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由崇高的宾师之位，跌落到成为普通的被雇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由傲然自命的社会的柱石，一变而成为大社会中随波逐浪的平凡分子。
　　·现在还有优秀的老派文字编辑吗？也许没有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版商已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恰当地营销和销售图书上了。老派编辑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一大损失。
　　·当你遇上一位真正优秀的文字编辑时，真是金子都换不来的，他们是真正的珍宝。

内容简介

　　《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汇编数十位出版大家的从业经历，从编辑生涯、作者交往、选题策划、职业规范以及出版业的未来等多个角度切入，探讨编辑这一职业的现状和未来，追问当下编辑存在的意义，对编辑从业者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亦是抚慰他们心灵的一味良药。

作者简介

　　吴波，1975年生于江西，编辑、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从事出版策划工作十余年，曾任世界知名建筑杂志《建筑素描》、《建筑与都市》中文版编辑，责编的《少年心事》、《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柯布西埃全住宅》引起过较大反响，著有《编看编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围城》等书。

编辑是什么？文/郑振铎
我怎样踏进出版界文/张静庐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楼适夷
我的编辑生涯文/何家栋
编译的教训及办刊物的几个原则文/邹韬奋
有感于编书三十年文/陈子善
最理想的生意经文/贝内特·塞尔夫
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文/俞晓群
我和我的作者们文/杨葵
我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交往文/汤姆·麦奇勒
编辑工作者应有的作风与道德文/曾彦修
论“驾驭”文字的艺术文/陈原
编辑的加工、整理工作文/刘元彦
编辑的甘苦文/沈昌文
爸爸教我做科普编辑文/叶小沫
编辑的悟性：书感文/李昕
“编辑力”的养成之旅文/周浩正
初到商务及《万有文库》出版的缘起文/王云五
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文/钟叔河
编辑怎样抓“好书” 文/胡守文
“好妈妈”是怎样炼成的文/郑建华
探索世界奥秘之旅文/阿尔·西尔弗曼
岩波茂雄和他的岩波书店文/李长声
儿童图画书的出版体验文/松居直
美国编辑怎样看待编辑工作文/刘杲
凭什么要我们热爱出版业文/吴波
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文/阿历克谢·克拉克
出版的未来在于创新文/麦克·亨得里克森
未来出版之配方文/郝明义
……

精彩书摘

　　冰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
　　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
　　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文学馆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
　　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代不过去。
　　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像带，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新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还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学时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
　　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
　　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待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
　　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过了些天，傅先生约我再次登门。他说书看完了，值得译，不过太长了，一个人译时间上有问题。他提出，由他找个人合译。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个学生译，再由他审校。万没想到他说：人选已有，比我小一岁的好友董乐山。
　　我一惊。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儿啊，随便哪个肯亲自动手已属不易，居然还联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应了，傅先生带我同去董先生家签订翻译合同。闲聊中，话赶话地，董先生讲了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董先生讲完这故事说，不是我傲，是我在这书上花费的心血太大了，别人做不到，我有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顺着这话头说，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错误连篇。你们作家社前两年出版过我翻译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东山。这次要不是老傅来劝我，还夸你做事细心，我是绝不会再与贵社合作的。
　　傅先生译前半部，董先生译后半部，译稿很快齐、清、定交来，精彩自不待言。可有个问题：他俩的语感有差异，傅先生奔放一些，
　　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则以严谨见长，不温不火，用词非常谨慎。我做
　　编辑，当然得解决这问题，可是面对当代翻译界最高权威的手稿，不
　　敢轻易下笔改动。
　　跟董先生说起这苦恼，他鼓励说：在尊重原著和译者双方的前提下，文字统一的工作非常必要；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自信地说：我和老傅在准确一点上，应该没问题，改动时请格外注意。
　　编辑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对译稿做了极其细微的调整，主要是在两人衔接的部分。
　　出书后，去董先生家送书，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只说封面做得还行。那个晚上，我有点忐忑，我知道董先生会看，生怕自己的哪处改动会被董先生责备。
　　第二天刚一进办公室，接到董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微笑着说：书看了，挺好的，哎呀，时间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从哪章开始译的了。我听这话心花怒放，同时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内心涌动。我明白，
　　他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编辑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着一篮鲜花，正在等出租车。问他欲往何处，他说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国。
　　让人欣慰的是，傅先生还硬硬朗朗的。大约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
　　……

前言/序言

　　编这本书的缘起，是要给刚入行的青年编辑们找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我一直认为，编辑是一份和经验密切相关的职业，在技术革新覆盖绝大多数产品的时代，这份职业是需要手把手的传授及心甘情愿的自我揣摩的。
　　在一大堆出版人的回忆录或文集中，选出了书中这些文章。选完确定好这些篇目后，再来写这篇前言，那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已在路上的行者，面对刚开始出发的人，突然觉得光凭几句话几番注视，是说不清为什么上路，路上有哪些风景或陷阱的，只能默默地留下一本索引。在这本索引的背后，有诸多的故事以供挖掘。
　　本来，阅读一份尚未出版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现在很难说会有多少人对编辑的工作发生多大兴趣了吧。就算身处出版业的人们，关注得更多的，也是卖点、市场、盈亏。我并非认为这些不重要，但那些影响图书出版的核心因素，渐渐变成了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毕竟，在商业规则的考验下，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早已让位给纵横市场、只会出版畅销书的企业家形象了。
　　但这也许只是聚光灯下的表象。正如郑振铎在本书《编辑是什么？》一文中强调的那样：“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
　　那么，出版是什么？编辑是一份怎样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答案将会有不同的走向和可能性。然而，在所有的走向和可能性之中，有一些必将是核心的、炽热的、能一直鼓舞着向往这个职业的人们。它们是什么呢？
　　是的，编辑是需要耐心和技艺的。以书的出版为例，英国《卫报》上登过一篇《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作家米勒曾收到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编辑回信，信中“充满了绝佳的建议”，从年代错误、前后不一致到不恰当的语言运用。米勒采纳了大概80%的修改建议，然后再交给这位优异的编辑，并在接下来的四次校对中完善了书稿。“我完全被整个出版过程给鼓舞了，”他说，“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一本书从代理到出版商再到书店再到读者手中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想有我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
　　是的，编辑也常常会在科技的嬗变中迷失。但一位有眼光的编辑，总能在这种变迁的同时感受到出版面临的机遇。当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席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市场时，编辑该清楚，这是一场介质的革命，而非内容的死去。正如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所说的那样，任何时代的阅读，都很难绕过“分享”、“人性”和“社群意识”这些关键词。
　　是的，编辑是需要勇气的。若你读过胡愈之193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出的关于征集梦想的史料，读过沈昌文先生回忆刊登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故事，读过钟叔河先生讲述策划《走向世界丛书》的经历……也许便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在一篇好文章、一个好报道、一本好书的背后，出版人除了要有见识和才华，还要有勇气。他们要清楚，在提供阅读的内容时，将会与社会及历史发生怎样的碰撞。
　　于是我们能理解，一位有担当的编辑，却可能会遭遇风险。在缺乏民主的社会中，与责任相对应的正是风险。让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挑出下面一段话来作旁证吧——《新莱茵报》的各个编辑的命运是这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说而受到刑事追究；马克思、德朗克和维尔特，作为非普鲁士臣民，应该离开普鲁士；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要受司法追究：前者是因为没有履行军职，后者则是因为仿佛曾在旧有各省里犯过政治罪行；今天法院拒绝了把科尔夫交保释放的请求……
　　而在本书中，你也能隐约了解到一些编辑的坎坷命运。
　　除了这种风险，编辑面对的，也不总是鲜花和赞誉。对于20世纪最伟大的编辑之一——哈考特出版公司的吉鲁，最大的遗憾便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失之交臂。吉鲁的上司雷诺看不懂《麦田里的守望者》，问：“这个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是个疯子吗？”雷诺和哈考特管理层还担心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一部叛逆小说，会影响出版社在教育界的形象（毕竟他们出版社的核心利益在教育类图书），便将书稿交给教材部审读，结果，教材部的结论当然是“不适合哈考特出版”。而吉鲁曾向塞林格保证，他一定会出版这本书，并握手为约。吉鲁后来离开哈考特，加入法劳·斯特劳斯出版社，担任主编，十五位著名作家也跟随吉鲁转到新社。谈到痛失这部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吉鲁说，“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愤怒和羞辱，这是我出版生涯中所受到的最大打击。”可以这么说，一个没有被拒绝过，没有对自己能力失望过的编辑，未必是一个完整的编辑。
　　是的，就是在这种碰撞中，编辑受时代精神的指引，也影响着时代精神的传播。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丛书，便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努力，对推广平民教育、民间识字运动也有着很大的贡献。文化的繁荣的前提，除了产业政策的激励、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宽松的文化氛围。而这种宽松，不会是天赐的礼物，也不会是自然的产物，它源自于思想的奔突，依托于语言、文本的博弈和传播者的努力。毕竟，铁皮盒里的鲜花，若是缺乏阳光照射，生命力总是脆弱的。
　　而编辑，也许就是那个打开铁皮盒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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