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经》是曾国藩生前的一部“压案之作”，用李鸿章的话说，这部书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所谓“挺”，即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大名要推让几分，盛时要做衰时想，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欠缺本身就是完美。曾国藩以盖世之功而能于众说诋毁中安然保全自身，全赖这一“挺”字。主动、积极、谦虚，以出世之心来入世，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直。如此方能不受困、不为他人左右．到达气定神闲地享受人生之至高境界。

作者简介

　　曾国藩，晚清名臣，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著有《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冰鉴》《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家书》等作品。

第一诀入局
第二诀励志
第三诀坚忍
第四诀刚直
第五诀克己
第六诀笃学
第七诀爱民
第八诀识人
第九诀英才
第十诀驭下
第十一诀纳言
第十二诀浑含
第十三诀治政
第十四诀整军
第十五诀决胜
第十六诀自强
第十七诀外交
第十八诀峻法

精彩书摘

　　第一诀入局
　　【原文】
　　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预备，而彼族诸国合纵，穷年累世但讲战事。我能幸胜于一岁，断难保全于多年，庚申覆辙，岂可再见？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在局外者，皆以天主教流毒中华，污辱孔亟，异端不可不攘，木兰北狩，淀园被焚，国仇不可不雪。或奖义愤之民而百万萃集，或联合各国之交而专攻一国，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
　　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惟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惟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译文】
　　大概来说，这件事在局中的人，都会觉得中国士兵疲倦将领缺少，即使是沿江沿海的各省也毫无防备。如果西洋各国一起联手，接连不断要求开战，即使我国能够侥幸打赢一年，却也是无法保证每年都能打赢，战事如此反反复复，哪里谈得上有明天？所以必须隐忍以便能和议，这些就是形势需要啊。在局外的人，都觉得天主教毒害中华，污辱了我们的圣人孔子，所以这些异端邪说不能不受到排挤，咸丰帝被迫躲在了木兰围场，海淀的圆明园又被他们烧毁，这些国仇不能不报。或者奖赏那些心怀忠义、义愤难平的百姓，将他们成千上万地召集而来；或者联合其他各国，专门针对一国进攻，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保全国体不受欺辱。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那么做，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这里所做的，大概有所偏颇失衡，再加上所用措施不当，遭到无数非议，也不足为奇。
　　我和其他身在局中的人一样，怎么可能真的愿意残忍地对待我们的老百姓，以满足敌人的欲求？无非是我担心战事一起，必将祸害连连，成年累月的战争不断啊。如今西南没有平定，沿海的战事计划还没有商议。各省的绿营兵也没有一个能用的，从地方上招来的士兵也只有李鸿章一部的装备比较精良、气势较为雄壮。但这样的精兵强将还不到两万人，即使能防御一个口岸，难道还能防御所有的口岸吗？能保住一年，未必能坚持很多年，能抵挡得了一个国家，未必能应付得了西方列强。而如果西方列强联起手来、狼狈为奸，他们的实力却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曾经说过，如今的洋人和汉朝的匈奴、宋代的辽金是截然不同的，实在不敢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又怎能因为天津老百姓的愤怒，而让整个国家陷入无尽的灾难中来？我唯有委曲求全示好西方列强，但同时也没有忘记防范，这才是上上策啊。
　　【点评】
　　“挺”，是一种亮剑精神，也是一种有着入局勇气和魄力的精神。生活中曲径通幽的灵活，胜于坚韧的高明。
　　做人，需要有挺劲！
　　曾国藩《挺经》里的十八诀，说到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入局”。因为这是入局后才会有的十八诀，抛开入局，也就无从谈起十八诀。而要想读懂《挺经》，读懂十八诀，首先要知道曾国藩是如何入局的，他入局时的背景又是怎样的。
　　清王朝在创立初期，前几代的统治者都很善于治理国家，因此，那时候的文治武功丝毫不逊色于汉唐盛世。在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朝的发展后，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而正所谓“盛极则衰”。慢慢地，清王朝的种种矛盾逐渐暴露：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加速了“由盛转衰”的进程。
　　清王朝在政治腐败的同时，财政和军事也出现了状况，开始逐渐恶化。乾隆中期，清王朝的财政尚有节余，但到了嘉庆末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而那曾经英勇无比的八旗兵，也在平定吴三桂后，走向腐败和没落，开始依赖绿营。而到了乾隆后期，连绿营都开始腐败，正是因为这些，直接导致了白莲教的兴起。
　　在国内政治腐败没落之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清王朝之外新兴的西方列强乘机打了进来，清军溃不成军，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个口子一开，此后的列强便接踵而至，伺机侵夺中国领土，又有无数个不平等条约签了出去。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换来太平，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愈发激烈，这也更加激化了国内固有的社会矛盾。清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
　　曾国藩就生活在这种旧秩序即将崩溃的晚清，可以说是到了真正的内忧外患的时期。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只是一介儒生的曾国藩，不弃笔却从戎，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了清王朝的“中兴第一名臣”。
　　虽然曾国藩的妥协外交惹来了很多非议，但他对清王朝的贡献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曾国藩去世时是61岁，当时还任南京两江总督。在临死前五天，他还恪尽职守地在工作着，所以江苏巡抚在将他的死讯汇报给朝廷时，说他是被工作累死的。
　　“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用此话总结，绝不为过。曾国藩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为了大清朝廷，完全做到了：身在局中，竭尽血诚。
　　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的他，既能召集天下人才，又能统兵三十万，最终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之心。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为大清朝尽职，甚至可以说这成了他的人生理想。一直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诲的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自小就有的人生目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在达到“达”后，所要做的就是兼济天下。
　　既然要“兼济天下”，必须“入局”，只有身在其中，才能谈得上“兼济天下”。曾国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一直主张的任何事都要躬亲实践不无关系。
　　他一直认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为此，他提出了躬身入局的办法，那就是“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何谓“身到”？其实就是坐在哪个位置就要做哪种事，如若身在基层，即使是有关人命、盗窃的案情，也要亲自去查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层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所谓“心到”就是指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仔细分析，不能盲人摸象，而要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仔细研究、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而完整的结论来；所谓“眼到”就是指不管是察人还是察事，抑或是看公文，都要通过敏锐的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手到”就是指面对人和事的是非曲直，重要的是寻找到关键点，而对这个关键点，还要随时做出记录，避免过后遗忘；所谓“口到”就是“叮嘱、吩咐”要到位，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千万不能嫌麻烦而漏交代。
　　这是曾国藩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出的躬身入局“五到”，这五点不要说放在以前，就是现在，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借鉴和学习。
　　“躬身入局”，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局中，不过聪明、有成就的人知道该入什么局，该怎么入局，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而已。
　　有人曾这么总结曾国藩的“躬身入局”：“曾国藩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都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的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试将我们放在曾国藩生活的年代，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用他的视野来理解入局，便能知道，这个“入局”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
　　正如他所说，在局外呐喊助威也好，谩骂诋毁也罢，冷静下来一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多只能是牢骚。但若在局内，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所以不管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入的局，但我们必须知道、明白自己该入何种“局”，认清自己该怎么“入局”，这才是“入局”的关键，而“入局”又是成功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基础，脱离了“入局”，一切则都是幻想。
　　李鸿章经常给自己的儿孙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讲给他的。
　　“一老翁请客，晨起派儿置办果蔬，时已过巳，儿仍不归。老翁心慌，遂亲往村口看望。见儿子挑菜担与一挑京货担的汉子于水睦上对峙，水睦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却互不相让。
　　老翁婉言，家中有客，请汉子于水田稍避，两人均可过，岂不两便。
　　汉子曰，为何不让汝子于水田稍避？
　　老翁答曰，儿身材矮小，立于水田，恐担浸湿，坏其食物，而汉身长，故请避让。
　　汉子曰，汝子担内不过果蔬，浸湿无妨，吾担内是京广贵货，浸湿一文不值，安能避让？
　　老翁见状无奈，乃挺身就近曰，然则如此，吾下水，汝将担交于吾顶于头，待汝空身而过，则返汝，何如？即解衣脱履。
　　汉子见此，甚过意不去，乃曰，既老丈如此，我即下水，汝子担过去便是，当即下田避让，争执就此消散。”
　　这是一个看似讲谦让的故事，但这故事不管是曾国藩讲给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讲给儿孙，都不仅仅是其表面的意思。他们讲的最主要的精髓就是“解衣脱履”，也就是“入局”。
　　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在岸上空嚷嚷不行，要亲自“入局”，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这“入局”，之所以被曾国藩的《挺经》收在了首篇，就是因为“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也是《挺经》的最基本的精髓。
　　有了曾国藩的“入局”，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切。
　　然而，曾国藩想要真正入局，又是何其不容易。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后，鸦片战争将社会矛盾揭了开来，清王朝的腐朽完全暴露出来。来自底层的曾国藩，深知老百姓的疾苦，所以在做官之后，眼见官场的腐败和贪婪，很是痛心。因此，他一直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一门心思想着重整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统治，希望能出现唐宋时期的中兴局面。不过，他最终除了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中兴局面始终没能够如愿出现。
　　曾国藩想做一个圣贤，一个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得失的圣贤，这种思想渗透进了曾国藩的血液。从他给家乡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就能看出一二来。那些书信中，除了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外，就是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了。而之所以选择和家乡朋友谈，就是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成长环境相似，以及政治理想的相近都让他们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在与曾国藩经常书信互动的人当中，虽然没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官运亨通，但这些人却也“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希望他能上疏给皇上。而曾国藩也希望能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底层人的真实情况，以便寻找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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