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台湾历史上不可不知的关键十六天,一段被国民党政府遮掩多年的故事!白先勇为父亲白崇禧与台湾历史再揭重磅,有真相才有愈合!没有二二八,台湾不会是今天的台湾;没有白崇禧,二二八不知如何收场。
2,二二八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也是台湾现代历史的一个起点,如今的蓝与绿、统与独都与它有莫大的关系。滥捕滥杀、国民党内部派系相互倾轧斗争的秘辛,国民党移据台湾后的高层权力争斗,以及本省人、外省人的矛盾等等诸多因素,让国民党当局长期对二二八讳莫如深。事件的复杂,远非各种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单方面论述所能阐明。
3,《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以白崇禧善后为主线,透过丰富的史料、档案和各类当事人的采访,清晰、详尽地讲述白崇禧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历程的同时,还原出整个二二八事件的经过,澄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解答了为什么二二八在台湾历史上如此重要且影响至今。多维度追索历史真相,又充分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海报:
内容简介
没有二二八,台湾绝非现在的台湾。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现代台湾历史上惨痛的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二八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个起点。事件爆发后,白崇禧受国民政府派遣,前往台湾宣慰,止痛疗伤,抚慰民心,弭平动荡,前后16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白崇禧之于二二八事件,甚至对今天台湾的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目前两岸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对白崇禧赴台宣慰这段历史,却仍然没有专门、详尽的讨论。
《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是白崇禧将军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共同寻访耆老,搜集湮没的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还原关键十六天的史实真相。《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抱持“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果,尽量以每个小时作为单位,近距离观察这平抚伤痛的关键十六天。书中回答了诸如“白崇禧作了什么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期间遭受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阻挠?”“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发展与善后,还有往后的台湾,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一系列疑问,同时也披露了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千方百计想要隐瞒的滥施捕杀的真相,阐明二二八事件背后当时台湾社会“三青团”、CC系、中统、军统等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民间团体、中共的力量等等之间的纠葛。
除了完整收录与白崇禧宣慰台湾相关的函电、讲词之外,为弥补官方档案之不足,更收进白先勇与“二二八”见证人萧锦文、受难家属杨照等人的6篇口述访谈,以新的史料提供读者来自民间社会的不同观察角度。
这是一段被隐藏湮没多年的故事,也是台湾历史上不可不知的关键十六天。
作者简介
白先勇,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名将白崇禧之子。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舞台剧剧本《游园惊梦》,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重新整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并撰有父亲白崇禧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廖彦博,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班。著有《三国和你想的不一样》、《蒋氏家族生活秘史》、《爱新觉罗·玄烨》、《一本就懂中国史》等;译有《大清帝国的衰亡》、《中国将称霸21世纪吗?》、《谎言的年代:萨拉马戈杂文集》、《OK正传》、《惊悚大师希区考克:重返惊魂记》、《漫游中古英格兰》、《情妇史》等。
精彩书评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中日战争的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中国人民丧失三千万生命,亦是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台湾经过五十一年日本殖民,情况更加复杂。台湾接收,未能顺利,爆发“二二八”,并不意外。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正是国共内战的尖锐时刻,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北,遍地烽火。蒋介石正忙于调动胡宗南部攻打延安,那是国民政府当时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其严重性及后坐力,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直到事态发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镇压,全岛沸腾,蒋介石才命令父亲到台湾宣慰,灭火善后。
——白先勇
★许多人不晓得: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十余名随员(当中包括蒋经国在内)飞抵台北,宣慰“二二八”镇压之后的台湾。在这个全岛惶然惊恐的时刻,白崇禧突破台省军政当局的重重掣肘与包围,查明事件的真相,拯救许多无辜遭难的民众性命。如果二二八事件,曾经造成台湾如此巨大深刻的创痛,而应该仔细地还原真相,那么当年曾经试图弥补疗伤的努力,也不应该被忽略遗忘。
——廖彦博
目录
代序:关键十六天一白先勇
序言一廖彦博
止痛疗伤:关键十六天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
伤痛之一:派系倾轧
伤痛之二:政经失序
伤痛之三:镇压捕杀
白崇禧奉命宣慰
宣慰前准备与波折
宣慰行程逐日记要
第一日:三月十七曰
第二日:三月十八日
第三日:三月十九日
第四日:三月二十日
第五日:三月二十一日
第六日:三月二十二日
第七日:三月二十三日
第八日:三月二十四日
第九日:三月二十五日
第十日:三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日:三月二十七日
第十二日: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日:三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日:三月三十日
第十五日:三月三十一日
第十六日:四月一日
飞返南京复命:四月二日
……
口述访谈
史料选辑
参考文献
注释
出版说明
精彩书摘
《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
下午三时,白崇禧在台北宾馆分别召见台湾军政官员、民意机关代表,听取事件处理现况汇报。四时,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代表,到场与会者有陈仪长官、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参议员林献堂等七十多人。白崇禧强调解释中央的宽大政策:“此次事件中,多数台胞均系受人煽惑,彼等之行为实为全无意识之幼稚行为,中央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结语时表示:“欲讲国防,必须先讲边防,即在余之职务上言,余实极爱台湾。”白崇禧致词之后,由林献堂代表致答词。“白崇禧述此回事件,蒋主席将以宽大为怀处置,此后不可有种族之分、内外省人之别,须团结为国家共同协力。余代表致谢词,言台湾受日本之压迫、同化教育,青年多变成急性浅量,不能认识国家,故有此举,此后对于教育须当努力,以造成之真正国民,不可有互相仇视之心。”
参与茶会的,还有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杨亮功(1895-1992),安徽巢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纽约大学博士。他从一九三三年起担任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转任闽台区监察使。三月八日,杨亮功奉监察院长于右任命,来台湾调查二二八事件,和调台增援的宪兵第二十一团一营于深夜在基隆登陆,四月十一日才搭船返回南京复命。三月十六日,杨亮功视察台湾大学后,曾与当时在台湾养病的监察委员、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1889-1948)见面。白鹏飞告诉杨氏,台大文学院院长、国民参政员林茂生已被捕失踪,但林氏其实并未涉人二二八事件。至于白鹏飞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观察,是否透过杨亮功转达给白崇禧,或者亲自向有同乡之谊的白崇禧面陈,因为缺乏资料,尚待更进一步的查证。
关于南京与台北之间的密电往来,本日蒋介石拍发回电给陈仪,肯定他“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但“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虽然同意他请辞,仍然要他“勉为其难”、负责主持善后。这封复电,带给陈仪一线希望,因为在电文中,蒋仍要陈仪“主持”善后;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命陈仪“将原电抄送白部长同阅”。在同日蒋介石致白崇禧的电文里,要白崇禧按照其致陈仪复电的指示办理;改组成立台湾省政府的事宜,也“请兄(指白)与公侠长官切商具体办法”。
这两通电报里,透露了几项讯息:一、对于是否要调离陈仪,或仍由陈仪出任改制后的省主席,蒋介石此时仍然犹豫未定;二、在蒋的安排里,白崇禧在台湾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陈仪,真正负责主持善后的,仍是陈氏,换句话说,白崇禧真能“权宜处置”的权限并不大;三、陈仪不但能直通南京层峰,似乎还有可能继续出任改制后的第一任台湾省主席。这些情势,对于白崇禧在台湾的宣慰善后,造成了若干限制和掣肘。对于这些局限,白崇禧自然有所察觉。碍于自己“协同办理”的身份,他只得修正若干处理原则。
当夜,陈仪又修书一封,致函给蒋主席。在这封信函里,陈仪反对由朱绍良出任台湾省主席,因为“一鸣(朱绍良)虽不无才干,但思想太旧,缺乏现代知识”,不适合出掌经济、文化都较内地发达的台湾;再者,现在长官公署各局处主管,“皆属一时俊逸,怀事业之心而来,延揽时煞费苦心。若省政府主席不能志同道合,必定涣然星散,致各种事业大受影响,甚至不堪收拾”。
……
前言/序言
白先勇:《代序:关键十六天》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当时我十五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
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
他们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蒋介石特派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台湾宣慰,处理“二二八”善后问题。父亲在关键的十六天中,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当时台湾人对父亲一直铭感于心。那些台湾父老对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压低了声音,似乎余悸犹存,“二二八”,在戒严时代,还是一大禁忌,不能随便谈论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中国人民丧失三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许多学者专家从各种不同角度作过详尽分析,但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二战日本投降来得突然,接收工作,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东北、华北平津一带、华东京沪地区,是接收计划重中之重,一流军队人才都遣派前往。台湾在当时接收计划中,重要性排名后段,来接收的军队以及人员当然也属二三流了。事后证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平津、京沪一一失败,这也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主因之一。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情况更加复杂。台湾接收,未能顺利,爆发“二二八”,并不意外。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正是国共内战的尖锐时刻,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北,遍地烽火。蒋介石正忙于调动胡宗南部攻打延安,那是国民政府当时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其严重性及后坐力,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直到事态发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镇压,全岛沸腾,蒋介石才命令父亲到台湾宣慰,灭火善后。
蒋介石任命父亲到台湾宣慰,基于父亲当时职位是国防部长,对军警人员有管束权,父亲因抗日军功,成为一代名将,在民间有足够的声望,而蒋对父亲处理危机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当时父亲正在华北巡视各绥靖区,三月七日飞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亲赴台宣慰,展开停损善后工作,当时,“二二八”已发生两个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后一个星期,暴力镇压、滥捕滥杀随即展开,不少台籍精英分子以及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父亲本来计划三月十二日赴台,后受阻于陈仪向蒋介石的建议,迟至数日。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父亲是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亲自任命的特派大员,可以说手上掌握生杀大权,他的态度及措施攸关善后工作的成败。
据父亲回忆录自述,他处理“二二八”的基本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对“二二八”受难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宁人。事实上他未赴台前,已听取各方的情报,因此他对于台湾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父亲行事,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行动却剑及屦及,当机立断。虽然他治军严格,但赏罚分明,尤其人命关天的案子,父亲宅心仁厚,谨慎判断。抗战期间,日本空军空袭成都,空军成都军区司令张有谷,令第五大队队长吕天龙率领十六架飞机避往天水,因为国民党军队飞机装备比日机差一大截,无法正面迎战。吕天龙卧病,由副队长余平享带队,降落天水机场时遭日机突袭,全军尽墨。蒋委员长震怒,将张、吕、余押至重庆枪决。蒋命父亲任军法审判长,父亲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作,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作。”后来父亲将三人免除死刑,为空军保留了几位优秀人员。他对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态度。他显然认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即使有所触犯,也应罪不至死。所以他来台宣慰,基本上是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免除许多人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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