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冠名以“嘉定縣事”,卻並非將視野局限於一縣之事,舉凡明清時期賦役、財政、市場、水利、地方行政等領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鮮明而相對獨立的問題意識,閤在一起,又相互關聯,旨在把雙方在嘉定乃至整個江南的曆史脈絡下作一直接呈現,可以彰顯中日學者對固有學術範式的追求和超越以及處理具體學術問題時采取的不同路徑。貫穿全書最重要的一條主綫是賦役財政製度的變遷。與明代江南其他府縣所麵臨的情況相似,永樂北遷後,因運輸費用激增,嘉定縣麵臨著沉重的財政壓力。宣德正統間,應天巡撫周忱一係列改革,大大舒緩瞭當地的民力。嘉定縣西南鄉的“六區三扇”和鄰近的昆山“三區”等處率先享有改納官布的特權,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無形中給當地社會增添瞭更大的實惠。由此,嘉定縣齣現瞭植棉業蓬勃發展的趨嚮。但是,植棉業所需特殊的農業生産技術條件反過來造成吳淞江水利係統的逐漸荒廢,進而引發瞭進一步的改革訴求。萬曆間,在朝野鄉宦和耆老鄉賢的不懈努力下,終於獲得全縣漕糧全部摺銀的特權。嘉定縣以棉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結構從此愈發固定。或許是這次賦役改革的步調有些過大,自明末起,當地常常作為製度規定的特例被刻意“遺忘”或者被格外“關照”,而針對每一次賦役調整的具體應對,都在本地曆史上留下瞭深深的痕跡,成為瞭解地方曆史脈絡最重要的綫索之一。賦役改革的多麵效應並不僅僅體現在從摺布到摺漕這一過程之上,當地的均田均役改革也顯示齣類似的麵相。透過對“摺漕”和“夫束”兩大縣政問題的細緻討論,《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將深刻反思傳統社會州縣行政的運作機製及其近代轉型。
評分通過對地方文獻的仔細閱讀,從江南嘉定縣的曆史中發現構築中國現代化財政體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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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的另外一條主綫是探討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的發育機製,以此為基礎,嘗試對南翔、安亭等市鎮的空間曆史進程進行初步的復原。早在宋元時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區就已有較為發達的商業,《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第一至三章的研究將錶明,明代嘉定縣境內主要市鎮的興起另有其因。從大的製度背景看,宣德正統間,應天巡撫周忱在蘇州府的嘉定、昆山二縣推行瞭摺徵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雖是為瞭減輕永樂北遷後蘇鬆地區的漕糧加耗,但間接促發瞭當地實物財政嚮貨幣財政的轉換,並帶動起最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場。明代中葉始,江南地區齣現的農産商品化、中長距離貿易的興起和本地市場的發育等諸多新氣象,均與此相關。隨著萬曆間嘉定縣漕糧實現全部改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關係被創造齣來。已經習慣植棉的老百姓隻能依賴市場,來獲取他們所需的榖物和白銀,以便繳納賦稅或者滿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糧食市場亦應運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這一機製下興盛起來的諸多棉業市鎮中的代錶。從錶麵上看,明中葉江南一些地區種植結構的改變尤其是經濟作物的大麵積播種,非常符閤立足於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市場發育理論,但是,一旦將之置於更為復雜的曆史背景之下,就會發覺這樣的解釋過於平麵化,缺乏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邏輯替代過程的嫌疑。通過對南翔、安亭等鎮的個案研究可知,從摺布到摺漕的賦役改革,直接引發瞭嘉定縣商品交換的興盛和種植結構的改變。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學者將推動明代長距離貿易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歸結為貢賦經濟,提示我們“經濟理性”和“社會分工”等以西方語境為齣發點的分析工具絕不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一勞永逸的方法論,更應該從賦役改革和地方社會變化等角度,來揭示明中葉以後江南市場發育的深層次原因。特彆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鎮形成的時空過程並非均質或勻速的,清中葉以後逐漸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鎮形成一定規模以後的産物。如果結閤相關史實和製度背景,將不斷“層纍”的文獻放迴到具體的曆史場景中,並將“結構—過程”、“經濟—社會”等視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鎮空間研究中,或可盡量“復原”市鎮在空間、製度、商貿、文化等多條脈絡交互作用下産生、成長的復雜過程,進而突破以往市鎮起源研究中區位決定論等單綫邏輯的解釋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鎮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曆史過程。
評分剛看完,非常好,很受啓發
評分 評分由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吳滔和日本一橋大學準教授佐藤仁史閤著,是兩位作者基於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幾年閤作研究的階段成果。全書以雍正之前的嘉定縣境作為研究地域,研究時段則主要涵蓋明清到民國初,前後約500餘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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