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榮譯解孟子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在線閱讀 2026

內容簡介

孟子名軻，錶字無傳，戰國時鄒國人。具體生卒年月不詳，古今有多種推斷，通行的說法大緻有兩種，即前322年-前289年，或前385年一前304年。
孟軻是魯國貴族孟孫氏之後，齣世時，傢道已衰落，是沒落貴族的後裔。據說他的父親名激，在孟軻很小的時候就去世瞭，孟軻的主要由母親撫養成人。孟母很重視對孟子的教育，曆史上廣泛流傳著“孟母三遷”、“孟母斷機杼”的故事，足見其良苦用心“。在母親的精心教誨下，孟軻度過瞭充實的少年時代。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①孟子其人其書
（前言）②思想與辯纔的神奇組閤
梁惠王篇上
梁惠王篇下
公孫醜篇上
公孫醜篇下
滕文公篇上
滕文公篇下
離婁篇上
離婁篇下
萬章篇上
萬章篇下
告子篇上
告子篇下
盡心篇上
盡心篇下

精彩書摘

陳代說：“不願謁見諸侯，似乎隻是拘泥小節。如果現在您去謁見，往大的方麵說，可以稱王天下，往小的方麵說，可以稱霸天下。況且《誌》上說：‘受屈一尺可以伸直八尺’，似乎值得一試。”
孟子說：“從前，齊景公打獵，用旌旗召喚獵場小吏，小吏不肯前去，齊景公準備殺他。”有誌之士不怕棄屍山溝，勇敢的人不怕丟掉腦袋。，孔子稱贊獵場小吏是取他哪一點呢？取的是，不是他所應該接受的召喚之禮，就不前往。如果我不等諸侯的召聘就主動謁見，那算什麼呢？並且所謂受屈一尺，可以伸直八尺，是從利益來說的。如果隻講利益，那麼受屈八尺伸直一尺而可以得到利益，也可以去做嗎？從前，趙簡子派王良替他的寵臣奚駕車去打獵，一整天打不到一隻鳥。奚嚮趙簡子迴報說：‘他是天下最拙劣的駕車人。’有人轉告王良這句話。王良說：‘讓我再駕一次。’奚勉強同意，結果一個上午就打中瞭十隻鳥。奚迴來報告說：‘他是天下最能乾的駕車人。’趙簡子說：‘叫他專門替你駕車。’於是告訴王良，王良不願意，說：‘我為他按規矩駕車，一整天打不到一隻；不按規矩駕車，一上午就打到瞭十隻。’《詩經·小雅·車攻》上說：“不違反駕車規矩，箭一齣手就射中。”我不習慣替小人駕車，請讓我辭去這個差事。，駕車的人尚且羞於與射手妥協，妥協所獵得的鳥獸，就算堆積如丘陵，他也不肯做。如果委屈正道而順從諸侯，那算什麼呢？並且你錯瞭，委屈自己的人，從來沒有能伸直彆人的。
……

前言/序言

《梁惠王章句》：善政的起點，仁愛的開端 孟子，這位被譽為“亞聖”的儒傢巨擘，其思想光輝猶如璀璨的星辰，照亮瞭中國古代的哲學長夜。而在浩瀚的孟子著作中，《梁惠王章句》無疑是最為核心、也最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它不僅是孟子思想體係的基石，更是其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的集中體現。篇章以梁惠王與孟子的對話為載體，層層剝繭，深入淺齣地闡述瞭“仁政”的理念，指明瞭理想政治的根本在於“民心”與“仁德”，為曆代渴望建立太平盛世的君王與士人提供瞭寶貴的啓示。 《梁惠王章句》之所以重要，首先在於它清晰地勾勒齣瞭孟子“民貴君輕”的政治思想。開篇，梁惠王便迫不及待地嚮孟子詢問何以能稱王，企圖從孟子那裏得到治國方略的秘籍。然而，孟子並沒有直接迴應“何以稱王”這樣的功利性問題，而是巧妙地將話題引嚮瞭“仁政”的根本。他指齣，梁惠王所追求的“王道”與“霸道”有著本質的區彆。梁惠王所謂的“土地”，在他看來是指疆域的廣闊，兵力的強盛；而孟子所理解的“王”，卻在於“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這種區彆，直接點明瞭孟子將政治的齣發點從強製力轉嚮瞭人民的認同與歸屬。 梁惠王所謂的“土地”，是他稱王的基礎；而孟子所說的“土地”，則是指“百姓”。他以“牛山之木”的比喻，生動地揭示瞭統治者若不善待百姓，再廣袤的土地、再肥沃的資源，終將淪為荒蕪。牛山之所以變為“八年而不能生草木”，是因為“斧斤之竹，掠者往來”，這是外在的掠奪。而君王若“無乎為之”，即不去體恤民情，百姓“無所於樂，無所於歸”，則“何以異於山林”？這裏的“異於山林”，並非指環境的差異，而是指生命的凋零，活力的喪失。孟子通過這個生動的比喻，強調瞭“民心”的至關重要。一個統治者如果不能贏得民心，那麼他所擁有的土地和資源，將如同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最終走嚮衰敗。 孟子對“仁政”的闡述，並非空泛的口號，而是有著具體的操作層麵的建議。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他反復強調瞭“養民”的重要性。他批評瞭梁惠王“吾力足以拒鬍、越，而積於不足，則何也？”，指齣其問題並非齣在“力”的不足，而是齣在“積”的不足，而這個“積”指的就是“百姓”。梁惠王之所以“積於不足”，是因為他隻顧徵伐，卻忽略瞭百姓的基本需求。孟子則提齣瞭“溝澮”、“囷囷”、“倉廩”、“學校”等一係列具體措施，來確保百姓能夠溫飽、有衣穿，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 “溝澮”，指的是修建水利，保障農田灌溉，提高糧食産量，這是“養民”的根本。 “囷囷”，指的是儲備糧食，以備荒年之用，體現瞭統治者對民生疾苦的關懷。 “倉廩”，指的是設立糧倉，以充足的儲備來穩定物價，保障百姓的供應。 “學校”，指的是興辦教育，培養人纔，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和文化水平，這是“養民”的更高層次。 孟子認為，一個君王如果能夠做到這些，那麼“民之所往，其至如流水”。這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它源於百姓對統治者的感恩與認同。他進一步指齣，即使在戰爭時期，也應當“不食五榖者，不祥也；不衣帛者，不祥也；所以緻遠畏者，不可緻也”，即在戰爭中也要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不能以犧牲民生來達成軍事目的。否則，即使戰爭勝利，也是“喪其民者，民亦喪其君”的結局。 《梁惠王章句》中，孟子還深入探討瞭“義”與“利”的關係。他批評瞭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的說法，認為君王如果總是以“利”為齣發點，則容易陷入爭奪，而“大夫爭之，庶人爭之”，最終導緻“國恒亡”。孟子強調，“仁義”纔是安邦定國、贏得民心的根本。他用“漁父”的比喻，闡述瞭“義”的普遍性與必要性。漁父所說的“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就是“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句話，已經成為韆古名句，深刻地闡釋瞭“義”高於“生”的價值取嚮。 孟子認為，君王如果能夠以“仁義”為準繩，那麼“刑期無刑，民無罪，而身不過”，即刑罰的執行會減少，百姓違法犯罪的幾率也會降低，統治者自身也不會因此而背負罪責。這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更高境界，是真正意義上的“王道”。他將“仁政”比作“樂”，認為“樂”應當與民同樂，而非“獨樂”。“樂民之樂者，人恒樂之；憂民之憂者，人恒憂之。”如果君王能夠與民同甘共苦，那麼百姓自然會擁戴他，國傢也會安定繁榮。 《梁惠王章句》的價值，還在於它對於“天命”的解讀。孟子雖然信奉“天命”，但他認為“天命”並非冥冥之中注定的，而是可以通過人的努力來爭取和實現的。他認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裏的“天”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指“民心”。如果君王能夠施行仁政，贏得民心，那麼就是順應瞭“天命”，自然會昌盛；反之，如果倒行逆施，失去民心，那麼就是逆天而行，最終走嚮滅亡。 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中，還提齣瞭“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性善論。他認為，人之所以能夠分辨是非善惡，是因為天生就具有“仁、義、禮、智”的“四端”。“惻隱之心”是仁的開端，“羞惡之心”是義的開端，“辭讓之心”是禮的開端，“是非之心”是智的開端。而仁政的實行，正是建立在這種人性的基礎之上。君王如果能夠激發和培養百姓的“四端”，使其嚮善發展，那麼國傢自然會走嚮太平。 總而言之，《梁惠王章句》並非僅僅是一篇古代的政治哲學論著，它更是一部關於如何成為一個真正“仁者”的智慧寶典。孟子通過與梁惠王的對話，將抽象的政治理念具象化，將高深的哲學思想生活化。他告訴我們，真正的強大，並非來自刀劍與權謀，而是來自內心的仁德與對百姓的關懷。他提醒我們，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民的幸福與安寜。篇章中流淌著的，是對蒼生福祉的深切憂慮，是對理想政治的執著追求，是對人性光輝的堅定信念。時至今日，孟子的“仁政”思想，依然閃爍著不朽的光芒，為我們思考當下社會發展與人倫道德，提供瞭源源不斷的智慧啓迪。閱讀《梁惠王章句》，便是與一位偉大的思想傢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從中汲取力量，感悟智慧，重塑對“善政”的理解，開啓通往“仁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