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無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立場的政治思想者，都難以擺脫他那充滿悖論與危險的思想幽靈
20世紀具爭議政治思想傢、最後一位歐洲公法學傢——卡爾·施米特經典作品集全新編訂
20世紀憲法學經典，揭示現代議會民主製的法理睏境
葬送魏瑪憲政、為納粹上颱鋪平道路的竟是自由主義法學？
內容簡介
《閤法性與正當性》收入卡爾·施米特經典作品三種：《當今議會製的思想史狀況》《閤法性與正當性》《從囹圄中獲救：1945—1947年間的體驗》；主題圍繞施米特作為憲法學傢的思考與命運。
《當今議會製的思想史狀況》尖銳提齣議會民主製的法理學和政治學睏難，既立足於現實政治問題，又具有思想史視野。
《閤法性與正當性》為憲法學和政治學的經典文獻，是施米特在魏瑪憲政危機關頭書寫的法學名作，堪稱挽救魏瑪民國憲政的“絕望嘗試”，明確主張對反魏瑪憲法的政黨（納粹）實行黨禁。然而戰後，施米特卻吊詭地被貼上“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傢”的標簽，1945年被盟軍當局拘押近兩年。
其間，施米特寫作六篇隨筆，結集為《從囹圄中獲救：1945—1947年間的體驗》齣版，篇幅雖小，但在施米特研究中徵引率卻很高，因為從中可以看到施米特因歐洲法學傳統的徹底崩潰而深感無奈。
作者簡介
卡爾·施米特（Carl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傢，最後一位歐洲公法學傢
施米特的寫作生涯長達60餘年，在20世紀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瞭重要角色，有“20世紀的霍布斯”之稱，其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産生瞭重大影響，其中以決斷論為著；並提齣瞭許多公法學上的重要概念，例如製度性保障、實質法治國，及法律與主權的關係等。
施米特齣生在德國西部威斯特伐裏亞的一個小鎮普勒騰貝格的天主教傢庭，從小喜好文學、藝術、音樂、哲學、神學，曾就讀於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斯特拉斯堡大學。1910年完成博士論文《論罪責與罪責模式》，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施米特一邊研究新康德主義法理學，一邊寫論瓦格納的華彩文章。1916年以《國傢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一文取得教授資格，並發錶瞭一部從政治哲學角度論詩人多伯勒的長詩《北極光》的專著，從此開始瞭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與塞爾維亞女子帕芙拉·多蘿蒂剋結婚。
1933年，施米特擔任柏林大學教授，同年，齣於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納粹黨。“二戰”後，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傢”的稱號。1933—1936年，施米特擔任普魯士政府成員，享有眾多學術職位，包括著名的《德意誌法學傢報》主編。1936年後，施米特因其在納粹執政前後態度之轉變，及其入黨甚晚的事實而漸受部份黨政高層質疑，且受到黨衛軍機關報《黑衣軍團》的攻擊。戰後被盟軍逮捕並移送至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應訊，卻未被起訴而獲開釋。施米特後因拒絕與西德政府“去納粹化”政策妥協而被永久剝奪正式任教之權利。縱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續著書立說，對西德公眾輿論以及歐洲左、右翼知識精英發揮其影響力。施米特以96歲高齡逝世於慕尼黑，葬於故鄉普勒騰貝格，墓碑上銘刻著施米特對自己的蓋棺論定：“他通曉律法。”
施米特與馬剋斯·韋伯曾有所來往，且深受其影響，部分地繼承瞭韋伯對現代性批判的論題，其中一個明確的傾嚮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但稱施米特為“反自由主義者”，則失之草率，有學者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來自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批判。
馮剋利，1955年生，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內公認一流水準的翻譯傢，自1990年代以來對於學術思想的傳播有突破性的傑齣貢獻，在公共思想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縛：政治思想筆記》；譯著包括勒旁《烏閤之眾》，哈耶剋《緻命的自負》《經濟、科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科學的反革命》《哈耶剋文選》，考德威爾《哈耶剋評傳》，萊斯諾夫《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傢》，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論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牛津大學《英美哲學概論》，布坎南《立憲經濟學》，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等。
李鞦零，生於1957年，河南人，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兼任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黑龍江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特邀研究員、遼寜大學哲學係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基督教神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國哲人視野中的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專著及論文數十篇，譯有30餘部西方學術名著及數十篇論文，包括《康德著作全集》等。
硃雁冰，德語教授，196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係，四川外語學院德語係榮休教授，曾任1986—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1996年度高等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還是國際日耳曼學聯閤會（IVG）會員。19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圖書館作儒傢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發錶論文《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萊布尼茨與硃熹》（德文）、《赫爾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傢思想》（德文）等九篇。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包括《聖言的傾聽者》《基督教理論與現代》《曆史與社會中的信仰》等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施米特乃“德國學界憲法和公法領域最重要的人”。
——阿倫特
★［施米特的論著］最具學識且最富洞見力。
——哈耶剋
★施米特是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上承擔起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此，我們是指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發生在自由主義的視界之內。他的非自由主義傾嚮依然受製於無法剋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係”。
——列奧·施特勞斯
★施米特是“韋伯傳統下偉大的社會哲學傢”。
——雷濛·阿隆
★施米特是“韋伯閤法的兒子”。
——哈貝馬斯
★施米特濛受的是數世紀以來不為人們所承認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的命運。
——赫爾穆特·捨爾斯基
★羅馬失火時，彈琴固然要不得；然而，這個時候研究水力學理論卻完全正當。施米特屬於那種“研究水力學理論”的人，他是具有罕見信念的思想傢……
——雨果·巴爾
★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現代性所作齣的前沿性和總體性的攻擊，産生瞭巨大而持久的知識上的影響。由此帶來的知識和理論上的碎片，不斷地為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知識群體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撿拾。事實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尚沒有哪個思想傢像施米特一樣有如此多的來自不同領域的讀者群。
——揚–維爾納·米勒
★基於對魏瑪共和國民主製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麵思考瞭自由主義的理論局限，成為整個20世紀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義批評傢。
我們可以把施米特看作是尼采以來西方“價值重估”、道德超越和通過顛覆和消解傳統而不斷自我肯定的總體方嚮上的最後一個重要路標。
——張旭東
★今天的知識界，從德國到歐美乃至中國，施米特的思想幽靈正在徘徊遊蕩，吸引瞭分屬不同意識形態與知識譜係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當然，施米特在世的時候絕不是默默無聞的學者，但對學術思想界而言，他在最近二十年間的影響甚至超過瞭他生前最為鼎盛的時期。如果在當代談論西方思想，特彆是政治哲學和法學，我們似乎逃不開施米特幽靈的糾纏。
——劉擎
★施米特的價值不在於他的答案，而在於他的問題，沒有人能繞過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獨裁者和“遊擊隊員”，所有與他爭辯的人都成瞭嚮他學習的弟子，無法繞過他那巨大的、悖論性的、危險的存在。在這張名單上，僅我們熟知的就有羅爾斯、哈貝馬斯、福柯、德裏達、德沃金，一直到齊澤剋、阿甘本和哈特及內格利。
——嚴搏非
★施米特“如今甚至開始蓋過韋伯的光芒”。
——《法蘭剋福匯報》
目錄
編者說明（劉小楓）當今議會製的思想史狀況［1923］（馮剋利譯）
緒論：論議會製與民主製的抵牾［1926］
導言［1923］
一、民主製和議會製
二、議會製原理
三、馬剋思主義思想中的專政
四、直接運用暴力的非理性學說
附錄：論議會製的意識形態［1925］（理查·托馬）
閤法性與正當性［1932］（李鞦零譯）
引言：與其他國傢類型（司法型國傢、政府型國傢和管理型國傢）相對的
立法型國傢的閤法性製度
一、議會製立法型國傢的閤法性製度
二、魏瑪憲法的三種特彆立法者
結語
重印附言［1957］
從囹圄中獲救——1945-1947年間的體驗［1950］（硃雁冰譯）
與斯普蘭格的交談［1945年夏］
答曼海姆的廣播講話［1945/1946年鼕］
淺說托剋維爾的曆史編纂［1946年夏］
兩座墳塋［1946年8月25日］
從囹圄中獲救［1946年夏］
牢房的智慧［1947年4月］
花甲之年詠［1948年7月11日］
人名譯名對照錶
精彩書摘
《閤法性與正當性》：施米特的危險大概在於，他過於強調事物的錶相，沒有總是意識到在為政治製度作理論辯護時必須存有戒心。譬如，支持建立或維持一種製度的人肯定不能經常說，他隻是因為一種悲觀的順從纔采取行動，或他維護某種事情完全是因為它罪惡較少。如果他想富有成效，他就必須積極地談論問題，喚起樂觀的幻覺，而且隻要他還在戰鬥，那麼，甚至他自己也會相信它們。如果這些幻覺後來被證明是欺人之談，一種製度從長遠看仍然不會因此而消失。
施米特所說的“議會思想的相對理性主義”肯定已經“失去瞭一部分它的一目瞭然”。它甚至失去瞭全部的一目瞭然。凡是希望代錶大會的ludicartacei及賦予它立法權作為選擇政府標準的人，他們這樣做是齣於一些憲政主義和社會倫理的考慮、希望和服從，完全不同於基佐和伏薩德的觀點。
進一步說，工團主義的[階級對立]神話理論和法西斯主義的[民族]神話理論，並不是那種一目瞭然性已經消失的“最強大的錶達”。其最強大的錶達是彆的事情：在實踐中，代錶有意歸屬這樣的黨派，它能夠首先讓選舉結果而非議會來決定最重要的國傢政策；政治決策總是唯意誌論而非理性的，這種理論觀點已在思想史中得到普遍認可。從相信辯論邁嚮“決斷論”的一步早已完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是，決策應當繼續掌握在穩定的少數（威權主義國傢，或極端地說專政製度）手裏，還是應當掌握在不穩定、臨時性的少數（黨派國傢）手裏；或者，某些社會階級——無論無産階級，還是資産階級——是否應當受到排斥或給予優待（特權國傢）。尚未證明歐洲麵對如此兩難選擇：議會製抑或專政。如果議會製真的失敗瞭並且無法自我革新，那麼，除瞭議會製以外，民主製還有其他許多組織方式的可能性——雖然它肯定不是君主製，正如它肯定是共和製。但是，今天就此作齣判斷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在英國或法國也如此，遑論年輕的議會製尚在學步的德國。對非民主國傢也不能這樣說。當然，歐洲的憲政說不定有一天要麵對惟一的選擇：民主議會製抑或暴力專政。然而，說這是普遍現實，則我要鬥膽否認，盡管存在著列寜、墨索裏尼和普裏莫-德裏韋拉。
（二）如果我拒絕施米特從思想角度看議會製已經死亡的論斷，我仍然能夠懷著更多的贊賞和認同說，它澄清瞭思想史中的一些關係和問題。
我至少要對前兩章錶示贊同，盡管它們包含著許多尖銳的觀察與教誨，譬如對“民主正當性的不言自明”和國聯打算以民主為由乾涉各國內部事務的評論。作者在第一章“民主製和議會製”中認為，民主的定義在一係列同一性（多數意誌就是議會意誌，議會意誌就是人民意誌，等等）中，已把自身摧殘殆盡，但作者把民主的一種辯護混同於所有的辯護，這種辯護在文獻中雖然最為突齣，但很難說是歐洲民主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從“務實政治”（realpolitik）、民族主義、強權政治（與普遍兵役製的關係）和策略（迪斯纍利、俾斯麥）的角度看，對民主化的社會政治論證，一直就比自由和平等的理想更為重要。我已經指齣瞭第二章“議會製原理”的片麵性。惟一還應當說明的是，施米特論證中的弱點，因其對基佐的意識形態同樣博學而深刻的分析而變得瑕不掩瑜，他將其定位於相信製衡與和諧的自由主義思想界，定位於啓濛運動的哲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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