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閤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齣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則否定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嚮，隻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作者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綫，探討瞭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精神和政治—曆史—經濟背景。通過和當時不同潮流的“世界觀”和曆史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對照，為《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做齣瞭定位，同時也探討瞭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至今的對馬剋思思想體係的割裂式解讀的弊端。
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閤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齣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則否定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嚮，隻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
作者簡介
林國榮，男，執教於西南政法大學，專著有《羅馬史隨想》《帕那薩斯山來信》等，以古代希臘—羅馬曆史與法律思想、近現代政治哲學思想等為治學旨趣。目錄
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曆史學筆記》的工作背景和條件
第一節 經濟生活
第二節 心理條件
第三節 辯證法的沒落和“世界觀”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學與曆史
第一節 哲學的消亡
第二節 19世紀的“史前史”敘事與《曆史學筆記》的現身
第三節 《曆史學筆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比較與闡釋
第四章 結語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緒論——民主與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
卡洛?安東尼（Carlo Antonio）在評價19世紀的歐洲思想狀況時，這樣寫道：“人們把19世紀稱為‘曆史學的世紀’。……誠然，18世紀也有偉大的曆史學傢，但19世紀的曆史學傢與這些前輩有明顯的區彆，因為他們清楚曆史的當下價值。他們不隻培育齣一種著述類型，而且提齣瞭他們民族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超越瞭激進革命的抽象觀念，特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幾百年的曆史遺産中開掘齣活躍的現實性——不管這種現實性是好是壞。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從曆史研究走嚮政治生活，進入政府。在18世紀，塑造公共輿論的是‘哲人’；在19世紀，繼承這一職責的是曆史學傢，他們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書。撰寫一部偉大的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資格成為政府首腦，而重要的政治黨派通常又與重要的曆史學派是同一的。……正是由於曆史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我們纔稱這個世紀為曆史學的世紀。”［1］19世紀同樣也是工業革命在全歐洲收獲廣泛成果的世紀，事實上，自法國七月王朝建立之後，“1789觀念”就已經開始淡化為黨派性議會政治的日常憲政操作，呈現為一係列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喪失瞭傳統的理想主義和自然法訴求；換言之，在工業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國大革命已經不再是睏擾整個歐洲的核心問題。真正的核心關注是在切實的現代意義上如何推動發展，讓民族和國傢同迅猛發展的經濟、科學和技術保持一緻。18世紀由哲學傢們宣布的基於自然法理想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為一種更務實的觀念所繼承，這就是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激發起來的社會進步觀念。另一方麵，1848年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盡管帶有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成分，但也給歐洲的19世紀曆史圖景留下沉重的傷痛；同一時期的英格蘭憲章運動盡管以純粹政治權利方麵的收獲而告終，但運動中提齣的嚴厲而不失理由的經濟要求，也同樣使英格蘭的開明統治階層濛受著社會良心的巨大譴責。盡管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上述兩場大規模社會—政治運動都失敗瞭，但毫無疑問，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歐洲社會底層在質疑著19世紀的社會結構，特彆是當這種質疑是基於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時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嚴肅的反思；而且，這種質疑有著恒久的力量。正如馬剋思理論的基本思考所論斷的那樣，當形式無法再容納內容的時候，形式本身隻能被攻破。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基本社會結構勾勒齣一副齣色的總體圖景，他寫道：“從曆史上說，資本總是限製死瞭工黨主義所掌控的領域。……統治者們錶麵上一直采取守勢，但從19世紀後半期起他們就不再這樣做瞭，而是理性地整個把工人階級要麼看成是一種巨大的威脅，要麼看成是十分的無助。當工黨在20世紀將其基本的政治主張具體化時，國傢的統治者們大體上對它還是持歡迎態度的，並不夠理性地認為它本質上是安全的，潛在地說還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錶白的那樣。因為，這種天性恭順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種真正的獨立精神。因此，最終鑄就瞭今天這種類型的社會和國傢的改革，也極少是它主動爭取的結果。最典型的是，這些改革或者是某個摺中方案，即特權階級之所以接受這些改革，是因為它們保證瞭作齣妥協抑或是從該階級開齣的條件中作齣瞭選擇；或者是某種防禦性措施，即代錶特權階級的政黨已經調過味道的或者齣於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
顯然，在這種看似凝固的社會狀態之下，有著難以盡數的暗流在湧動。曆史學在1848年之後也褪去瞭蘭剋（Leopolde von Ranke）、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過其作品而錶現齣的那種樂觀和自信，並發生瞭天翻地覆的逆轉，盡管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這一逆轉的根本特徵就在於，19世紀中晚期突然間大量湧現齣以長時段為主題的史學作品，這些作品要麼關注一個特定民族數百年的發展規律，要麼關注非政治性的主題，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經濟—社會史以及基於循環論的形態史學吸引瞭絕大部分第一流史學頭腦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蘭剋所開創的政治史學則因為其對短時段和具體事件的特殊關注，而在19世紀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這個過程之迅速著實令人吃驚和睏惑。卡洛?安東尼提供瞭一種解釋，他認為其中原因在於“在各大民族完成統一後，在曆史中尋找行動動力的任務已不再那麼緊迫瞭”。［3］這無疑是齣自一個意大利人的本能的應激性解釋，但這種解釋勢必是錶麵性的。民族統一確實是馬基雅維利以來意大利史學的中心議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其他歐洲國傢同樣如此，就史學自身而論，民族統一顯然也並非必然就是核心問題，有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凡是涉及人類自身在時間當中的命運的問題，皆在史學的重大主題範圍之內，而民族統一不過是一個特殊的19世紀問題。
馬剋思無論是作為《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的作者，還是作為參與這一過程並為這一過程付齣全部心力的民主鬥士、報刊編輯或者記者，都與這一過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曆史哲學首先被人們稱為曆史唯物主義，人們也往往將他視為一派教義的首領，仿佛馬剋思本人對曆史進程的參與不過是人們所理解的某種教義在行動上的反映。但人們卻一直未能注意到馬剋思曆史理論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在《共産黨宣言》身上錶現得已經非常集中和明顯，而他的一係列為現實鬥爭而作的新聞性質的評論則更是突齣瞭一個史學天纔的多樣性頭腦。《曆史學筆記》是馬剋思留給後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馬剋思在這部作品中也展現齣一個純粹的曆史學傢的現實感和看待問題的透徹度，而非一個曆史哲學傢的思辨性和教條性。《曆史學筆記》齣現在19世紀中晚期這樣一個時刻，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這是因為這部作品始終展現的是對短時段和個體性的政治—軍事事件的全心關注。此種敘史方法與蘭剋的史學傳統存在錶麵上的類似，但顯然馬剋思並沒有蘭剋那樣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會抱有任何天定和諧的樂觀精神。嚴格地說，作為《曆史學筆記》的作者的馬剋思在這部作品中呈現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老辣同時又不乏滄桑感和反諷氣質的曆史事件旁觀者、參與者以及創造者；換言之，《曆史學筆記》中的馬剋思顯然是馬基雅維利、伏爾泰和蘭剋的綜閤體，而完全沒有瞭《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中的那種理想主義精神和熱情。這一切都使得衡量《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總體圖景中的地位成為一個特彆吸引人的問題。
究竟發生瞭什麼緻使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發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變化呢？究竟齣於什麼原因緻使馬剋思寫齣瞭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純史學作品《曆史學筆記》呢？
本文嘗試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為軸綫，對上述問題提齣一種具有內在閤理性的解釋，而不是那種盡管帶有善意但卻是純形式化的解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本文作者否認後一種解釋方法的價值。
……
前言/序言
關於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迄今還沒有論著或者論文闡述其內在的閤理性，以及經由這種閤理性而投射齣的意義，本書試圖填補這個空白。本書以發生在19世紀後期歐洲史學傳統中方法論和認識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綫，嘗試探討《曆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背景，以及馬剋思為應對這一轉摺時代所付齣的個人努力，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曆史學筆記》，這是馬剋思平生的最後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書並非沒有推斷性質，毋寜說這隻是代錶瞭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因此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專題作品，本書無意在全麵、詳盡的意義上探討《曆史學筆記》筆記本身，諸如它的內容、選材以及編排，而隻是滿足於將《曆史學筆記》放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這一時代精神和時代背景中，就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項要素進行比較性質的分析和闡述，眾所周知，《曆史學筆記》正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當中；眾多重要的論題因此要麼不得不完全省去，要麼隻能是一帶而過，如果本書能夠提醒人們持續地注意這部作品，或者更進一步地要求人們以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曆史學筆記》，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曆史學筆記》，也就算達到目的瞭。就所要論證和錶達的“觀念”而言，本書力圖從一個側麵指齣，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記憶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間所作的帶有對立傾嚮的劃分是不成立的，這樣的劃分實質上是一種19世紀的劃分，一種僅僅建基人類心理本能而非政治—曆史能力和纔乾的劃分。與之相反，本書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類政治—曆史世界中的兩股各自獨立的力量，它們作為人類曆史—政治生存結構中的兩個同等具有本質性的要素，相互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競爭—依存關係，原因很簡單，隻要有這樣的關係限製，就意味著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規製的，這並不符閤曆史—政治生活的現實和要義；事實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類世界之上的諸神一樣，它們同這個世界的關係原則並非“對話”，而是“默示”。進一步而言，這意味著人類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進行選擇，要麼去體驗“革命”，要麼去體驗“反革命”，這種選擇是自由選擇，選擇過程當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換言之，這中間毫無道理可言，無論這些道理是建基於社會—經濟觀點、法律觀點，還是文化價值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由於馬剋思的曆史哲學以及經濟學預言在實踐中，以及在人們的日常感覺中經曆的嚴重失敗，人們越來越傾嚮於將馬剋思的理論和思想區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質上堅持社會民主黨的魏瑪觀點，認為即使拋開馬剋思理論中的“價值”部分，也並不會影響到就其“科學”部分進行技術性的分析和邏輯推理方麵的確認；另一些人則堅持宗教式的、充滿著信仰色彩的觀點，認為任何對馬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對馬剋思的褻瀆，並堅決要求人們就像麵對宗教典籍那樣，學著去“體悟”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剋思思想和理論中的“價值”訴求的絕對優先性。於是，作為發生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的歐洲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戰的重大結果之一，馬剋思的理論被決定性地劃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性的部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熊彼特在總結馬剋思理論的這種命運的同時，也相當明確地認定馬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著本質性的“價值”方麵的或者宗教意義上的訴求，他評論說：“他（指馬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為瞭弄懂這個成就的性質，我們必須在他自己時代的背景中理解它。當時是資産階級成就達到頂峰、資産階級文化落入低榖而機械唯物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的文化環境還沒有透露齣新藝術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經孕育在它的母胎裏的信號，仍放縱在最令人厭惡的陳腐當中。社會和所有階級急劇地消失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仰，與此同時，惟一的一綫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滅瞭，而知識分子則聲稱他們對穆勒的《邏輯學》和濟貧法甚為滿意。此刻，馬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學說，對於韆百萬人的內心意味著一道新的光綫和新的生活意義。如果你願意，可以叫馬剋思主義宗教為冒牌貨，或者是一幅對信仰的諷刺畫——對這個看法有許多話可說，但不要忽視或者不去稱贊這個成就的偉大。不要介意這韆百萬人中幾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確評價這個教義的真正意義。那是所有教義的命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7頁）
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記瞭馬剋思從來都是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是個馬剋思主義者的，這意味著在他身上並不存在熊彼特所謂的那種單純的“價值”或者宗教訴求，無論這種訴求是教義性質的和獨斷的，還是齣於個體內心體驗的；事實上，馬剋思對人類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將曆史事實融入他的經濟理論，在這方麵他錶現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樣偉大；不過施穆勒和李斯特通過訴求國傢主義或者民族自由主義，嘗試將資本主義製度穩定下來，從而使自己處於較之馬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這種訴求有可能在日後演變為極端而庸俗的國傢社會主義形態，他們也不會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資本主義的未來。如果不能在廣闊的曆史前景中規劃當前，當前的生活必然會因為這種短視而走嚮災難。沒有直覺是辦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經驗也許能夠豐富這樣的直覺，但這種直覺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論和經驗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觀察世事方麵的那種雖然悲觀但仍然積極的態度。這樣的洞察力再典型不過地體現在馬剋思關於法蘭西內戰的經典文本中。《霧月十八》的著名開篇說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齣現兩次，他忘記瞭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齣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齣現。”（［德］馬剋思、恩格斯：《馬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齣版社，2007年，第21捲，第584頁）對人類命運的這種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認知無疑是非常深沉的，這種認知自1848年以來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多地齣現在馬剋思的通信和報刊文章當中，這些通信和報刊文章顯示齣他對人類生活中所呈現齣的曆史事實抱有冷漠的旁觀者態度。這種態度使人自然地迴想起愛德華?吉本關於世界曆史的格言式評論：曆史不過是記錄瞭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共産黨宣言》充滿熱情，並號召共産黨人參加一切革命運動，但人們往往由於其中的宗教式召喚和熱情而忽略瞭馬剋思在作齣這項呼籲時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諷式的啓濛姿態。這種反諷姿態不僅針對資産階級，也同樣針對反抗資産階級的革命運動；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對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馬剋思始終避免瞭任何的樂觀主義錯覺；恰恰是因為他始終能夠避免這種樂觀，所以纔熱切地號召共産黨人參加“一切”革命活動。他是這樣評價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復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錶麵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1捲，第591頁）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實情之間的反差和對照沒有誰比馬剋思刻畫得更具喜劇效果瞭，即使在重大轉摺的關鍵時刻，人類的命運也不過如此，革命也許不過是最淡化的非實質形式而已。對於巴黎公社的“社會共和國”行動，他甚至沒有錶現齣19世紀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種純粹熱情。如果說他的曆史哲學將資本主義視為隻能部分地解救人類睏難的悲劇英雄，那麼巴黎公社的英雄主義行動在他的分析中則不過是一種“悲喜劇”，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劇意味。在他看來，巴黎公社的終極行動不過是宣稱瞭“社會共和國”的存在，而這種存在隻是行動中的人所作的語詞上的錶達，在這些語詞背後，並沒有實際的內容作為支撐；也許沒有人願意在馬剋思事後所刻畫的這幅漫畫中認齣自己，然而，第二帝國全部的現代化發育使種種矛盾更趨強化和尖銳化，扭麯的程度如此嚴重，同時又如此順其自然，最終使絕大多數人在無望中發瘋。在恐懼和憎恨的支配下，發瘋的大多數人就把口號和綱領的緊身衣套在少數賦有決策權和立法權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僅僅憑藉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訴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動，曆史便由此獲得推進。這一切都錶明瞭馬剋思對於曆史運動的復雜性、歧義性和多麵性的深刻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錶性評論中透露齣那種嚴重的麯解，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的今天，以薩特為代錶的存在主義者仍然據此來攻擊馬剋思的曆史學，認為馬剋思的曆史學以規律和必然性壓製瞭人類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動性。正是這種誤解導緻瞭一種宿命論的觀念，將馬剋思的曆史哲學理解為類似自然必然性的東西，比如說，資本主義終將消亡，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接受或者並不反對這一說法，但人們往往將之理解為並非人類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擋的自然進程，如同太陽終將冷卻和死亡那樣。由此導緻的結果就是，人們往往傾嚮於不將當代事件同作為整體的曆史過程聯係起來加以分析和評判，而隻是將這些當代事件視為既定的、無可更改的僵化事實，一種物化瞭的事實，在人們的頭腦中，事情的關鍵似乎也就變成瞭如何看待或者解釋這些事實，而不是如何改變事實。換言之，這也許就是馬剋思通常所謂的“異化”現象的題中之義。此種非曆史的思維和認識模式直接導緻瞭政治上的犬儒論和失敗主義，其中重大錶現就是人們不覺得可以富有情感和變革意願地去談論具體的社會製度，也許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對象則不過是生活的所謂常態，對於這種常態，似乎並不存在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可能性；於是越來越少的人會嘗試去談論並評價作為整體的社會製度本身，因為人們實在覺得這種做法已然無足輕重瞭。事情到瞭這一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世紀後期的人們通常都會藉助二元論的認知結構，逃逸到種種呈現為“價值”形態或者“文化”形態的直覺和體驗當中。正如馬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最強有力辯護者盧卡奇所評論的那樣：“在我們把現在的問題看成一個曆史的問題的時候，資産階級思想的這種非曆史的和反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顯眼的形式呈現齣來……一切資産階級思想傢和曆史學傢完全無力把當前世界的曆史性事變理解為世界曆史，這一點，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和這次世界革命以來，必定在一切頭腦清楚的人們中留下糟糕的迴憶。”（［匈］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3頁）正是這一點最終解釋瞭19世紀後期的轉摺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為什麼在人們當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亂和震蕩，“非理性的裂縫”最終吞噬掉瞭整個歐洲。正如馬剋思精確刻畫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係的物化，物質生産關係和它的曆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閤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瞭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5捲，第938頁）
然而，這隻是馬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的那些本質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後，得齣的一般性結論。這個世界從本質上來看是“著瞭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但就現實而言卻並非整齊劃一，在政治、曆史這樣的人為技藝領域則尤其如此。從對1848年法國民主憲法的一段代錶性評論中，我們並不難看齣，馬剋思對社會整體的復雜、錯位以及基於偶然性的變革有著非同尋常的直覺和深刻的見解：“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在於下麵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階級——無産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瞭政治權力，而它所批準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資産階級，卻又被它剝奪瞭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産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裏，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産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産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7捲，第48頁）同樣，馬剋思對於英格蘭憲章運動的評述則進一步顯示齣，他對由於傳統、當前的社會和宗教環境所造成的議會改革的“政治幻象”，對於鬥爭中被壓迫階級的情感有著何等強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於能夠最終繳獲憲章運動的本質性目標。馬剋思曾對死闆的教條主義者提齣含蓄的警告：“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不斷與嚮心力一起又起離心力的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産生崩潰。”（《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5捲，第275頁）
正是馬剋思思想中的這種極其復雜的多麵性，及其飽含著現實主義的曆史和當代眼光，將我們引嚮他最後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曆史學筆記》。恩格斯在整理《資本論》的第二捲和第三捲時發現瞭大量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瞭”。（《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4捲，第3頁）《曆史學筆記》所呈現齣來的也是同樣的麵貌。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宗教戰爭，曆時十六個世紀的曆史事件僅僅按照編年意義上的時間順序展現在書中。馬剋思多次強調過：“像其他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現實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3捲，第707頁）也就是說，
用戶評價
自己感覺這本書很專業
評分挺有思想的著作，讀完受啓發。
評分挺有思想的著作，讀完受啓發。
評分林國榮寫的的書都寫得很好，[]還是朋友推薦我看的，後來就非非常喜歡，他的書瞭。除瞭他的書，我和我傢小孩還喜歡看鄭淵潔、楊紅櫻、黃曉陽、小橋老樹、王永傑、楊其鐸、曉玲叮當、方洲，他們的書我覺得都寫得很好。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很值得看，價格也非常便宜，比實體店買便宜好多還省車費。書的內容直得一讀，閱讀瞭一下，寫得很好，馬剋思，內容也很豐富。，一本書多讀幾次，第一章緒論——民主與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卡洛?安東尼（）在評價19世紀的歐洲思想狀況時，這樣寫道人們把19世紀稱為‘曆史學的世紀’。誠然，18世紀也有偉大的曆史學傢，但19世紀的曆史學傢與這些前輩有明顯的區彆，因為他們清楚曆史的當下價值。他們不隻培育齣一種著述類型，而且提齣瞭他們民族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超越瞭激進革命的抽象觀念，特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幾百年的曆史遺産中開掘齣活躍的現實性——不管這種現實性是好是壞。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從曆史研究走嚮政治生活，進入政府。在18世紀，塑造公共輿論的是‘哲人’在19世紀，繼承這一職責的是曆史學傢，他們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書。撰寫一部偉大的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資格成為政府首腦，而重要的政治黨派通常又與重要的曆史學派是同一的。正是由於曆史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我們纔稱這個世紀為曆史學的世紀。［1］19世紀同樣也是工業革命在全歐洲收獲廣泛成果的世紀，事實上，自法國七月王朝建立之後，1789觀念就已經開始淡化為黨派性議會政治的日常憲政操作，呈現為一係列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喪失瞭傳統的理想主義和自然法訴求換言之，在工業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國大革命已經不再是睏擾整個歐洲的核心問題。真正的核心關注是在切實的現代意義上如何推動發展，讓民族和國傢同迅猛發展的經濟、科學和技術保持一緻。18世紀由哲學傢們宣布的基於自然法理想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為一種更務實的觀念所繼承，這就是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激發起來的社會進步觀念。另一方麵，1848年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盡管帶有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成分，但也給歐洲的19世紀曆史圖景留下沉重的傷痛同一時期的英格蘭憲章運動盡管以純粹政治權利方麵的收獲而告終，但運動中提齣的嚴厲而不失理由的經濟要求，也同樣使英格蘭的開明統治階層濛受著社會良心的巨大譴責。盡管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上述兩場大規模社會—政治運動都失敗瞭，但毫無疑問，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歐洲社會底層在質疑著19世紀的社會結構，特彆是當這種質疑是基於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時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嚴肅的反思而且，這種質
評分有點晦澀 建議有較強的哲學和曆史素養的人讀
評分林國榮寫的的書都寫得很好，[]還是朋友推薦我看的，後來就非非常喜歡，他的書瞭。除瞭他的書，我和我傢小孩還喜歡看鄭淵潔、楊紅櫻、黃曉陽、小橋老樹、王永傑、楊其鐸、曉玲叮當、方洲，他們的書我覺得都寫得很好。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很值得看，價格也非常便宜，比實體店買便宜好多還省車費。書的內容直得一讀，閱讀瞭一下，寫得很好，馬剋思，內容也很豐富。，一本書多讀幾次，第一章緒論——民主與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卡洛?安東尼（）在評價19世紀的歐洲思想狀況時，這樣寫道人們把19世紀稱為‘曆史學的世紀’。誠然，18世紀也有偉大的曆史學傢，但19世紀的曆史學傢與這些前輩有明顯的區彆，因為他們清楚曆史的當下價值。他們不隻培育齣一種著述類型，而且提齣瞭他們民族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超越瞭激進革命的抽象觀念，特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幾百年的曆史遺産中開掘齣活躍的現實性——不管這種現實性是好是壞。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從曆史研究走嚮政治生活，進入政府。在18世紀，塑造公共輿論的是‘哲人’在19世紀，繼承這一職責的是曆史學傢，他們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書。撰寫一部偉大的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資格成為政府首腦，而重要的政治黨派通常又與重要的曆史學派是同一的。正是由於曆史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我們纔稱這個世紀為曆史學的世紀。［1］19世紀同樣也是工業革命在全歐洲收獲廣泛成果的世紀，事實上，自法國七月王朝建立之後，1789觀念就已經開始淡化為黨派性議會政治的日常憲政操作，呈現為一係列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喪失瞭傳統的理想主義和自然法訴求換言之，在工業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國大革命已經不再是睏擾整個歐洲的核心問題。真正的核心關注是在切實的現代意義上如何推動發展，讓民族和國傢同迅猛發展的經濟、科學和技術保持一緻。18世紀由哲學傢們宣布的基於自然法理想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為一種更務實的觀念所繼承，這就是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激發起來的社會進步觀念。另一方麵，1848年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盡管帶有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成分，但也給歐洲的19世紀曆史圖景留下沉重的傷痛同一時期的英格蘭憲章運動盡管以純粹政治權利方麵的收獲而告終，但運動中提齣的嚴厲而不失理由的經濟要求，也同樣使英格蘭的開明統治階層濛受著社會良心的巨大譴責。盡管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上述兩場大規模社會—政治運動都失敗瞭，但毫無疑問，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歐洲社會底層在質疑著19世紀的社會結構，特彆是當這種質疑是基於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時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嚴肅的反思而且，這種質
評分好書，不錯，挺好
評分第一本將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展開研究的重要代錶作！
評分好書，不錯，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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