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怂是一种病,本书是一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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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笑话到神话,从"精神病人"到"精神领袖"
为了成就理想,他坚守本色绝不妥协,暗箭穿身依旧含泪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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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长大了
福无双至,坏事却总是买一赠一。演砸的那天,因为拖欠600元房租,房东把我请出家门。
此时的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眼泪才能稀释屈辱。我哭了。一个人沿着鸦儿胡同走到后海,坐在石凳上,一直流眼泪,流完了就发呆。何苦呢?我是家里的独子,本可回家找份安稳的工作,至少有房住,有饭吃。现在却孤身一人,第一次害怕黑夜,第一次感到无助与恐惧。那晚,我沿着四环游走,就那么走啊走,一直走到天亮。无处容身的我被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淹没,悲从中来。
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过去身边有父母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如今只有自己,只能自己面对,自己解决。
但我还是想家了,急切地想见到父母。回到保定老家,一看见我妈,眼泪立马掉了下来,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很久(最少两个小时),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哭,仿佛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哭累了,就睡着了,像小时候一样。迷迷糊糊中妈妈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我坚信,谎言说多了,人们就会把谎言当成真相,我必须回到事故现场,用事实击碎谎言。那一刻,我暗暗告诫自己:别怂!
回到北京,我揣着妈妈给的600元钱,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北京的出租屋分地上地下两种,价格不同。我当然租不起地上的,就在中国戏曲学院附近找了一间地下室,每月租金210元,没有窗子,因为有窗子的要360元。安顿下来后,看着四白落地的房间,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去哪儿。思索无绪,随口诵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背完了才发现,励志名言都是书上的桥段,现实中根本没用。正所谓:“吃得苦中苦,还是平常人。”
没办法,只好继续漂泊。钻出地下室,我去了三路居旧货市场,花四十元买了一辆自行车,车子非常实用,安全到小偷都不会惦记,我就骑着它满北京城晃荡找工作。我去西单做导购,去798给艺术家刷漆,什么脏活累活都不计较,给钱就干。我还捡过废旧瓶子,有一天捡瓶子卖了七块六,来了份盖浇饭加鸡蛋汤,还剩不到一块钱,坐不起车,就走回了地下室。那也不觉得丢人,因为我在自食其力。
那时,身边的人多主持婚礼,一是来钱快,二是能迅速认识很多人。于是我就人模狗样地拍了张照片,去婚庆公司敲门应聘。由于年龄太小,怕他们不要新人,就愣说自己28了;没有经验,就声称自己主持过三十多场婚礼;不会说婚礼词,就上网吧逼着自己背。从南城到北城,从东城到西城,我几乎转遍了所有的婚庆公司。到现在很多人还奇怪——你一个外地孩子怎么对北京的街巷那么熟悉,其实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样持续了五个月左右,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主持婚礼的机会,虽说是个二婚,但这是我的处女秀。那是在娃哈哈大酒店一楼,我接过赚到的300元巨款,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终于可以阔绰地随便吃盖浇饭喝鸡蛋汤了。
很快,机会来了。北京曲艺团有演出,一个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和尤宪超当替补。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出。那时,北京市政府有个“星火工程”,就是送戏下乡,到北京最偏僻的区县去演出,很多青年演员都参与过。
此处先说几句我的搭档尤宪超。小超是我的表弟,长得膀大腰圆,体重一百公斤,身高一米九开外,别人是吃两口就饱了,他是饱了还得吃两口,并且会因饥饿而情绪失控,让你见识什么才叫愤怒。他打小学曲艺,当时担任“星火工程”演出队队长,这也是我们能有机会到曲艺团演出的原因。小超并不只是我的亲戚,还是我的死党,我俩是在交心见性之后才在一起合作的。
广茗阁风波过后,我被推到风口浪尖,小超也被人游说,要甩了我单干。当时他给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说:“哥,你道个歉,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我却一再说:“我没有错。如果错了,我会承认,可我没错,就不能认错。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头上三尺有神明,老天爷睁眼看着呢。”就这样,小超选择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和我演出。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个好弟弟、好搭档。
第一次在北京曲艺团演出的节目是《打灯谜》,效果不错。为了能够留在团里演出,我俩努力当孙子——搬音响,拿道具,支话筒,各种琐事,都抢在前头。曲艺团觉得我俩演得还行,又能干活,演出费也便宜(当时一场一百),就一直用着我俩。
就这样,一个村落挨一个村落地演出,我俩负责开场,就是把观众聚拢过来。人多的时候几百人,人少的时候几条狗而已。山村僻静,偶尔能听到鸟叫,在这样的环境里说相声,不知是诗意,还是凄凉。
我俩每场都会换新节目,都会挖空心思创作、排演,有时候是正经演出,有时候只能做替补。无所谓,给我们演出机会就好。
话说一天凌晨五点多,小超狂敲我屋门:“快,快,演出去,夜里1点,团里来电话,谁也去不了,要求咱们这对老替补去救场。”我睡眼惺忪,惊问:“你怎么来了?”小超一脸气愤:“废话!打得通你电话,我至于来吗?”也是,地下室,人能钻进来,信号不能。
在北京曲艺团断断续续演了一年半,加上平时主持婚礼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还行。虽然演出费经常被克扣,虽然上的税都快赶上演出费了,虽然小超帮别人演出了N场没有得到一分钱只换来了一个二手包,但比起过去,日子过得真心不错。我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虽然落下了风湿病,但能够说相声,我已经很满足了。
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调进北京曲艺团成为专职相声演员。那时曲艺团的团长崔老师找我谈话,答应把我和小超调进来,我俩甭提多高兴了,这么多年的漂泊终于有了归属感,这么多年的孙子没白当。
可一天过去了,没信。一月过去了,没信。半年都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去问团长。我赔着笑脸,团长却面沉似水,向我披露了一个重大“敌情”。原来,就在团长决定要办我俩进团的时候,有个叫“人民群众”的家伙跑来揭发,说我是相声界的害群之马,头号坏人,若我这个十恶不赦的人入了团,将长江倒流、泰山崩颓,曲艺团非垮不可!(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对者那里享受着巨大殊荣,他们这么高看我,让我自信,也令我练就一身不畏人言的本事。)就这样,我和小超进团的事被无限期搁置,而说这话的居然是小超至亲至近的人。这就是相声圈。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曲艺团,因为一离开收入就没了。我们选择沉默,继续当孙子,因为实在是谁也得罪不起。他们师出名门,有权有势,在野兽经常出没的丛林里能量非凡。
最后让我没忍住的是一场车祸。那次曲艺团演出,团里的车上坐满了人,我只能开自己的车去,顺便还捎上了几个演员。那天,下着小雨,我开着二手QQ汽车,跟着团里的车往前走,到路口赶上黄灯,团里的车一个急刹车,我追尾了。二手QQ的车鼻子完全瘪了进去,几近报废,好在车上的人没大事。为了不耽误演出,团里的车先行离开,说一会儿回来处理,由团里负责修。我一个人等着,等了好久,也没人过来,我被他们遗弃在了车祸现场。我问团里该怎么处理,他们说追尾我负全责,和曲艺团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修。我说修理费5000块怎么办?他们说,你替团里开车拉人,那是你自愿的,冻豆腐,没法办。
5000块对我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就在这个时候,坏事又是买一赠一,坐在副驾驶的人找我要医药费,说责任在我。我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总是拿弱者开刀。当时的女友哭得不行,问我为什么这么受人欺负,我说: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本事!
就这样,我离开了北京曲艺团。
理想分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一种是成人世界做好后派发给你的。
我的理想就是独自拼搏,自己选择。
在艺校的时候,我非常快乐,那是一种在应试教育下因犯禁而带来的快感。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如同茂盛的小树四肢伸展,志在高空;而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技艺,却是拿着大剪刀,嘁哩喀喳地剪啊剪。原来,所谓园丁就是把小树成长的一切可能性全都剪掉。
我跟老师一板一眼地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教导时时回响在耳畔。社会倡导苦中作乐,成人们暗示我不服从者不得食。可我却满心不解:为什么学习这件事这么苦逼、这么功利?如果学习不能让人快乐,不能带来追求真理的愉悦,那我宁可不学习。
于是,我拒绝按老师的方法学,捣乱、翘课,一会儿是整蛊少年,一会儿是检讨大王。老师摇头叹息,我却逍遥自在,体会着野蛮生长的快乐。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很短。社会是个成长速成班,总要劫掠青春,消灭野种。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孩子也是。我年龄幼小,不明就里,对大人们的一惊一乍甚感困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问题少年。
等上了大学,北漂打工,再也没有装嫩的理由,我必须长大,保持天真才是罪过。
幸福是什么?快乐在哪里?教育为什么那么面孔生硬、虚情假意?我不明白。
相声是古老的传承,也是大胆的创新,可为什么年轻人一创新,老先生们就害怕?
流言蜚语的目的是什么?是误解,是嫉妒,还是一种深深的自卑?
我还年轻,想法很简单——我渴望在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按照自己的样子活着。我想,我的存在不会伤到任何人,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的期待。
法国艺术家杜尚25岁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决心退出艺术界,不再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尤其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杜尚认为,任何艺术团体在成立之初都信誓旦旦、野心勃勃,充满了前卫与先锋的念头,但时间一长,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压制新生、抵抗新潮的力量,人类在这方面没有长进,也看不到希望。我厮混的相声圈也有大量的团体请君入瓮。学校、曲艺团、协会是有形的组织;此外,无形的职业、事业与功名都引诱你投怀送抱。我虽不能免俗,但还是想保持距离,不被俗名所累。
青年剧团演砸了,没人要我,只得另起炉灶,我要用事实击碎谎言。几年之后,相声界对我的驱逐并未得逞,我三寸气在,活出了他们没有的模样。
大仲马说:人生是一串忧患的珠子串成的项链,有人却微笑着数完它。我,一直在微笑。
父母让我学相声是想让我有一个能安身立命的职业,如今,相声不仅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理想。我知道做一个娱乐明星的好处,可我不想只得到眼前的好处,我还想说出相声的好处。
在没有忧愁时看到忧愁,在没有苦恼处感到苦恼,我情感丰沛,志气高扬,在经历了人间的种种可笑之后,我发誓要越过陷阱奔向理想。
“何以解忧?”我举头问天。
“唯有单干!”天空回答得响亮、干脆。
东城区有个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许多年轻演员都想到那儿去演出。年轻人嘛,机会不多,给点儿机会就灿烂。
“我也想去。”
“你去?谁去都行,就你不行!”
那位知名的相声演员判了我死刑。
可我还是去了,这得感谢孟凡贵先生。孟先生是俱乐部核心组成员,与主席李金斗先生的交谊非同一般,没有他的推荐,演出是不可能的。
我那叫一个激动啊!拿到节目单一看,是《夸住宅》,排在第一个。演出前,孟先生认为老段子第一个出场,效果不会太好,就把我调到了第二场。很简单的一次调场,却被一位老先生说成挑剔,说我挑场口演出。
十八九岁的我多希望遇见一些美好的东西啊。我承认自己还未得到过任何名利,但我觉得那位知名的老先生名利心也太重了些。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背后对我干的那些事:他拦着他的徒弟不让参加我的青年相声剧团;在琴书泰斗关学曾的葬礼上,他拉着曲艺团团长说“这个孩子不能进团”;他发狠死活不让我参加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演出。每次见面我都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却对我赠以白眼,并在每个人面前抓住机会羞辱我。前辈本该春风化雨、大度为怀,可这一位却处处咄咄逼人,恨不得把我掐死。
我没有退缩,我要澄清谣言。如果离开,谎言就会变成侮辱我的现实,我并不准备上当。
此时,郭德纲正火,火了的郭德纲不只收获赞誉,也频遭非议,甚至威胁。面对这些风刀霜剑,郭先生咬着牙说:“如果不让我说相声,我就一头撞死在天桥乐门口!”这是用生命去捍卫相声。我能体会郭先生的难处,也就更有勇气正视圈里的流言蜚语。
对一个热爱相声的人来说,死在舞台上是件幸福的事。记得一次演出后,我躺在小梨园的舞台上,不愿离开。我抚摩着舞台,它平滑如水,又十分安静,我的心也安静了许多。我想,我一定要在舞台上留下属于我的故事。
马季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喜欢相声,但不喜欢相声这支队伍!”
我是相声界的小字辈,对相声队伍不敢说什么,但人情冷暖的事也算经历过一些,深知马先生话中的深意。相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没有传承,很难发展,但所谓发展是要去除相声界的劣根性。老先生那一代也许习惯了“气人有、笑人无”,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要习惯学习人家的优点。我们这一代说相声的就是要“体制内没位置,市场中找位置”。我不想卷入派系斗争,不想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无聊的人际关系上,我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活着,都是人在做,天在看。成长不就是一个试错并允许犯错的过程吗?老先生们的不宽容反倒成了助我长进的动力。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去面对,哪怕我只是一只刚刚出洞的小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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