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國民黨黨史大佬蔣永敬反思國民黨為何丟掉大陸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威望地位達到高峰,為何隻短短四年,就敗走颱灣?
國共戰場上,為何那麼多國民黨高級將領轉而投誠?這一舉措對戰局有什麼影響?
偏隅颱灣的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失敗有何檢討?
1950年,已經是共産黨治下的浙江省,蔣介石怎樣做到瞭在舟山全身而退?
從1945年8月,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到1949年12月國府撤退,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由和談而至戰爭,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帶來中國巨大的變化,由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變為共産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這一巨大變化的因素,固甚復雜,而國共兩大領袖——蔣介石、毛澤東的意誌和主導,實具關鍵性。《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即是圍繞這個問題來做探討,期對這一變化的過程進行瞭解。
蔣永敬,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纂修、政治大學曆史研究所教授等職。
著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孫中山與鬍誌明》《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鬍誌明在中國》《鮑羅廷與武漢政權》《中國思想傢——孫中山》《民國鬍展堂先生年譜》《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抗戰史論》
劉維開,現任政治大學曆史係教授,曾任中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副主任、政治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著有:《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
編有:《中國國民黨職名錄》《羅傢倫先生年譜》
為宣傳而談判教育人民
一 教育第三方麵人士和群眾
四平戰役後,蘇軍代錶嚮中共東北局錶示:中共如有能力在關內另闢戰場,以減輕東北壓力,陷美蔣於被動,他們願意幫中共從海上經山東轉運武器彈藥,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毛澤東幾乎馬上接受瞭蘇方的建議,不顧關內的停戰令,指示山東共軍發動“報復作戰”。因此,在6月間的談判期間,關內即已開打瞭。到瞭7月以後,錶麵還是談判,實際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周說:“我們堅持政協路綫”,“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馬歇爾認為周恩來“並不是為談判而談判,而是為宣傳而談判。”亦即周氏所謂:我們把蔣不願解決問題,告訴人民,用以教育人民。使“中國共産黨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經過談判,“為群眾所認識。”因此,“和平雖不可能,但為瞭教育人民,談判是必須的。”同時,周氏也要第三方麵人士得到教育,使他們懂得談判不會有結果,就同意他們去調解。因為他們內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動搖,想來個摺衷方案,解決問題,希求和平,不一定是聽共産黨的。因此,共方隻要把民盟拉住,不使他們參加國大,國大開瞭就很臭。
根據周恩來的分析,第三方麵總是不斷的動搖,因為國方二陳(果夫、立夫)、陶希聖等堅持要開國大,因此,第三方麵就發生瞭分裂的局麵,青年黨與民社黨參加國大,早在意中,張君勱(民盟中的民社黨)極端動搖,鬍政之自稱內外夾攻左右為難,黃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戰。另外還有幾種人,如陳銘樞反蔣而不進步;梁漱溟、黃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場,不願投蔣,但動搖不定。同時第三方麵也不斷新生,如聞一多、馬敘倫、馬寅初、張炯伯學習求進步,聯係群眾。同時,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瞭第三方麵的群眾領袖。因此,周之爭取動搖分子目的,在教育群眾。
為何要以談判來教育群眾?依周恩來之說,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被群眾所識識”,同時也要使“群眾對美覺悟”。因為抗戰初期,群眾對中共的認識,隻重抗日,並認過去暴動政策為錯誤,他們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場齣發。現在則不同,“共産黨抓住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而與賣國內戰獨裁的國民黨相區彆”。由抗戰初期左右之分,變為是非好壞之分。至於美國方麵,因群眾對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六、七間發齣聲明,指齣“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的實質是武裝乾涉中國內政”,以及“蔣介石反動派繼續獨裁和內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反動派的軍事乾涉”以後,“群眾對美覺悟已普遍得齣乎意外。”這是“教民作戰”,預設“倒蔣反美”的作戰目標。
二 中共之政協路綫
周氏所謂的政協路綫,也就是毛澤東的《論聯閤政府》的路綫,是他們長期的奮鬥目標。為什麼叫政協路綫而不叫政協決議呢?周說:政協決議已被國方破壞,如果將來再談判,共方決不承認過去的國大等等。所以決議可變,但路綫不變,即黨派協商、共同綱領、聯閤政府不能變。隻要抓住這個路綫,標榜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方針,而以武裝鬥爭為根本,用以戰勝蔣介石集團。
蔣在六月的談判失敗後,仍於7月2日找周恩來直接談判,談得最多的是蘇北問題,一再重復蘇北對南京的威脅,說這個問題解決以後,再談國大等問題。周沒有鬆口。當晚約同王世傑、陳誠等再談這個問題,王承認按照在政協決定的原則,先改組政府,實施共同綱領,然後再解決有問題的地方政權,舉行民選。王說:政府對東北若乾省已允可暫時不照一月十日之停戰協議接收,中共對蘇北問題必須讓步。周堅決不允。緻無結果。蔣氏顯然不願再拖下去,未與有關人員商量,即經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王世傑建議先確定召集辦法,再行宣告日期,希有緩衝餘地,未被接受。周恩來即嚮馬歇爾錶示:11月12日召開國大很突然,等於政府又投下一顆炸彈。政府現在的作法,片麵的召開國大,不願開政協,這不閤乎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傢化瞭。這和你(馬)初來的談話,政協協議,以及杜魯門總統聲明的精神相違背。此乃周氏“政協路綫”的使用也。
同時,周也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斐斐說:
美蘇關係的不好,常影響到中國的內政,這是事實。但從中國的立場看,並非沒有辦法可以自處瞭。如果國民黨的政府是聰明的話,它應該自動地負起橋梁的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國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國的國民政府改組成聯閤改府瞭(按照政協那樣去做),與一切盟國都保持友好關係,則中國不緻完全受一國的影響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過來積極影響國際間的閤作。
周氏之言,雖是宣傳“政協路綫”,卻完全像個自由主義者。人民聽瞭,定會很贊同;但也會覺得國民黨很不對。
三 馬歇爾八上廬山
為求僵局之打破,馬歇爾與王世傑等連日和周恩來商談。認為僵局之所在,是由於政府要求中共退齣蘇北行政。王曾兩次嚮蔣進言,先就已商定之交通等問題成立協議,不必堅持要求中共軍撤齣蘇北。蔣不同意。馬歇爾方麵之策士,對於中共區域行政問題,有主張用選舉方法暨由聯閤國或美國監視者,蔣甚憤憤。
馬歇爾自調解東北問題以來,顯已無能為力,影響力大非昔比。周恩來亦認為“美、馬作用亦值得重新估計。”是即馬的利用價值不大瞭。7月7日,延安中共發齣《“七七”九周年紀念宣言》,攻訐美國及國府。馬亦感到他的任務行將終瞭,嚮其國務院建議,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為駐華大使。蔣頗不喜其人,以其人無定見徒趨時尚也。惟照國際慣例,亦殊難拒絕之。
自7月中旬起,國軍在膠濟路沿綫及蘇北與共軍大衝突,戰事有燎原之勢。蔣自7月14日起偕夫人往駐廬山,一直到9月21日離牯嶺去南昌,26日迴南京。這段期間,是在全力指揮對共作戰。馬歇爾和司徒雷登仍調停其間,八上廬山,兩方奔走。八次登廬的時日及其活動如下:
第一次:7月18日,馬與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到廬。蔣自記談話經過曰:“馬歇爾謂,彼對周恩來已不能置信矣!又民盟部分人士為昆明發生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心懷疑懼,竟托馬歇爾、司徒雷登轉告彼等生命已無保障,談判難以繼續雲。”
19日,蔣與司徒會談,告以共軍如不能統編為國傢軍隊,則中國民主政治之障礙無法消除。次日,又告以政協決議仍屬有效,待共方停止攻勢方得實施。
第二次:7月26日,馬由京來廬。行前,周恩來嚮馬提齣解決目前局勢兩頂辦法:(1)馬上實行全麵長期無條件停戰。(2)改組政府,按照政協原則處理地方行政。○19蔣認為各地共軍大部分為國軍阻截,周氣沮,故又醞釀恢復和談也。
馬迴南京後,周恩來對馬說:“前天(7日30日)你(馬)迴來後,我(周)想會有很多人來見你,所以(我)沒有來。實際情形很嚴重,我簡單說一下。”(1)立即宣布全國停戰。(2)派執行小組到衝突地區。(3)軍事、政治問題一道解決。如被拒絕,證明政府要擴大內戰。
第三次:8月4日,馬來廬,嚮蔣報告與周恩來8月1日在京談話經過。蔣允由司徒雷登續與中交涉。照6月30日以前所談之條件,作為最後之條件,以示政府不拒調解也。又囑秘書瀋昌煥告知司徒:“所商談對共黨交涉之條件(即下述五條件),為政府最大限度讓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則應斷然中止談判。”
8月6日午,司徒自廬山迴南京,約周恩來晚餐,談五小時。司徒上山原定嚮蔣提議一麵停戰,一麵改組政府。蔣僅同意司徒提議先成立一非正式小組,由司徒及國共雙方商談改組政府。但在商談前,中共必須接受下列五條件:(1)讓齣蘇皖邊區。(2)讓齣膠濟綫。(3)讓齣承德與承德以南。(4)東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龍江省、興安省及嫩江省與延吉。(5)魯、晉兩省須退齣6月7日後占領地區。否則,停戰、改組政府都無從談起。
司徒問周:有無商量餘餘地。周答絕對不能接受。周問:蔣何以如此無理,愈要愈多。司徒說:蔣說形勢已變。司徒問:和平無望,似非內戰不可瞭。周說:蔣要求無厭,故內戰責任應由蔣負之。最後周告訴司徒:蔣逼我條件,較馬摺衝時尤苛,證明對司徒毫無好意,故齣難題。
8月6日,馬自廬返京,蔣為設宴,並談共黨問題,蔣自記所感曰:“彼於言次雖錶示對共黨不能信任,惟於達成調解任務,則仍存奢望也。”
第四次:8月15日,馬四度來廬,行前馬曾與周恩來談話,周說:蔣的五個條件是內戰的路綫,要停戰現在就停,否則必定大打。馬對蔣說:周意仍須全麵停戰,改組政府,政府改組後,方得召開國大。共軍決不撤齣蘇北。地方行政問題,重行選舉,須先商談選舉法。蔣以中共一意麯從美國,無解決問題之意嚮。馬以為對共采取軍事行動,必將引起內戰,使國傢陷於崩潰,如用政治商談,以求妥協,雖不能保證共黨不再叛亂,但較有和平之希望。並認為聯閤政府如無中共參加,反促共黨擴大叛亂之決心。蔣問馬曰:政府如無中共參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乎?中共能否放棄武力奪取政權?能否不受俄國指揮?馬對蔣之所問則不重視,而一意要求立即停戰。蔣自記曰:“從未見有如此頑固者,可痛。”相對而言,“蔣公”亦不無“頑固”也。
蔣之堅持,似即受到美國之懲罰,18日,杜魯門總統以行政命令,製止中國購買美國剩餘軍火。在此之前,馬已電請其政府,自7月份起,斷絕一切對華援助。
而據周恩來之透露,由於美國“反動派主張公開援蔣內戰,中間派則主張不撤兵,馬不迴(美國),繼續調解停戰,援蔣。美政府聲明不援助軍火,等於說仍援助物資。因此,馬、司(徒)乃於馬四上廬山時,重提從政治上談改組政府事。”是以蔣允先談改組政府,然後停戰。但周又認為是蔣欲取得更多美援,故告訴馬及司徒說:欲談組府,必須蔣承認談後停戰,放棄五項要求,及按政協組府。目的是揭穿蔣之“欺騙”,反對美之援蔣。
蔣認為美之施壓,使共方態度更為強硬。其自記所感曰:“共匪猖狂異(益)甚,美國壓力續增,艱難可雲極矣!”
第五次:8月24日,馬由京來廬。這是齣於周的設計。周為拉攏司徒及其隨員傅涇波,證明拖、打責任,均在蔣方,故讓馬再上一次廬山,以揭穿蔣決不會放棄五項要求與立即停戰。如蔣再提要求,不作肯定答復。即得民盟擁護而談判,由聲明非立即無條件停戰與照政協辦事,或重開政協談判,解決停戰、組府、自由、憲草、國大等問題。迨美國如再一麵商談,一麵援蔣,則更可暴露美之陰謀。再加以大力宣傳,造成輿論,逼美錶態。這是周恩來所說的:“經過談判,中國共産黨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為群眾所認識”,並且“把美國企圖獨霸中國的麵目也弄清瞭”。所以“和平雖不可能,但為瞭教育人民,談判是必須的。”此即周氏為宣傳而談判,以談判而宣傳也。
在周之設計下,馬嚮蔣提議組織五人小組,談政府改組問題,蔣原不贊成,經馬之力爭,始勉強同意。小組的人選是吳鐵城、張厲生(政府代錶)、周恩來、董必武(中共代錶)及司徒雷登(美方代錶)。周乃以談好後,應立即停戰與放棄五條難之,並公開發錶談話以宣傳之。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及吳鼎昌、吳鐵城等連續聲明,決不能接受中共所提兩點。周乃告司徒,說小組尚未會談即告失敗,因國民黨毫無意於停戰,且仍欲以武力實現五條,一經會談便可證明。到時我們(周)將聲明馬、司徒調解完全失敗,隻有使執行部及其小組宣告解散。司徒聞言乃紅瞭臉,說果如是,我一定要以國傢力量勸蔣。周認為:“隻要馬、司不論從軍事上、政治上,都已無話可說,則一切責任自明,美國騙局再也繼續不瞭。”
周之詭計多端,實玩馬、司於股掌之上。尤其是司徒,周認為他是“老實無用,說到無理時就臉紅無話說。”故易玩弄之。
第六次:8月31日,馬來廬,與蔣商談改組國民政府問題。蔣錶示改組國府、召開國大及重行頒發停戰令三事,應同時解決。而停戰令乃為政府之最後一著,不能隨意使用。馬仍急於要求停戰。惟據司徒隨員傅涇波見告:共方仍堅時立即全麵停戰與撤迴五項要求為先決條件,不可待政府改組成立時停戰。
馬返南京後,偕同司徒於9月4日至6日三天,與周恩來連日會談,馬說:五人小組限於討論國府委員會問題。周錶示:如不停戰,中共就不能提齣國府委員成員名單。周說:再讓步一次,同意五人小組會談改組國府委員會辦法,商定辦法後,政府是否下令停戰及放棄五條要求?馬及司徒錶示無法保證。周最後錶示:不能再無限地忍耐,要求美蔣明白錶示態度。會後,馬七度飛廬。
第七次:9月9日,馬到廬,為求獲得共方之妥協,主張五人小組及軍事三人小組同時進行。蔣曰:軍事三人小組如商停戰問題,則必須將6月30日以前所商定之恢復交通與整軍方案同時解決;且在下令停戰前,共黨須將其參加國府委員及國大代錶名單同時提齣;否則不能下令停戰。
馬迴南京後,周於9月11日和馬會談,12日和司徒會談,建議召開三人小組會議,商討停戰問題。14日又和司徒會談,要國民黨保證,中共和民盟之國府委員須14席。早日發布停戰令,否則就沒有召開五人小組會議之必要。次日,周緻馬一份備忘錄,除曆述國民黨“違約背信”外,提齣“最後通牒”式的警告:
我(周)現以中國共産黨全權代錶之地位,特嚮閣下、三人會議主席馬歇爾將軍提齣直截(接)瞭當開門見山之辦法,請閣下立即召開三人會議,商討停戰問題。
第八次:9月15日,馬最後一次來廬,嚮蔣詳述與周恩來商談經過,謂對共黨所提要求政府保證停戰一事,始終未允。蔣認為馬氏此一態度,尚屬難得。惟周仍堅持須先談軍事,重開三人小組會議討論停戰問題。國府委員名額,共與民盟必須占有14席。蔣允13席。馬於17日迴京時,周則先一日去滬,以示拒絕參加政治五人小組會議(談政治)。要求迅即召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談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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