生。但好在它们是老老实实的，反映了一个人在一个时段内所做的事情。近些年，国际上一些艺术机构开始对我过去的版画发生兴趣。
我想，他们是希望从过去痕迹中，找到后来作品的来源和脉络，这也是此书的目的。为此，书中又附有两篇文字，它们并不是直接谈这些版画的，但对这些旧作能起到“注释”的作用。而此书，又可作为对我后来作品的注释。我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谈到，我学版画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属于你本应走的路，想逃是逃不掉的”。现在看来，对待任何事情，顺应并和谐相处，差不多是最佳选择。这种态度，是与“自然”的韵律合拍，就容易把事情做好。“不较劲”是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的道理可深了。我本不想学版画，可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受到最纯正的“社会主义版画”的熏陶。从小，父亲对我管教严厉得像一块木刻板，少有褒奖之处。唯一让他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爱画画；有可能圆他想当画家的梦（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美专的学生，由于参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险些被捕而肄学）。
为此，他能为我做的就是：学校一清理办公室，他就从各类回收的报刊上收集美术作品之页，带回来，由我剪贴成册。另外，在他自己的藏书中，最成规模的就是《红旗》杂志，从创刊号起全套合订本。这是我当时最爱翻的书。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陵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
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在农村，吃过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些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每次回京，我都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的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取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和速写。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徐冰

——闻名全球当代艺术领域的人物、中国当代最顶尖的艺术家！

徐冰，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做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 ARTHUR AWARD）。

2003年，由于对亚洲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4年被《Mangazine 名牌》杂志评为中国年度“十大精英男性”；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之一(2004 People in Review)。

2006年在美国卫斯理学院戴威斯美术馆个展上的装置《佩塞芬尼的两姐妹》获得国际艺评家协会(AICA)“2005至2006年度新英格兰地区最佳装置或单件作品奖”。

2007年因“对文字、语言和书籍睿智的使用，对版画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对话和沟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全美版画家协会授予徐冰“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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