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当·斯密，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传》是当代仅见的对亚当·斯密生平与其著作的全面著述。《亚当·斯密传》揭示了亚当·斯密作为学者、政策建议者和海关官员的罕见史实，及其与18世纪著名人物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作者尤其挖掘了斯密思想与当代的联系，为斯密思想在当代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作者简介

　　伊安·罗斯（Ian Ross），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英语教授，研究亚当·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亚当·斯密通信集》主编者之一。《亚当·斯密传》是作者的代表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引起广大反响，并于2010年再版。

内页插图

中译版序言
第二版前言
引言
1 科卡尔迪
2 童年
3 格拉斯哥
4 永远难忘的哈奇森
5 牛津大学
6 值得尊敬的听众
7 哲学（科学）史和法学史讲义
8 格拉斯哥大学的召唤
9 教师
10 著书立说的学者和管理者
11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
12 《道德情操论》相关评论
13 相伴游学导师
14 过渡阶段
15 国民财富研究者
16 北美殖民地危机和《国富论》
17 太棒了！亲爱的斯密先生
18 与行将辞世之人的对话
19 定居爱丁堡
20 理论经济学家就任海关专员
21 文学研究
22 艰难而困顿的时代
23 为立法者留下的遗产
24 风烛残年
25“巨大转变”（人生大限）
索引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引言
　　伟大人物的最细微境况、最微小事务都引得人们热切探寻。
　　自从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篇幅巨大的著作为读者所知开始至今，关于这些著作的争论就持续不断。而冠以斯密名字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所引发的热议，也从未曾降温。将情感而非理智作为善恶评判标准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我们如何才能企及比普遍接受的标准更高的伦理标准？我们每人是否随时都准备着去交换、出售或讨价还价以获取物质利益？公民是否应坚持认为，作为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应该解放市场？尽管与之相关的个人自由备受珍视，但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1] 若要想生存下去，却面临着远比只是坚持市场价值标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国家应该在坚持自由的同时兼顾公平[2] ，需要在公民心中唤醒一系列的责任意识，包括政治的、道德的或许还有宗教的[3] ，而斯密对这一点是深有洞见的。而且，正如Ernest Gellner（1996 ）及晚近的Roland Paris（rpt. 2006 ）所提请我们注意的，要创建合适的条件，让文明社会兼容自由或相对自由的市场，绝非易事。公共利益和需要的倡导者们，如Amitai Etzioni（1994，2001），以及从另一不同哲学角度——“自我概念”——切入的哲学家们，如Charles Taylor（1989）也认为，尽管对自我利益的追逐适合市场经济，但仍应行之有度。最重要的是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不应该成为决定充满爱的纽带与责任义务关系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底色。
　　本传记是自1895 年约翰？雷所著的斯密传记出版之后，试图全面地再为斯密做传的第一次尝试。之所以要做这一尝试是基于两点考虑，这两点与以斯密之名持续进行的争论相关：首先，我们对斯密这样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书立说者的生平会自然地感到好奇。其次，考察文本的写作过程和阐释，对厘清和细化文本的可能意思是必不可少的。斯密的生平，能为从历史角度合理地重建斯密作品的意义，提供一个有用的解读语境。而来自斯密有所建树的学科领域的评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互文性的解读。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想通过严格界定作者的意图来阻止任何不同意义的解读，这毫无疑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在清晰的时代背景之下，刻画一位杰出人物的非凡个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范围远非仅囿于伦理学和经济学领域，而是有着惊人的广度。本传记还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读者及最早的译者对斯密及其作品的看法，以及斯密对这些看法的反馈。
　　本书是关于一位一出生就没有父亲而又体弱多病的遗腹子的故事。1723 年，斯密出生于爱丁堡对面，福斯河河湾港口城市科卡尔迪一户较为富裕的家庭。他死去的父亲曾是科卡尔迪地区的海关官员。他们的国家刚刚经受了一场为争夺政治最高权力和宗教而进行的流血战争，而他父亲家族所支持的新教徒辉格党一方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斯密这样总结这场斗争：“我们的祖先撵走了罗马教皇和觊觎王位者，保卫了我们行使个人判断的珍贵权力”[1] 。斯密认为人人都应享有“自然自由”，而他这一情怀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之一可以追溯至此。而斯密或许最早正是从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身上学到了这一“自由”，必须通过自制施行负责任地加以运用。斯密的母亲是一位持有坚定宗教信仰的杰出女性，她将年幼体弱多病的斯密一手带大，并鼓励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她长寿的一生中，她一直让斯密享有了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们强调斯密所接受的早期教育是不可多得的：首先，在正式的学校教育方面，科卡尔迪市立学校为斯密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写作基础，古典文献方面的学习也为他打开了研究罗马历史的大门。第二，在非正式的社会教育方面，斯密通过观察福斯河流域内陆地区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改良，对社会实际事务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作为斯密监护人的他父亲的朋友们都亲自参与了早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抱着世界主义价值观，旨在通过更有效的交流，认识到人格中的情感基础，厘清人们的动机和价值观，发展科学思想并用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的讨论将在这些方面追溯斯密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斯密在他前往格拉斯哥大学（1737—1740 年）就读期间，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领军人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在那里，牛顿物理学、数学以及强调以自制为生活准则的斯多亚哲学激起了斯密极为强烈的兴趣。斯密思想的主要灵感来自于“永远难忘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教授的学说，其学说成为了斯密的道德哲学及经济学体系基础。哈奇森所展现出来的学术抱负是要像现代的折中主义者培根、牛顿、格劳秀斯、坎伯兰、普芬道夫和洛克那样来研习哲学，而他的学生斯密也胸怀着相同的雄心壮志。格拉斯哥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与科卡尔迪这一走向衰退的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令斯密受益良多。在西海岸，他见证了与北美及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市场日益壮大，财富得以创造，而跨北海两岸的贸易市场则日渐萎靡。尽管经济保护政策对格拉斯哥商人和制造业者有利，但是延伸至整个大英帝国的自由市场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格拉斯哥的繁荣背后有着见不得人的阴暗一面，其贸易的对象是美洲新大陆种植园中由奴隶生产的产品，这在后来激起了斯密的极大愤慨。
　　度过了振奋人心的格拉斯哥大学这一段时光之后，斯密成为了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那几年（1740—1746 年）却成为了斯密思想成长过程中令人扫兴的阶段，因为牛津大学绝大多数极富天赋的教师对教学毫不用心，敷衍了事。然而，斯密自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似乎甚至到了付出了短暂性的精神崩溃为代价的程度，这让斯密对经典巨著有了更为精进的掌握，并将斯密的注意力引向了现代语言作品的研读。后来，斯密正是从这一时期的阅读中吸取了素材，用以阐明他最感兴趣的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互动关系的研究。斯密后来得出结论，认为牛津大学教育体系之所以低效，是因为在像牛津这样富庶的大学里，教职员工们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学术竞争和学术发展动力。这一深刻的洞见无疑为斯密后来所提出的观点——竞争为维持整体市场的最大效用提供了动力并发挥着调节作用——做出了补充说明。
　　斯密教师生涯的开始，是作为自由演讲者在爱丁堡大学度过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三年（1748—1751 年）。在这一苏格兰的首都，斯密遇到了休谟，并与他发展了一段持久的友谊。斯密认为休谟是“当今时代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最为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 。虽然关于这一时期幸存下来的确凿资料寥寥无几，但是本传记还是冒着被指控为是揣想的危险，详述了这一斯密生命中极富创造力时期的重要性。当时正处于1745 年二世党人叛乱失败后的苏格兰重建时期，这次叛乱企图复辟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国王詹姆斯三世，但是并没有要求一定恢复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苏格兰的领袖将斯密召到爱丁堡，教授以英语文学为主的修辞学和文学评论课程。开设这一课程的意图之一是想让听课的专业人士能很好地掌握南部英语，进而使他们得以分享汉诺威王室的不列颠政府及尽管名义上由伦敦统治，但是许多地方的管理掌握在苏格兰人手中的这样一个帝国所提供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机遇[2] 。同时也希望这会有助于维持与英格兰的联盟，使苏格兰免于遭受政治动乱。斯密在这一系列演讲中还提出了一种人际交流理论，区别了不同的语篇类型，主要是两大语篇类型：通过理性推理来加以说服的说明式或科学式语篇；和通过诉诸情感来加以说服的修辞式语篇。讲义的大部分内容践行了斯密自己所讲授的学说，即要用直白的语言作为说明式语篇的载体，进行有效的沟通。斯密也使用了比喻语言及其他一些修辞策略来对读者的情感施加影响，这赋予他的作品以节奏和变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愉悦感。
　　不仅如此，斯密还在爱丁堡大学就哲学或科学的历史做了演讲，以天文学史为代表。核心部分就是斯密关于理论化（theorizing ）的学说，而休谟的哲学思想是这一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斯密的解释是理论化产生自我们吃惊、好奇、惊叹等情感的相互作用，而想象的创造性赋予了先后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以秩序。这一秩序以体系的形式得以表达，而体系则被定义为是一种被发明的“想象机器”，为不同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模式。斯密认为体系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不应以它们的预测能力为基础，而应该看它们能否成功地抚慰我们的想象，使其获得一致的连贯性，并强化我们对体系涉及对象所做出的反应。斯密认为这就是引领我们走出“哲学历史迷宫”的线索。
　　这一类的历史探究成了最受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青睐的写作方式。斯密的年轻朋友、也是斯密传记的第一任作者，杜格尔？斯图尔特[1] 观察到，在斯密所有“伦理的、政治的、或文学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类似题材。正如本书将讨论的，在这些作品中，体系是通过一个起链接作用的原则，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具有解释力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得以建构的。具体地说，在伦理学中，这一原则就是想象性的同情共感（sympathy），而在经济学中则是劳动分工。所谓“哲学式的历史”，就是在缺乏真实的记录和见证者报告的情况下，以自然的起因或原则为基础，对信念、实践、理论和习俗的发展加以解释。
　　在爱丁堡大学，斯密还就“民法”或更广泛地说，法学，做了私人讲演，他再次转向了“哲学式的历史”的讨论。法学这一主题讨论的是“应成为各国法律之基础的普遍原则”，而这一课程似乎解释了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四阶段——即“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文明社会”所涌现的各项体制。这里斯密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是：经济自由对创建一个繁荣文明的社会的价值。他说要把一个国家从“野蛮”带入到“富裕”，所需要的无非就是“和平，宽松的税收和说得过去的司法管理”。这里斯密同样也将干涉主义的政府谴责为是“非自然的”，将被迫成为“暴虐的、独裁的”政府[2] 。这一课程的内容预示了斯密将在《国富论》中加以充分呈现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企业模式，及《国富论》中所赋予政府的有限公共利益提供者这一角色。爱丁堡的法学讲演大获成功，1751 年斯密当选为自己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先是作为逻辑学教授，用英语讲授关于修辞和文学评论的课程。这一课程被理解为是“解释和阐述人脑各种能力的最好方法”（Stewart I.16）。斯密在一门基础性大学课程中的创新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和北美大学（比如，深受苏格兰教育影响的普林斯顿大学）纷纷加以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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