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部研究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史前史，《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通過考察毛澤東著作的實踐基礎及其政治背景，在活的有機體中解讀他早期的政治思想，認為以有效的革命行動為目標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是毛澤東自身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及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徵。《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還把作者與毛澤東研究相關的兩篇重要論文也作為附錄收錄進來，從而有助於讀者從整體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學術脈絡。

作者簡介

　　布蘭特利·沃馬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伍德羅·威爾遜政治學係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政府與國際關係（中國、越南）。
　　他的主要著作有：《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中國政治》（第三版，閤著）；編著有《曆史視角下的當代中國政治：傳媒與中國公眾》、《中國的選舉改革》；並且在多種學術期刊和論文集中發錶瞭大量關於亞洲政治的研究。曾為富布萊特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研究員和梅隆研究員，並獲得過多種研究基金的奬勵。

鳴謝
導言
第一章接受馬剋思主義之前的毛澤東
第二章毛澤東、共産黨與國民革命（1923—1927）
第三章農村革命（1927—1931）
第四章治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
第五章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附錄一毛澤東思想中的理論與實踐
附錄二毛澤東在何處誤入歧途：毛澤東“左”傾政治中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這項研究追溯瞭從毛澤東最早時期的著作直至長徵開始這段時間內他的政治思想的發展，涉及毛澤東生命的前42年。在此期間，他參加瞭1919年的五四運動，幫助建立瞭中國共産黨，創造瞭根據地的政治—軍事戰略，還管理瞭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盡管這些經曆和活動被他後來的成就所遮蔽，但是它們本身就相當重要。與之相伴的還有在相應時期所産生的著作，這些著作反映瞭毛澤東對這些經曆和活動的重要性所做齣的判斷。毛澤東的著作中所揭示的主題、價值和方法幫助他成就瞭對中國政治的貢獻，而且，它們本身就是毛澤東的貢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項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考察毛澤東著作的實踐基礎和它們的政治背景，以期在活的有機體中解讀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我試圖用它們最初指代的對象來提齣新齣現的政治概念，並討論這樣一些主題———當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的毛澤東在麵臨著實踐決策時，會把它們當作重要的和緊迫的主題來加以描述。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尤其適用於毛澤東，因為他的理論概念是從實踐的進程中浮現齣來的，而不是從抽象的綱領中衍生齣來的。毛澤東所從事的明確的理論化工作是對其經驗的一種反映，他的概念在實踐中的醞釀為他更加理論化的錶述提供瞭對象和內在的含義。這可以在1949年後他的理論探討的風格中看齣來，在討論中他不斷地提及他自己的經驗，並且貶低脫離這種實踐的理論所可能發揮的作用。
　　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則，而我在彆的地方曾經說明，這也是他在中國和馬剋思主義的政治傳統中的重要創新。因此，理解毛澤東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抓住他的實踐背景。邏輯上的插補和推斷、思想史的係統闡述以及與其他思想傢的比較，這些次一級的工作都取決於這種生動的解讀。將毛澤東簡單地看做一個理論傢，或脫離他的政治生活而抽象地看待他的理論，不僅會冒使觀點因脫離其背景而被麯解的危險，而且還會假定，毛澤東最基本的原則之一——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是錯誤的。
　　毛澤東的理論發展從來都不是簡單地說明先前的信念，經驗的發展和政治環境的轉變促使他對自己的思想不斷地重鑄。因此，一項對任何特定時期內毛澤東的思想的研究，都無法通盤考慮他的全部思想的所有根源；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麵，這項研究將不得不持續到1976年9月9日。這裏未能做如此嘗試的原因主要是受可實現性所限：毛澤東的思想在其政治背景下從最初到最後的發展，是一個異常龐大的主題。我這項研究所覆蓋的時期是他人生三個主要時期的第一個時期，我稱之為“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時期，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他的大部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得以産生。這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從屬性角色沒有要求他發錶正式的、全麵的權威性錶述，但是他實際從事的政治工作卻使一種獨特的認識論、政治思想和政治風格得以發展和確立。
　　在下一個重要時期，即1936—1949年，毛澤東從事全麵領導的新職責要求他權威性地陳述自己的觀點。與共産國際和黨內的斯大林主義理論傢相比，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極大地增強瞭毛澤東對其自身正確性的信心，但是，被抗日戰爭所改變瞭的政治環境，要求毛澤東從這些經驗的實踐來源當中抽象齣他的政治原則。這種抽象和重新運用的結果，是産生瞭他在20世紀30年代末所寫的一批理論著作（其中《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最著名的兩篇），還有他關於戰爭以及與國民黨閤作的第二次統一戰綫的戰略分析。當戰爭持續的時候，黨內的整頓和共産黨控製區內的政治經濟狀況，要求毛澤東就革命行政部門的事務做齣新的權威性的說明。這些說明中的大部分內容在“基礎”時期也已經有明確的先例。最後，在國共內戰中，長期積纍的革命經驗和軍事力量被派上用場，來奪取在全中國的最後勝利。
　　第三個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一時期最初以毛澤東放棄瞭對革命的積極指導為特徵（比如，在中央委員會建立“一綫和二綫”領導）。毛澤東退下來，既是因為他設想解放後的新時期將根本不同於他所積纍的經驗；也是因為他希望通過允許其他領導人發揮他們的經驗，使革命的活力能繼續保持下去。但是，新中國的特定問題結果證明與毛澤東的經驗中涉及的那些問題非常相似，其他真正新穎的問題則是由那些被毛澤東委以治理中國的職責的領導人造成的。這些情況的發展導緻毛澤東重新引入瞭革命鬥爭的政治活動（“大躍進”以及更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些政治活動比最初為瞭爭取解放而進行的鬥爭帶來瞭遠為復雜的結果。毛澤東在1949年前的領導取得勝利是因為他對時局適時地加以把握，但他對新中國政治的兩次主要乾預則是另一種不同的類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浪漫主義”涉及瞭革命意誌與曆史進程之間的一種獨特的對立。毛澤東的價值和政策的經驗基礎是很明顯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對延安和江西經驗的迴顧，並且試圖維持、塑造和嚮前推進一種革命現實。毛澤東一生對於革命運動的生存問題的關心，從1949年以前的實體生存問題，轉移到瞭更加睏難的、為瞭保持革命身份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生存問題。
　　“四人幫”使無限的道德批判所具有的自我毀滅的傾嚮達到瞭一種狂熱的程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為他們自己掘好瞭墳墓。由於“四人幫”主要的意識形態力量在於他們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錶達的革命價值進行堅決的貫徹，所以華國鋒後來強調在毛澤東20世紀50年代的著作中十分突齣的、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關注，而鄧小平則強調毛澤東思想的實踐性，以便為進入“後毛澤東時代”提供一條具有連續性的綫索。但是，對毛澤東遺産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戰，卻沒有輕鬆的解決辦法，批判“四人幫”的多階段的運動便是對此的證明。毛澤東的革命實踐的結果是在革命指揮權上發生瞭矛盾。與這種矛盾的鬥爭將會繼續下去。
　　我期待，形成於毛澤東早期活動中的基本政治價值，將被證明是對中國政治的一個長遠貢獻。在毛澤東去世之前，這樣一種希冀是顯而易見的，毋須多言；但是，1978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對毛澤東的公開批評，以及對他的政策的大規模的否定，都要求人們對“去毛澤東化”（De-Maoization）的限度和對他的基本政治方法的前景進行研究。簡言之，我想指齣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基礎已經融入瞭中國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20年裏，他把這些原則應用於一種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平等主義的批判，但現在的領導人則拒絕瞭這種方法，而贊同更加穩妥的“四個現代化”的發展，在犧牲毛澤東的情況下扭轉20年來的中國政治，創造瞭一個重要的政治分水嶺。但是毛澤東關於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後的新的現代化時期仍然發揮著影響。
　　就政治的影響力而言，毛澤東在去世大約兩年之後，纔從這個舞颱上離開。直至1978年中期，關於毛澤東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嫌惡的遺産仍然是影響中國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不再是一個決定性因素。1978年，副總理鄧小平派的關鍵性努力，決定性地打破瞭製定政策要與毛澤東保持一緻的慣性影響，而這種慣性是從1958年直至他去世，他對中國政治進行個人的、激進的乾預的結果。對這種努力而言，兩個相關的假設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中國已經進入瞭一個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實際任務決定瞭中國政治的進程；第二，實踐是毛澤東思想體係的基礎，政策應當由實踐上的考慮而非教條來決定。這兩個命題都意味著中國應該以新時期的實際需要為基礎來重新考慮她的政治，有些人由於毛澤東的政策被拋棄而感到憤慨，他們實際上仍然遭受著“四人幫”教條主義的毒害。簡言之，昔日的“毛澤東主義”是今天的反毛澤東主義，昔日的“走資派”作為教條主義迫害的受害者而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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