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1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误解的对话》共分三辑:在第1辑中,作者试图从阐释学和当代学术的角度,阐述海外汉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意义,并对民国期间汉学与中国学之互动进行梳理。第二辑主要考察了德国汉学家的中国叙事如何反映明清之变以及晚清民国之变,选取的人物有汤若望、福兰阁以及傅吾康父子。在第三辑中,作者选用了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中西互视与互释的重要性,涉及的西方人士既有经典翻译家卫礼贤,也有目前研究不多的白乐日、许理和、罗哲海。
在学科分类愈来愈专业化的当今时代,重新审视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以及整体观点,会使我们获益匪浅。
李雪涛,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汉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专著,2008)、《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编之一,1999)、《佛像解说》(译者,2003)、《大哲学家》(主译,2004/2010)、《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译者,2012)、《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编者,2013),并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另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150余篇。
所有的理解都是一种源自远方的理解(fernes Verstehen)。这说明,如果有距离感的话,外国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反之,中国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中国学术需要汉学,汉学需要源自中国学术的资源,它们都需要阐释学。李雪涛教授的新书把这个观点阐述得非常透彻:没有阐释学的汉学、没有汉学的中国学术都不太可能有什么希望。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波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读李雪涛教授的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感谢雪涛,他让我看到德国汉学家如何看我们,也鼓励中国读者从自身出发反思德国汉学的局限与价值。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对话之根本,当是敞开封闭、打通尘障,从而理解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也重新理解自以为理解的自己。而理解已经是诠释,“诠释的循环”又正是诠释活动本身。因此,对话的关键并非正误之辨,何为“正见”其实也无从谈起。在“误解”中展开的对话,恰恰会将我们引向何以为然的思考。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几年前认识雪涛教授之后,我才开始借由汉学史来反省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处境。让我惊讶的是,在民国时期,德国学者与当时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交流。我经常问自己,当今的跨文化研究是否充分吸收了前辈汉学家的成果,并将之转化为适合当代的动态交往模式。在我看来,汉语学界应当接续民国以来所累积的文化资源,从而与当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发展趋势产生创造性的互动。
——何乏笔(Fabian Heubel,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代序 “误解的对话”
—试论汉学研究的阐释学意义
第一辑 “汉学”与“国学”
“汉学”与“国学”
—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试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之互动
—以20世纪20-40年代初的北平为中心
第二辑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
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
—崇祯的末日、山海关之战,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
福兰阁的汉学研究与当时之世界
—论欧洲汉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
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豪华落尽见真淳
—“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
此心安处即吾乡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
附:1937年—1950年傅吾康汉学论著目录
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
八大胡同闲走遍 几回慷慨发悲歌
—汉学家傅吾康笔下的八大胡同
第三辑 中西间的互视与互释
误解的对话
—许理和教授汉学研究之理路初探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学研究及启示
德国汉学家白乐日
卫礼贤《易经》德译本的翻译过程及底本初探
卫礼贤与建德周家
儒家话语对康德思想的重构
—《人心能力论》译本初探
雅利安人熊伟
—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
乔冠华及其庄子哲学研究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外国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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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
评分在学科分类愈来愈专业化的当今时代,重新审视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以及整体观点,会使我们获益匪浅。《误解的对话》共分三辑:在第一辑中,作者试图从阐释学和当代学术的角度,阐述海外汉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意义,并对民国期间汉学与中国学之互动进行梳理。第二辑主要考察了德国汉学家的中国叙事如何反映明清之变以及晚清民国之变,选取的人物有汤若望、福兰阁以及傅吾康父子。在第三辑中,作者选用了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中西互视与互释的重要性,涉及的西方人士既有经典翻译家卫礼贤,也有目前研究不多的白乐日、许理和、罗哲海。
评分中国思想不重在主张上帝、灵魂和本体,但亦不陷入唯物与唯心之争。本来唯心唯物是对立并起的两种见解。中国思想既没有主张唯物的,自然也就没有主张唯心的。究竟中国思想界向来对宇宙万物又是如何般的看法呢?似乎向来中国人思想并不注重在探讨宇宙之本质及其原始等,而只重在宇宙内当前可见之一切事象上。认为宇宙万物只是一事,彻始彻终,其实是无始无终,只是一事。这又是何等的事呢?中国思想界则称之日“动”。宇宙万物,实无宇宙万物,只是一动。此动又称日“易”。易即是变化,即是动。宇宙万物,彻头彻尾,就可见之事象论,则只是一变动,只是一易,这一变动便是有为。但此有为却是莫之为而为,因此并不坚持上帝创物之说。而且此一变动,又像是无所为而为。故中国人思想,更不去推求宇宙万物之目的,及其终极向往,与终极归宿。只说宇宙创始便是一动,归宿还只是一动,此动又谓之易。此种动与易,则只是一“现象”。现象背后是否另有本体,中国人便不再注意了。如此可说即现象即本体。此一变动中国人又称之为造化。此“造化”两字又可分析言之。我们也可说,造是“自无造有”,化是“自有化无”。同时在造,即是同时在化;同时在化,亦即同时在造。现象后面不论本体,生命后面不论灵魂。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也不坚拒上帝灵魂与本体之说,只认为此三者,如已内在于一切事象之中了。
评分评价:
评分附录一参考文献 340
评分附录二外国人名索引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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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以20世纪20-40年代初的北平为中心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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