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强，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校区）历史系终身教授，“留美历史学会”前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199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史、美国与东亚关系史、国际冷战史，出版《中国与越南战争, 1950—1975》、《龙、狮与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两部英文专著，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在国际冷战史学界获得广泛好评。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序言
美日同盟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1947—1952）
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应
朝鲜战争和日本
中共与对日和约
结论
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 （1948—1954）
希望中共走铁托的路
坚守离间中苏的信念
从以拉拢促分裂到以高压促分裂
结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留一只脚在门内”：英国承认新中国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两航”飞机问题
朝鲜战争
日内瓦会议
结论
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1950—1953）
英国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
从隔阂到建交：1949—1964年的中法关系
1949—1958年的中法关系
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
戴高乐的战略考虑
1963年富尔访华
结论
美台对中法建交的反应（1963—1964）
美国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结论
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的升级（1964—1965）
关于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的升级问题的文献评述
面对越南危局
北部湾事件
战争升级
越战升级中的中美互动
结论
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1965—1966）
约翰逊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辩论
越战升级和对华政策调整
结论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中国对亚非会议的重视
周恩来在万隆的表现
周恩来的国际影响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文化渊源
周恩来和中越关系（1949—1972）
援越抗法
日内瓦会议
帮助越南战后重建
中苏分歧和中越关系
援越抗美
中美缓和与中越隔阂
结论
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1954—1965）
日内瓦和万隆：中柬接近的开始
从万隆到建交
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中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中国给柬埔寨的安全承诺
结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期西方冷战史研究述评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
文化冷战史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美日同盟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1947—1952）
　　1949年夏，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做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明确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在美苏冷战对抗中将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少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念以及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的信仰，信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学说，同情并认同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仇视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革命视为俄国革命的继续。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在面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地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苏联结盟。强调中共领导人的革命信仰和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但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国际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政策制定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比如，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特别是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对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证实并强化了毛泽东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威胁的认识，勾起了他对历史上日本侵华罪恶的回忆，加剧了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敌视，坚定了他要与斯大林合作的决心。但是，浏览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冷战初期中共外交政策的著作，却很少能看见有作者论述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如何影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的。
　　本文认为，在解释中共外交政策形成原因时，既应分析中共决策人的意识形态理念与看法，又应考察国际事态是如何作用于这些理念与看法的。在目前的中美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美国政策对中共外交战略的影响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一缺陷，本文将着重论述日本在中美对抗的产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冷战初期日本在美国遏制东亚革命的战略中起什么作用？美国重新扶植日本并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做法是如何影响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看法的？美日同盟的出现与中苏联盟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美国通过日本来遏制东方革命的做法是如何影响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的？
　　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日本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占领当局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领导下，以美国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具体措施包括：惩罚战争罪犯；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制定新宪法，剥夺天皇的实际作用，树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废除贵族头衔，实行全民普选；开展土地改革，纠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减少佃农的数量；解散大垄断财团，削弱金融和工业巨头；颁布有利于劳工的法案，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和罢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制度，删除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和神道教内容，开除教师队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国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改造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
　　从1947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变化，政策重点从民主改革转向扶植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苏冷战的加剧。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拨款，以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抵抗共产主义威胁。“杜鲁门主义”随之诞生，并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宣言书。它表明美国决心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协助处于苏联周围的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很快影响到其对日政策。为了在东亚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需要重新扶植日本的经济，把日本的经济资源和力量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去，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坚定伙伴。
　　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改变对日政策的官员主要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等。凯南是始作俑者，他非常重视日本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他反复强调，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美国必须防止苏联控制这五个中心中的四个中心，即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以及日本。凯南认为，战后苏联对西欧和日本这些关键地区的威胁，不是直接的军事入侵，而是利用这些地区的政治瘫痪、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来操纵民怨，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进行渗透和颠覆，直至夺权。凯南批评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削弱垄断资本、支持劳工权利、限制军事力量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利于日本的稳定和繁荣。他指出，麦克阿瑟的改革措施已经在日本造成社会动荡，引起日本经济的萧条和通货膨胀。一个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崩溃、军事上软弱的日本只会给共产主义扩张以可乘之机。因此，凯南要求结束麦克阿瑟的政策，并建议推迟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等到日本建立了稳定的、有自信心的、亲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后再签；否则，一旦和平条约签订，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美军撤离。凯南的建议得到艾奇逊、马歇尔、福雷斯特尔、罗亚尔等官员的支持，并最后获得杜鲁门总统的赞同。
　　1947年5月8日，副国务卿艾奇逊声称，美国必须协助日本经济发展，把日本建成亚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基地，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 1948年1月，陆军部长罗亚尔表示，要重建日本的经济，使日本成为在远东遏制集权主义侵略的屏障。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失利，美国官员急于扶植日本，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维护美国利益、阻挡共产主义洪水的防波堤。1948年10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指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是发展日本经济，扩大日本出口，将日本建成东亚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从1947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停止解散日本大企业集团，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右翼战犯，允许他们重返政坛。为了阻止日本左翼势力的发展，美国占领当局开始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允许厂方开除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减少拆除和运走日本企业的设备（战后美国曾规定日本用其工业设备作为给受害国的战争赔偿）。
　　……

前言/序言

　　序言
　　这个文集收录了我过去所写的有关冷战史的13篇中文文章，其中多数曾经在专业期刊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过。除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西方冷战史研究状况的述评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基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冷战在亚洲的起源和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反映了我多年来力图从“国际史”的多维角度探索冷战时期中美对抗关系的学术追求和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初期作出的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对冷战在亚洲地区的蔓延和扩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与苏联结盟？要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既要重视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中国革命内在逻辑的作用，又不能忽视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决策的影响，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外部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决策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本书第1章通过分析战后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来说明美日反共同盟的形成是如何影响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的。
　　中苏同盟的缔结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重大冲击和挑战。如何制造中苏矛盾和分化中苏同盟是美国官员经常思考的问题。本书第2章勾勒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所谓“楔子战略”的产生和发展轨迹，比较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为实施此战略所采取的不同手法和策略。中美对抗是亚洲冷战中的突出矛盾。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我们不仅要解读美国外交决策人的观念、信仰、看法和对历史的记忆，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作用，还应该重视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同盟关系的制约。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探究：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与其主要西方盟国是如何互动的？美国的西方盟国在中国问题上是如何牵制华盛顿的？本书第3至第7章回顾了美国与英法在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所产生的诸多分歧，并分析了导致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美国同英法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龃龉和步调不一，反映了冷战中西方阵营内部在协调对华政策方面的困难和窘境，折射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曲高和寡。分析美国同英法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复杂国际因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作用。
　　越南战争是亚洲冷战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而又令人意外的影响。1960年代初期，美国领导人之所以急于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就是因为他们视中国为对东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他们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随着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领导人转而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借中国之力从印度支那脱身。于是，越南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1960年代上半期，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大规模干涉越南，越南问题使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而到了1960年代下半期，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转而希望中国帮忙终止印度支那冲突，越南问题又成为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和助力。套用一句中国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妨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说成是：兴也越南，衰也越南。本书的第8章和第9章剖析了美国约翰逊政府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的决策过程，讨论了影响约翰逊总统的越南决策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记述了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解释了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之间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方针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主要谈判代表。本书的第10章和第11章通过考察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对中越关系的处理，来揭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领域里的独特作用和贡献。
　　冷战时期，中国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一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64年中国领导人甚至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诺，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上是极其少见的（1964—1965年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的准同盟关系是另一个罕见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的“特殊关系”。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对一个东南亚小国予以如此高度的关注？为什么柬埔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第12章解析中柬“特殊关系”形成的由来，梳理1954年至1965年中柬关系发展的脉络，揭示影响中国对柬政策的主要考虑，并用中柬关系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冷战外交的一些特点。本书最后一章介绍和分析了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冷战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势和特点，评价其成就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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