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学术界,北京文史爱好者,大众 《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以具有学术规范的访谈方式,让北京人自己说话,讲述他们在这座城市所经历的生活、感受,以及对祖先的记忆。
内容简介
《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走访了乐曙青、沈芳畦、乐侠等同仁堂乐家后人,贾荫生、贾怀增、李建勋、李荣福等同仁堂的老药工、老领导,以及企业员工,并寻访到乐家后人乐笃周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自述手稿,通过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同仁堂乃至北京中药业百年来的兴衰更迭,以及同仁堂在企业运作、制药理念、管理模式、主雇关系、生产营销等方面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简介
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北京史、满学。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中国知青史(初澜)》。近年致力于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专著《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读本》(与人合作)等。
张海燕,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曾在《北京青年报》做过记者、编辑,后留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获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MPA)硕士。后辗转香港,做投资项目分析工作。回京后,在同仁堂集团宣传部门任职,致力于对同仁堂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现已退休。
邢新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领域为清史、满族史,曾点校《吴师道集》(与人合作)。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本书集辑了有关同仁堂的九个口述,内容不只及东家乐姓,还有从事过铺号劳作的老员工,以及改制成国企后参与经营的管理者。他们各道各的辛苦,既享受荣耀,也不乏失落遗憾,更有直白表述后来者对先前行事方式的某种否定,从而丰富了同仁堂的历史。尽量地放宽视野,并采取探索的目光,寻找一个老商号或企业的兴衰得失,应是我读此书后的最大感受。
——郭松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同仁堂史话脍炙人口。再做一部,除了生动一展访谈双方互动的现场感以及口述与文献互补的特点外,创新还在于作者刻意让“底层人”发声,使资方乐家后人的回忆反为铺垫,以突出劳方药工的口述,把同仁堂的历史写成一部企业史而不是家族史。
人,终有百年;绝响,口述史的宿命。
——胡鸿保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录
前言
20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同仁堂药铺的经营模式:有关同仁堂的口述历史
上篇同仁堂乐家后人口述
一、乐曙青访谈录
二、沈芳畦访谈录
三、乐侠访谈录
四、乐笃周: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下篇同仁堂职工口述
一、贾荫生访谈录
二、贾怀增访谈录
三、李建勋访谈录
四、李荣福访谈录
外一篇远山访谈录
参考书目
附一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书
附二四大房各房所有“乐家老铺”情况一览表
索引
精彩书摘
贾怀增访谈录(节选)
张:您哪年到的同仁堂?
贾:我20多岁去的。“七七事变”的时候,我在同仁堂待了有二年了,我在北京都赶上了,“九一八”
“九一八”发生在1931年的沈阳,按照贾师傅的叙述,他17岁到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一事变发生,但不是他到同仁堂以后赶上的。也赶上了。“七七事变”的时候,资本家都跑了,我没地方去呀,我就在那儿看门呗。所以就站在房上看日本人打炮。
张:那您就是1935年来的同仁堂。
定:差不多,他说20多岁嘛,17岁是1931年。1931年来了,可是没进同仁堂。
张:那时候还有买卖吗?
贾:哪儿有买卖啊,日本人一来,有家的跑家里去了,没家的就像我们这样,就在单位待着。
定:您到同仁堂学的是哪手活啊?
贾:我学的参茸。
定:您也学的参茸?
贾:嗯。过去同仁堂也有徒弟,就是父一辈,子一辈,来了,搁在这块儿。过去同仁堂的徒弟没人要,怎么回事呢?同仁堂里的青年人没人管,吃、喝、嫖、赌、抽都会,就是不会技术(笑)。所以我父亲把我搁到这儿了,我就说我不沾边儿,吃、喝、嫖、赌都不沾边儿。不沾边儿不行啊,旁边人尽拉你、拽你。
张:他们的药店就在大栅栏,你想,旁边就是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贾:哎!那会儿那老人儿上门(“上门”,指药店打烊)早啊,八点钟上门了。上门了怎么着呢,别的地儿,瑞蚨祥那儿就关上门不许人出去,可以在厨房里瞎折腾,做吃的,就是不让出去。都是山东人啊,又没人管。同仁堂也没人管哪,都是青年人,老的就拉着走,一块儿跑去吧。那会儿就逛窑子去吧。哎,这就瞎跑。我不去,拽我我都不去,吃饭可以,干这个我就不去,就早早地有这个(意识),我既然来同仁堂,我就好好干。咱们这同仁堂的人,都是北京的,都是京东的、京北的。河北省的很少,我是河北省的。
张:京北、京东的多。
贾:哎!所以我就立志晚上看书。同仁堂的伙食是一顿面,一顿饭。早晨是饭,晚上是面,这是死的(规定)。
定:一天才两顿饭?
贾:哎!一天两顿。
张:那要中间儿饿了怎么办啊?
贾:中间自个儿想办法去,所以早晨是饭,晚上是面。两袋面,六十斤米,死的(规定)。吃不了(的粮食就)让厨房他们都贪了,(因为)厨房里工资少。(厨房)不给弄好菜,你还吃得了饭吗?所以(粮食吃不完,厨房就贪污了)。(我们)不是收入多么,就外边吃去,都上外边(吃),(不出去)吃饭的时候很少。我那会儿没有别的路子,就忍着(不出去闲逛),我就翻《景岳全书》《景岳全书》:为明代张介宾所著。张介宾(1563—1640年),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的杰出医学家。《景岳全书》是记录张景岳毕生治病经验和中医学术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共64卷,100多万字。,不是药书嘛,就是从《黄帝内经》那里出来的,就是黄帝问经的问答。我就一页一页读,一页一页看书、抄书,我自己就抄了好几本。(还有)治小儿科的那书,我也抄了好几本。
张:自己手抄?
贾:哎!手抄!因为什么这是?我就想啊,同仁堂那会儿说散(解雇)就散,散了连饭碗都没有了。我自己就是学知识。
张:学点本事。
贾:哎,学点本事。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志向。赶后来人家都是下班都走了,我一直抄到夜里两三点钟。到那会儿都饿了,走到前门大街都直不起腰来了,我说这还行啊,这么着这身体要垮了。后来晚上关上门之后,走到门口那儿,就是打杂儿的住的地方,卖吃的,卖包子的,在那儿随便有什么,有卖吃的就买着吃,晚上就吃俩包子,慢慢的身体又缓过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在同仁堂的时候就这样。
张:同仁堂的这些人都爱学习。
贾:咱们就是这样,跟我一块儿的好多人都学坏了,有老子仗衬着,自己生活没问题,是不是?就跟着瞎跑,跑跑跑……这身体就垮了,我没有。
定:那些瞎跑的后来怎么着了?
贾:赶走了呗,人家不要了,同仁堂不要了。不好好干还行啊!
张:您刚开始到同仁堂的时候,还在参柜上,没有当会计,没有当出纳?
贾:没当出纳,我就管了管钱,帮着上银行……干了好几年。
张:您后来不是在账房嘛。
贾:账房啊……学了参茸,之后看着不错,就上账房去了,之后这银钱账房,就是资本家那宅里头的账房啊。在那之后我就管银钱了,夹着皮包上银行(笑)。日本时期就这样,我为了上银行,就做了一身那什么制服啊,做了一套,那会儿不就长袍短褂嘛,我就做了那么一身这个,穿上这个,拿着皮包上(银行),这日本人就没拦。那会儿抓壮丁,我就穿着这破西服吧(所以没被抓)。
张:做了一身破西服上银行。
定:您那个账房跟周家账房是一回事吗?
贾:就是周家账房,周家账房就在乐宅。
张:在宅里头。
贾:之后怎么着,我夹着皮包就闯过去了。赶后来我就跟账房里的先生说,这可是太危险了。我说这不行,之后又换人了。那会儿就是跑哪儿啊?跑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管理处设在北京。1913年梁士诒代理财政总长时,曾向当时国务院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任经理。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时任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后改为商办。资力雄厚,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与浙江兴业银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合称“北四行”。该行旧址在前门西河沿街7号,距位于大栅栏的同仁堂不远,现为中国工商银行西河沿支行使用。。盐业银行后来搬家,搬到江米巷去了,仓库在江米巷。后来着火了,着火一看烧了怎么办呢,盐业不是有底嘛,烧完了之后,取钱去了,底下的钱都是湿的,水里捞的似的。(众笑)
定:我还想问问您当时那周家账房的事。
贾:周家账房周嘉银是负责人哪,他爸爸是周什么呀……
张:周胤堂。
贾:周胤堂,那是老人儿啊。
张:说他们能耐可大了,是吗?
贾:是!周嘉银这人是特别聪明!他那脑子,各资本家家属到他那儿,张嘴就借钱,三爷来了要借钱,五爷来了也要借钱……(周嘉银)当时就答应,所以哪个爷有钱,哪个没钱,他心里都有数,所以这个人脑瓜子清楚。
张:那帮爷都跑过来借钱……(众笑)
贾:人家脑子清楚啊,知道谁有钱,谁没钱。没有钱怎么回事呢?就去借呀!那会儿八奶奶、八爷钱富余,这就跟八爷、八奶奶借了钱,再(借)给你……
定:他是属于在中间调剂的。
贾:那乐家有多少家啊,都在那儿(借钱),哪个爷有多少钱,哪个爷有多少钱,他都清楚。
张:拆了东墙补西墙。
定:他主要管的不会是这事吧?账房主要管什么?
贾:主要就是管同仁堂的账。
定:具体地说说有什么呢?
贾:那会儿同仁堂没别的,就是卖药、制药啊。
定:他们那个账房里头,您不是也在那儿干活吗?
贾:我在那儿不是管钱,是上银行啊。
定:当时的同仁堂跟盐业银行的这个财务关系是周嘉银负责,是吧?
贾:就是同仁堂的钱下来都回账房,那不是乐宅嘛,同仁堂的钱来了,外头钱都拿回去,拿回去账房该存的存,该分的分,他就管这个的。
张:那时候收入好吗?
贾:一直是不错啊!
……
前言/序言
本书主题,是以不同人的口述,记述北京同仁堂的一段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如今70岁以上的老人,对上个世纪同仁堂的回忆。
近人陈宗蕃在《燕都丛考》中称:“大栅栏同仁堂药肆,相传数百年,贸易兴盛,肆主人乐氏寓新开路,栋宇联街,支族繁衍,北平商业以斯为最。”
陈宗蕃:《燕都丛考》第三编第二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86页。同仁堂现在虽然发展成了一个海内外闻名的股份有限公司,却早已不姓乐了。
但北京70岁
这里的70岁,只是约略言之。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迄今为65年,70岁系指大约在此前出生的人。以上的老年人,却没有不知道同仁堂乐家的,有那么多人给我们讲过乐家的往事,或亲历,或传说,乐家的买卖早在清末民国时就已经成为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乐家的表现,以及“文革”时已经做到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的遭遇,不仅给予北京人深刻的印象,讲述之间中也产生了诸多版本。近年来,随着《风雨同仁堂》《乐家老铺》和《大宅门》等影视剧的热播,乐家的陈年旧事又被当作纯粹的传奇在年轻人中间流传。总之,同仁堂的发展历史、经营模式、用药制药的丰富经验,方方面面都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家喻户晓的中药店(现在已经是一个药业集团公司了),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新意,恐怕是很多人都会提出的疑问。而我们还要坚持对这个药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叙述,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如下两点:
首先,虽然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为数甚多,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和误区,其中的有些误区,甚至已经成为人们公认而很难改变的成见了。一般地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越是广为人知的宣传炒作热点,就越难以摆脱这种固定成见,同仁堂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其次,本书主要以个人叙事、亦即口述史的方式,来讲述同仁堂的历史。具体地说,即由众多不同身份的人物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角度,带着各自不同的记忆和感情,来讲述他所眼见和亲历的同仁堂故事,如果把每一位被访者的口述作为一个断片,众多的断片合在一起,看到的这个轮廓,显然要比一般的史书记载和研究更完整,更深刻,更生动和丰满。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新的尝试。
当然,作为史学的一个门类、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对于历史事实的反映,既有其他方法难以达到和深入之处,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制,我们用“轮廓”一词形容本书的效果也是要说明,它的面貌还有相对模糊的一面,这在本书中也有鲜明的反映。要想了解这个老字号的历史,仅仅读这样的口述史,是很费力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全面的。为弥补这一不足,在本书前面专列一篇文章,对同仁堂作一概要介绍,旨在帮助读者更容易进入本书诸篇口述的特定情境。但是,如果读者还要了解同仁堂从创立到发展的更多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辉煌成就,读我们这部口述史,很可能仍然找不到想要的内容。好在如今研究、介绍和宣传有关同仁堂的书籍已经出版不少,媒体对同仁堂的报导更是精彩纷呈,就不用我们在这里置喙了。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上篇,是乐家人的口述。其中有对祖上管理同仁堂的经验总结,但更着重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作为乐家后人特有的生活感受,而尤其是四大房中不同支系的后人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因为这正是百年来北京人经历的重大变革的缩影。
第二部分即下篇,是本书重点,是我们这部口述中最着力的部分。我们要强调的是,同仁堂固然是一个由乐家创立的家族式企业,但同仁堂的历史,却不等同于乐家的家族史,这是目前有关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中最大的误区。事实上,如同任何一个企业、商铺一样,同仁堂是一个由资本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构成的整体,其中的药工尤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既有敬业精神又有各自独门绝活的、生产经验丰富的药工,以及他们对同仁堂的认同,才使同仁堂能够在北京百余家中药铺脱颖而出,也就是说,这是同仁堂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访谈的大多数老药工,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才进入同仁堂的,他们在这个药店的主要工作时间,都是在这个药店公私合营之后。他们并不仅仅是生产和技术的骨干,很多人还走上这个企业的领导岗位,他们见证了这个药店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丰富的制药、用药经验,他们作为主人翁所发挥的作用和对这个企业所做的贡献,都使资本家的叙述在本书中成为配角和陪衬。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对同仁堂的宣传中,他们却从始至终受到轻视,成为一个无声的群体。人们似乎一提同仁堂老店,就只知有乐家;如今当老药铺已经转而成为现代化大企业之后,这些老药工又因为已经“过时”而悄然隐没。这不仅对他们不公平,甚至对这个企业、对中药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损害。本书以他们为主角,希望读者更多倾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不仅是对同仁堂历史的尊重,对同仁堂今天的发展,应该也会有某种启示。
第三部分只有一篇访谈,之所以称为“外一篇”,不仅因为它是后来才被补充进来的,而且因为本书叙述的主题是20世纪50年代及其之前,此篇口述所涉时间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了。但这篇口述所展示出的内容和观念却很重要,说是本书的“画龙点晴”之笔也不为过。因为在这篇访谈中,被访者提出了某些尖锐的问题,而其中最核心、也是最令我们关心的,是对老药工这个群体的价值、贡献如何认识。这其实不仅关系到对同仁堂这个传统老药店的传统,也关系到对同仁堂今天这个药业集团的整体评价,这是被访者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总之,这篇访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至少,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倾听一下这个群体的人生经验和建议时,我们为老药工这个群体所做的口述史才反而凸显出必要的价值。
同仁堂早在1954年即公私合营,并在此后有了远较之前的乐家老药铺大得多的飞速发展。那么,以公私合营为界,此前的同仁堂与此后的同仁堂,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作为药业集团的大企业,二者间究竟有没有、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传统老药铺的传统,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和继承,是我们如今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愿本书的问世,能使人们对同仁堂以及与它相似的传统行业,予以更多的兴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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