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看点：
　　1、封新城作序。
　　2、肖锋作为新周刊总主笔，是新周刊有力量和锐度的一只笔。真实，敏锐地记录中国社会的变迁。保持其一贯的特立独行风格和独特视角，旗帜鲜明、一针见血，文笔辛辣。
　　3、新发生的热点事件热点话题，有新意和富有冲击力的人和事，以新锐的视角发现新锐，带领主流，通览中国十年巨变，重新审视身边的巨细。
　　4、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情绪，一种全新的精神气质，敏感的神经连接着情感冷暖凝结在这本书里，化为血液的粘稠度和身体的温度，让未来迷茫的年轻人和思考中的中国人笑中带泪，多有启发。只有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人，才有现在，也有未来。
　　5、风格鲜明发人插画，是献给这个魔幻时代的大片。

内容简介

　　《在小时代，过大日子》是新周刊总主笔肖锋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记录。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一个魔幻时代。老辈人与新世代，大城市青年与城青年，时时处处彰显着这个时代的分裂。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都较之从前截然不同。如何评判这些变化，如何在这个变化的大时代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万象，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从业多年的资深媒体观察者，一个有深刻忧患意识的60后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给了解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一种视角。每个人都操心自己的小日子，大时代的变革才会到来。
　　

作者简介

　　闫肖锋，笔名肖锋。祖籍天津，杭州出生，北京长大，落草为寇到广东；做过政府政策研究、大学老师、广告人，最后定格传媒人。现任《新周刊》总主笔，《财经郎眼》嘉宾，擅长社会趋势营销。著有杂文集《少数派》，编有《跨界营销》，译有《裸猿》。

内页插图

前言：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最好的安眠药是放下
大时代与小时代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最好的安眠药是放下
你愿意重选大学或专业吗？
男人很辛苦也很贱
我们是心不在焉的媒体人
为什么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
砸烂电视之后
富人、穷人和官人：“丰裕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
最好的奢侈品是有点情趣
被人牵挂是一种福分
最好的奢侈品是有点情趣
无聊的力量
不婚者物语：只爱一点点
弃业才是生活家
价值观高于营销
理科男破解文科难题
科技并未改变生活
选秀的归选秀，爱情的归爱情
友善是互害型社会的解药
云趋势，正在发生的未来
在这个漂浮的世界上，谁才是你的亲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送的不是礼，是人情债
喝的是酒，喷的是口水
耻感不在面子，而在里子
肥胖症与一个国家的精神委顿
后宫没戏
友善是互害型社会的解药
以无用之事，治疗时代焦虑症
中国需要社会学的想象
社会的残酷与温暖
我们是如何失去淡定的
生活，像屎一样真实
谁把你逼的不耐烦
把一手烂牌打好
中国需要社会学的想象
善于学习的民族才会强大
善待异见，是时代最大的进步
在这个利化的世界上，回到内心
后记：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精彩书摘

　　大时代与小时代
　　《小时代》虽然票房意外的好，豆瓣评分却并不高，5分，多数评价为浮华、空洞、意淫。豆瓣文艺青年与二、三、四线城市庞大的丝群体比是绝对的小众。庞大的丝群体需要励志，需要浮华而摩登的成功人生。
　　郭敬明挑起的口水战彰显这个时代的分裂，老辈人与新世代，韩粉与郭粉，大城市青年与小城青年。我以为最大的分裂是所谓“大时代”与“小时代”的分裂，或者说，我们惯以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眼光去批判郭敬明们的“小时代”。
　　现在孩儿们越来越缺乏男子气。我一度以为，现在岂止是没有男孩，连青春期也没有了，没有了压抑、反思、挫折、吃苦头，也就没有了反叛，一切随手可得了嘛，包括性。没有青春期的社会是不会勃起的，所谓大国，那是娘娘腔的大国，郭敬明比韩寒更代表这个国家的未来，至少现在看如此。
　　我采访冯仑，他这个50后则选择完全拥抱“小时代”。冯仑提醒说，韩寒、郭敬明都是上海人或上海范儿，在上海，人们都谈“小时代”的事，都挣到了钱；北京的都谈“大时代”的事，结果自己没挣到钱。
　　很多人说，现在这帮小孩没有八十年代那种理想，没有社会责任，什么事只讲成功……但冯仑认为这代人绝对有希望。
　　是啊，我们那会儿叫“大时代”。大时代是大话题，大牛逼，大词汇，大角色。要改变国家命运，全扯些大话题。可个人什么小事都办不了。
　　美国人没人关心“美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老关心“中国将向何处去”。其实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该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了。
　　按冯仑的说法，美国人就处在“小时代”。小时代好在哪呢？想我周边的事，我就是一个时代。小时代，小兴趣，小词汇，小发展，小生活。
　　只有在专制时代才有大话题、大使命、大革命，对吧？民主体制下，都变成了小话题、小趣味。台湾有多少小趣味、小创造呀。社会就进步了是吧？如果中国还沉浸在大时代的思考逻辑下，那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呀！
　　冯仑回忆说，一次两岸企业家交流，大陆的都谈“统一”、“民族”、“未来”，台湾的不言语。人家说：“我们只关心明天去哪儿。玩，哪儿有好吃的，怎么多赚钱。”这就是大、小时代的区别。“当我们在大时代思维下是没有个人小生活的。当我们被小生活填满了就不会去想那些空洞的词儿。这就是法国人与朝鲜人的区别。”
　　你看，郭敬明叫“小时代”，韩寒叫“独唱团”，都是以个体为中心—难道还以“皇上”为中心？那叫“大时代”。所以，继续，别停。如果再经过大概20年的“小时代”，他们都成长起来，中国就有希望了。他们小兴趣太多，对法制、公平、自由的要求超过所有“大时代”的人。而那些在“大时代”嚷嚷自由、法制的人，轮到现在全不给下面人自由、法制！而“小时代”的人明白，自己自在，要先给别人自在。
　　如果真如冯仑所言，《小时代》是在定义一个未来，一个不同于以往大时代话语的未来。那么，韩寒与公知的争论在郭敬明这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因为不在一个时代！
　　郭敬明说：“不要用道德绑架我。”一部作品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哪儿有这事啊！都说80后90后这不行、那不成，国家的未来交给谁？你有选择吗？没选择！不如歌颂他，推动他，跟他一起混。所以你只有歌颂生命、迎接未来吧。
　　我几乎被冯仑说服了。冯仑属于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磨合得比较好的。他并不沉迷于那个“大时代”。他说，很多人八十年代很辉煌，于是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在历史中。谁活在未来？小孩活在未来，年轻人活在未来。活在过去的人，一定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人，才有现在，也有未来。
　　只有没有未来的人才会怀念过去。
　　每人都操心自己的“小时代”，唱好自己的“独唱团”，“大时代”的变革才会到来。但愿如此。
　　当一个时代没有了英雄，归于法制，归于平淡的时候，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小生活、小日子。至少，别再用“大时代”的大话语、大目标去折腾百姓的小时代、小日子了。
　　……

前言/序言

　　序
　　宏观的60后一声长叹：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蔫坏的70后冷嘲热讽：认真你就输了。
　　纠结的80后自言自语：就这样吧。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新周刊》15 年来拧巴的那点事儿，竟如此奇妙地被它3个不同年龄段的主笔的书名给明喻了。
　　更奇妙的是：60后的肖锋来自北京，提笔社论，言必国家，编辑部内称“国务院驻新周刊办”的；70后的陈漠来自四川，沉迷亚文化，深析恶趣味，却以“面瘫”著称；而80后的黄俊杰来自中山，温润清澈，少年作家自是少年世界观。
　　所以，平日杂烩于《新周刊》锅里的文字，而今归于个人名下结集成书，荤素归位，原汁原味了。
　　3本书都好看，但你的喜好你做主。我只是猜：喜欢《谁在中国过好日子》的，一定是过着好日子但依然忧国忧民的人；喜欢《认真你就输了》的，一定是跟你讨论认真是什么的人；喜欢《就这样吧》的，一定是不甘心让中国就这样的人。
　　我猜对了吗？
　　《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导读：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0余年，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了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 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 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 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0余年，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的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与既得利益者共勉。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权贵者不要折腾百姓的小日子，普通民众也不必因仇富、仇官而失去生活的情趣。毕竟，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戾气十足的社会。假如你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就让它变得好一点吧。大家的祖坟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