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政道》（之前已通过选题，书名初步设想改为《论国家治理——中国政道篇》）的姊妹篇。本书偏重制度建设，《中国?政道》偏重理论分析。本书包括公众决策参与机制、挑选决策者阶段的新趋向、中国公共政策设置的模式、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新跃进、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等八部分。

作者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三十本，包括《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道》、《人间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等。

一、公众决策参与机制
——个分析框架
公众参与机制
信息公开
听取民意
吸取民智
实行民决
公众参与的位阶
毛泽东的逆向参与模式：群众路线
二、挑选决策者阶段的新趋向
城乡基层选举
人大代表选举
行政首长的选举
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动员模式
内参模式
借力模式
上书模式
外压模式
小结
四、改革时期的公安分权与集权
——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
调动地方资源——公安行政分权的意义
人员编制权力下放
经费保障责任下移
机构管理权限下放
重塑中央效能——公安行政集权的目的
调整编制、向基层倾斜
建设经费保障机制
强化机构纵向监管
从分权向集权转变的原因
控制对象与控制主体的变化
分权与集权自身矛盾的演变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
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逻辑
分权化发展的条件
集权型建设的前提
小结及讨论
五、走向预算国家
——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财政转型与预算国家：一个初步的理论
国家建设与财政转型
税收国家
预算国家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经验
法国道路
英国道路
美国道路
中国的预算改革
预算改革前中国的财政：演进中的税收国家与“前预算时代”
　 1999年以来的预算改革
　建立预算国家面临的挑战
总结
六、如何摸着石头过河？
——从农村医疗融资体制的变迁看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与学习模式
医疗合作的萌芽
合作医疗的兴起
合作医疗的普及
传统合作医疗的衰落
新型合作医疗的探索
小结
七、大转型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
波兰尼的《大转型》
中国的大转型
大转型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小结
八、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在保护社会方面的新跃进
中国式社会主义：从1．0到3．0
缩小不平等
地区差距的缩小
缩小城乡差距
降低不安全
最低生活保障
医疗保障
养老保障
住房保障
其它保障
小结

精彩书摘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 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政府干预。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解决，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故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试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前面提供的大量数据证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在社会保护方面，中国在过去十余年确确实实经历了一次史前例的大跃进。为了使这个大跃进一目了然，图8—18展现了2000—2012年间的两组数据：一组是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另一组是该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看到，在短短13年间，前一组数据从不到5 000亿元增至近55 000亿元，增加了10倍。也许有人会说，这组数据之所以增长率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快速增长。这固然没有错，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在此期间翻了好几番；但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与GDP并不是同步增长，而是比本来就增长很快的后者增长速度高得多。这使得该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图8—18拿当今的中国与十几年前的中国进行对比，显示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场大跃进。这个大跃进还可以从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看出。图8—19中有关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中国的数据来自作者的计算。它显示，2000年时，中国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印度2010年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国超越亚太地区2010年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国超越世界平均值；到2012年，中国超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平均值。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连续跨过三道门槛，现在正跃跃欲试，追赶俄罗斯与巴西的水平。除个别例外，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支出现在仅低于两类经济体，即欧美发达经济体与前苏东经济体。在138个有数据的经济体中，中国可以排在60位左右。
这样，论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作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都可争辩地表明，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大跃进。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依据的，因为当时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公共支出确实比大多数国家低。但如果这些人今天依然说中国是“低福利”，那等于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总是相对的，没搞清客观的衡量标准便奢谈“高”、“低”，异于信口开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低福利”国家，因为西方有关社会保护与福利的文献往往将竞争性的选举看作决定社会保障广度与力度的关键因素，似乎只有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政府才可能回应选民的呼声；似乎只有引入竞争性选举，才构成加强社会保护的必要条件。图8—19证明，这种看法毫根据。否则便法解释，在社会保护方面，为什么一大批被贴上“民主”标签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却落到了中国的后面。因为不能否认中国社会保护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人也许会争辩说，中国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政权当然对各种政体都至关重要，但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权，当权者理性的选择应当是缓步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因为在社会保护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民众是难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权说”也许可以用来解释那些社会保护进度缓慢、逐步扩大的例子，但它显然法解释中国过去十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跃进。
其实，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缚，要解释这个大跃进并不难。社会保护是人类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热切期盼；“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现阶段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2000年前后处于“低福利”状态，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中国的制度特征。实际上，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度影响中国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才导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现；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运动。自新世纪以来，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内部差异性如此巨大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推动如此广泛深刻、顺应民心的变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力，对民众的需求具有相当强的回应性。今天，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民众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保护还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只要这种压力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体制的适应力与回应性不退化，可以预期，中国梦未来定会一步步变成惠及亿万百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