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人文读本：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的编选，旨在跳出单纯医学史的范畴，凸显当前医疗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面相——社会史和文化史。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第一部分“观念与方法”，重点关注西方医学史研究在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型时面临的理论问题，为研究者梳理基本的学术脉络，并探讨西方中国医学史界目前关注的焦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医疗史与‘现代性”’，集中呈现了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中西问题。在回顾与总结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之外，分别从理论检讨和研究范例两个方面，展示学界在省思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部分“问题与视野”，则收入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提出新问题，并尝试用新方法加以解决的一些范例之作，诸文均将医疗史的课题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体现了医疗史研究的新趋向。

作者简介

　　余新忠，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代表作为《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003）和《中国家庭史·明清卷》（2007），曾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2009）和<新近海外社会史论文选译》（合编，2010）等书，并译有《瘟疫与人》（2010）。
　　
　　杜丽红，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城市史、经济史和公共卫生史。代表作为《1930年代北平污物处理改革》（2005）和（（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2007）等。

内页插图

导言——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

观念与方法
从边际制造意义——新文化医学史
情境中的医学——医学史研究述评
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诊断的暴政——特殊疾病与个体体验
增强医师的时间感、地方感与实践感——面向医师的中国医学史工作坊

医疗史与“现代性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中国海关与国际化之脉络——以检疫制度为中心
19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以《[口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
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
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1895-1937）
1949年前中国的医学、性病与卖淫
问题与视野
“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
医生与病人——明代的医病关系与医疗风习
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
习惯成四维——新生活运动与肺结核防治中的伦理、家庭与身体
“清洁”、“卫生”与“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
“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
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延伸阅读书目
编后记

精彩书摘

　　区分科学和医学思想的应用与滥用（use/abuse），既确立了其价值中立，也对分离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大有影响。社会建构主义者希冀通过理论意义上的论辩与经验层次上的诉求，表达以下观点：思想必然传播价值观，或调停各种价值观；知识的制造和使用无法截然分开；对自然知识之社会含义的理解，更可取的做法就是对执业医生的行为正当性做出价值上的判断。应用／滥用方法（theuse/abuse approach）最近的例子是卢塞特（Cynthia Russett）的《性科学》。在该书中，她大量引用美国和英国的例子，对19世纪涉及女性及性别差异的科学和医学大加嘲弄。在卢塞特看来，“性别歧视者”发表宣言或者付诸行动之后，执业医生正在应用的科学并不是好的科学，自由的女权主义成了遣责科学的“滥用”的原因所在。该书简单地假设性别生物学的早期方法是神经错乱的，对应用／滥用模型的运用秉持高度戒备态度。它在知识论层次和政治意义上把科学和医学悬置一边，不予触碰。这种做法带来了两种历史性的消极后果。其一，它的道德框架模糊不清，使得对人的思考何以如此不同这一问题的理解看起来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给出的答案极其简单：或者他们不是好的科学家，或者他们的成果被别人用来干坏事了。而这种道德化的做法恰恰与社会建构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其二，对于揭示知识制造过程中的医学进程的历史学家来说，应用／滥用模型并不认为“好”的科学和医学是历史形成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并未构成挑战。
　　接下来有必要来讨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关的三种误解。第一种误解涉及“医学化”。这个词指向一个社会过程。凭借这一过程，生命不再是先前的那个样子了，而是处于医学或者医学理论的保护伞之下。言下之意是说，自从18世纪或19世纪以来，在经历了这一段通常被视为医学化开端的时期之后，医学权力缓慢而顽强地成长起来。法国历史学家特别关注执业医生的数量，以此作为医学化目录上给定的人数。这反过来又或明或暗地赋予了职业化在关键的历史过程中的优先地位。大部分英语历史学家在使用医学化这个术语时较少关注执业医生的数量，而更为关注医学权力的实质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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