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陈四益所言：读书，若是直不起腰板儿，以为其中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生怕自己领会不来，是极苦的差事。读史，若诚惶诚恐，以为那里面句句是实，半分无假，多份儿也是呆子。这样的呆读，充其量只是个书袋子，引不起多少兴味。但若能从不疑处生出疑惑，从涂饰中看出真相，那就真是“清白人会算糊涂账”了。读书，读到不被瞒过，别有所得，就不算白费了灯油。

《衙门这碗饭》中另一半内容，是一组对人生中一段经历的观照与回想。事情发生在那场“大革命”及其前后，所叙却不是什么烈烈轰轰的壮举。那场“大革命”或曰“大动乱”，若从当时发动者的“义正词严”来看，自然是场“正剧”；若从多少无辜者在历时十年的悲惨遭遇来看，则是一场悲剧；但若从那十年无穷无尽的荒诞来看，又是不折不扣的喜剧与闹剧。从中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氛围中，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怎样一本正经地做着那些今天看来已觉荒诞不经的事情。

是什么条件，使十几亿人如此癫狂？如果相同的条件再次出现，是否还会同样的癫狂？谈笑，也是为了思考——总要长点记性才好。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百家小集”书系第一辑目录：

朱正《那是多少豪杰》

钟叔河《大托铺的笑话》

王跃文《读书太少》

丁东《文化界遛弯儿》

谢泳《网络时代如何读书》

蓝英年《那些人，那些事》

智效民《教育在民国》

王彬彬《有事生非》

陈四益《衙门这碗饭》

邵燕祥《<找灵魂>补遗》

作者简介

陈四益，当代著名杂文家。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学就读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文革”期间下干校，进山沟，入工厂，当记者。一九八一年调《瞭望》新闻周刊，曾任副总编辑，直至退休。

读书颇杂，尤好读史。工作面宽，涉世稍深。历史与现实交错，思绪纷繁，每多联想，捉笔作文，成不同文体、长短由之的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之文；又得与画家丁聪、黄永厚等长期合作，文画相生，别具一格。著有《乱翻书》《魏晋风度》《草桥谈往》《世相图》《百喻图》《唐诗图》《竹枝图》《错读儒林》《臆说前辈》《忽然想到》等二十余种。

精彩书评

中国的帝王们也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牛皮烘烘，都想当有道的圣君，恨不得天天有人在耳边唱颂歌，决不肯承认自己治理的社会并不曾达到“天下有道”。何况孔老先生立了一根绝对化的标竿在那里，如果“庶人有议”，岂非“天下无道”？

魏征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韩愈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朱熹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口使不敢言也”。这一劝，劝了一两千年，无奈始终劝不醒梦中人。所以一个一个王朝都灰飞烟灭了。

——陈四益

精彩书摘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只是浮在面上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13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13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按照桃园经验，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都是雇农、下中农之家，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说不定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扎“根”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一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再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另一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 “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检举，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了局？

我们倒也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

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 “解放”已经十五年了，竟仍旧一贫如洗。他十分委屈地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他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全都看得见。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

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并非什么违法乱纪或贪污盗窃，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的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过几十斤面粉，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放下了心。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没过多久，传达了最高层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体也马马虎虎一风吹了。因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便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想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的“四不清”上，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责任必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倒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借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此是后话，暂且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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