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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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尴尬的窘境：平庸、琐碎、媚俗成为大众文化乃至知识分子自身挥之不去的阴影。究竟谁是导致整个社会弱智化的罪魁祸首？《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深刻反思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身价值与命运，指出知识分子异化来自内外两个维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贬损，丧失批判立场，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特定人群利益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则是被社会抛弃，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固有的中心地位，日益被边缘化。作者认为，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庸人悲观主义态度和工具主义态度，造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窘境。

作者简介

弗兰克·富里迪，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其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著有《恐惧的政治》、《恐惧》、《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神秘的过去，难测的未来》、《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等书。

内页插图

目录

译者的话
前言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没有意义的知识
平庸崇拜
弱智化社会学
对标准的讨价还价
从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优胜的价值
本书写作目的

第一章 知识分子贬值
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
怎样才是知识分子？
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
顺从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琐碎的追求
启蒙传统的去魅
面对不确定的无能为力感
相对主义：竞相声称拥有知识
工具主义的妥协

第三章 弱智化
疏离的公众
最小公约数下的重新参与
精英主义平民论

第四章 社会改造
对独立自主的攻击
社会改造与市场

第五章 媚俗文化
通过肯定实现包容
将认可制度化
对普通人的颂扬

第六章 把民众当儿童
儿童化的文化
把民众当儿童
颠倒的势利
塑造温顺的公众
结语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过去，激进知识分子常常对抗传统的维护者，要求变化，要求改造文化生活。这解释了最尖锐的反知识分子声音何以往往来自传统的维护者。如今，颂扬和试图维护现状的，不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们。相反，右翼知识分子常常被文化生活吓得惊慌失措，很愿意看到制度和文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上由政治右翼承担的对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维护，现在由从事学术工作的专业人士和专家接手了。
一种深刻的新保守主义情绪主宰着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从事思想方面工作的人对他们的角色如此自得。顺从主义（ conformism）风气在职业学者中尤其明显。任何人如果说学术生活面临枯竭，或者从任何意义上说不如过去，都会被敷衍地打发掉，被看作是回到某个精英启示的神秘时代的可鄙企图。一段类似的描述中说，“对知识分子而言，当然没有必要失望”，因为与各种真理衰败和知识分子死亡的传说使我们相信的情况不同，“大学里正展开的生活和我们在废墟中从事的教学工作更活跃、更严格”。这段话的作者甚至能够给那些忧虑启蒙传统边缘化的人一点点安慰。他写道：“对那些接受了启蒙价值的人来说，启蒙价值仍然装点着光辉之野，我们正是据此选择我们的道路的。”发现“光辉之野”以避免面对知识分子溃退的问题，似乎是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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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发人深省，看完好处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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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可以被当作关于学术研究前沿的综合性著作来阅读：书中提出了当代精神分析对女性的性心理发展的看法，而这是一个在传统分析中被严重忽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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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开始策划《剑桥中国史》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一个编写长达近50年的计划，更没有料到，这套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中国史居然会在中国出版。 “我从未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崔瑞德回忆说，1966年，他和费正清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建议，编写4卷本的《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需要。 在《剑桥中国史》出现前，西方只有两部中国通史。一部是23卷本的法文版《中国通史》，作者是法国耶稣会神父约瑟夫·德·毛利斯·德·麦拉于1731年在北京完成的。第二部中国通史是德国人奥托·博兰克根据朱熹《通鉴纲目》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翻译、编写的5卷本《中华帝国史》，这两本书差不多写到元代就结束了。其他的就只有薄薄的《中国简史》了。 在崔瑞德的时代，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当时，欧美只有25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除了哈佛的燕京学社外，西方大学里甚至没有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直到二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和美国才开始制定大规模的培养计划，挑选一批素质好的年轻人学习中文，并开始设置专门的中国研究课程。这个计划在英国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国研究者。因为1949年后中国的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去台湾、东京等地去学习中文。 经过长达两年的等待，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体同意崔瑞德和费正清的建议书，并且指定让他们二人担任总编辑。而到这个时候，崔瑞德的野心发生了变化，他们准备编写6卷本的中国通史。费正清负责19、20世纪的中国史的后两卷，崔瑞德负责1800年的前4卷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一致认为，筹划中的《剑桥中国史》必须经过编审，各部分之间在读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要求具体章节的编写者接受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在崔瑞德的回忆中，为找到最合适的撰写人，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邀请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选人参加，在剑桥大学举办《剑桥中国史》的专门会议，审读提交的论文，并选出最合适的撰稿人。 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电话，分散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撰写者们各自为政，因为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最终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全书的编写。崔瑞德又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校订，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隋唐史》才正式出版。 在这十年里，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里。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他们准备邀请的中国学者在运动中都没了音讯。“我们根本不能与他们联系，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身陷囹圄。”最终，早期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撰写，以西方学者为主，吸收了黄仁宇、余英时等华裔学者。 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清史》出版后，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剑桥中国明史》筹备会，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得以参加这个筹备会议。但此时崔瑞德和费正清才发现，大陆学者们对西方的汉学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他们的最优秀的著作大都完成于1940年前后”。 随着中国在20世纪考古方面的发现，大量的文物出土，改变了崔瑞德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认识完全改观，新发现的器物、文献使得研究资料成倍增加，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和考古一线专家的交流，我们能够精确知道各地博物馆里年代不详的中国文物的年代，这一切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 和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剑桥中国史”在编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中国学者参与丛书的策划，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被邀请到丛书的选题策划会上建言献策。“其实，在费正清心目中，觉得中国历史哪能只从秦汉开始呢，应该有一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结果是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综述在付印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于是，《剑桥中国先秦史》有了后，同样的一批年轻学者又在撰写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王俊义也不知道《剑桥中国史》什么时候能够出齐。 西方的汉学家们的编写计划还在进行当中。继《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后，中国社科出版社下一本将要与剑桥同步出版《剑桥中国宋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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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很少涉及母女关系。因此，伊基•弗洛伊德便着手填补这一重要空白。在这本部分地基于患者经历的著作中，她指出了母女关系悲剧的根源。受弗洛伊德的启发，她选择古希腊神话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厄勒克特拉——来作为母女之间复杂关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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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翻感觉还不错，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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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 D. Morgan, New Book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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