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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群 著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00205

版次：1

商品编码：1102651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4

字数：348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因为良知写给国人的书」。这里有「中国人不能不知的历史」，更有「中国人可能不知的教训」。光荣与沉疴 ——「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第1次总检讨」。一次推心置腹的反思，一次亘古未有的颠覆。揭露中国「伟大而又悲情」的历史，寻找中国「漫长却又坎坷」的秘密。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的教训》的主旨是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课题，也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给人们增添一些智慧，以帮助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应该是笔者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
　　 我的第1本专著 《 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第1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中寻找有关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是从中西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与差距。两书总结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但因为是学术方面的深度考察，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疏远。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想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国历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项、一桩桩制度变迁、一个个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个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通俗评述，从中寻找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有关制度文化的沉疴与教训，可以说，这本书凝结着笔者数十年阅读本民族历史的深切感悟。
　　 ——杨师群

作者简介

杨师群，一九五一年生，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中外法律史、先秦史、宋史、中外新闻史、西方文化制度史、中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等。
出版专著有《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五百年冤狱》、《中华姓氏谱（孙姓卷）》、《中华姓氏谱（萧姓卷）》、《大宋王朝历史之谜》等；主编《三千年冤狱》、《中国历代名案集成（宋辽金元分册）》等；并为《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宋代司法制度》、《中国法律思想史》等书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远古时代
01 上古政法思维与社会基础
02 中国神话中的专制精神
03 中国刑法统治特色的渊源
04 中华第一冤与“禅让制”
05 残酷恐怖的殷商噬人文化
06 甲骨卜辞中的神权与王权
07 西周“以德配天”与礼制统治
08 中西方早期文明路径与政权特质

第二篇 上古时代
09 《尚书》拿什么“垂世立教”
10 《周易》解释宇宙的中国模式
11 《诗经》中的怀疑、反抗意识
12 《周礼》构划的理想社会蓝图
13 西周末年的几个思想闪光点
14 春秋时代的矛盾变数与无序多彩
15 春秋重民学派思想的闪烁与局限
16 孔子：礼乐等级文化的忠实奴仆
17 老子：反智主义的玄学祖师
18 《孙子兵法》与春秋冤仇
19 墨子：主张专制的底层工匠
20 管子：商贾与官吏的混血儿
21 商鞅：变法“强国”的历史罪人
22 杨朱：诸子中的个人主义另类
23 孟子：空中楼阁的辛勤建筑师
24 庄子：虚无主义的逍遥游客
25 纵横家：有奶便是娘的政客
26 荀子：礼法结合的道统奠基人
27 韩非子：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
28 邹衍：胜王败寇规则的化妆师
29 吕不韦：与王权博弈的政治赌徒
30 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
31 从《法经》到《云梦秦简》

第三篇 中古时代
32 嬴政：大一统专制之始皇帝
33 秦王朝建立的是国有制经济体系
34 李斯：葬送秦王朝的政治投机者
35 首次农民起义与汉初黄老无为
36 官僚地主阶级的出现及其性质
37 董仲舒：禁锢国人思想的罪魁
38 刘彻：雄才大劣的汉武帝
39 司马迁：被强权阉割的人杰
40 东周秦汉商品经济的沧桑起落
41 《五经》崇拜与经学化思维
42 《礼记》的“大同”、“小康”空想
43 王莽：改革者还是野心家
44 曹操：传统政治强人的典型代表
45 诸葛亮：伪造的“完美”辅弼大臣
46 中国律学与西方法学的鸿沟
47 齐梁政权文化统治下的奇葩
48 李世民：难能可贵的明星皇帝
49 宋代城镇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
50 王安石：以变法行掠夺的拗相公
51 朱熹：压抑人性的理学大家
52 朱元璋：堕入专制深渊的革命领袖
53 张居正：改革家抑或一流政客
54 小农经济是自耕农还是国家佃农
55 老百姓做了数千年的冤大头
56 李贽：传统政治文化的叛逆者
57 黄宗羲：反对专制的一面旗帜
58 顾炎武：学问渊博政治幼稚的学者
59 王夫之：“完发以终”的反清志士
60 唐甄：三十年磨一剑的战士
61 儒教、道教、佛教与基督教
62 康熙：历史关键时刻的“圣君”
63 君臣博弈的政治主干线索
64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
65 龚自珍：痛感社会腐朽黑暗的文人

第四篇 晚近时代
66 世界史上最荒唐的一场战争
67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第一人
68 代价惨痛的太平天国革命
69 曾国藩：旧道德楷模、新洋务鼻祖
70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南辕北辙
71 张之洞：“中体西用”国策之代言人
72 摸石头过不了河的洋务运动
73 严复：跳跃于新锐与保守两极的怪才
74 中世纪教育与科举的悲剧色彩
75 慈禧：转型时代的天朝独裁者
76 井田制公社情结的历史演绎
77 康有为：最有争议的改良派领袖
78 虚伪骗局而煞有介事的清末新政
79 袁世凯：吞食共和成果的枭雄
80 学者知识人格与制度文化模式
81 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核动力
82 辛亥革命功臣精英们的局限

精彩书摘

30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时期都涌现出一大批贤哲学者，创造出一系列五彩缤纷的理论学说，尤其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然而，这只是表象，它与古希腊智者的学识内涵差异很大，两者对中西方社会此后的发展产生了绝然不同的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基本发展道路大相径庭。
古希腊智者学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识。“哲学”这个词，希腊原意是“爱好智慧”，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包括一切科学和技艺的知识，所以，希腊哲学一开始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哲学，智者们都对世界的产生与组成诸奥秘进行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米利都学派诸人提出水为世界万物之原质，或气是万物的基质，或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万物的原质。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都由数字组成，从而发现了一些数学和几何学定理。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是无限的，是永远运动着的。
到前五世纪，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智者在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格言的启发下，逐步开始转向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由于上述文化传统关系，他们在研究社会、国家与政治、经济时，依然注重其中的知识与智慧问题。到亚里士多德开始将具体科学与人文哲学分离开来，不过依旧相当重视各类自然学科知识。我们知道，他不但在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修辞学诸方面成就斐然，在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各方面也同样成果累累，其《形而上学》一书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
而东周诸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且大都鄙视自然学科知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周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论而礼、法并重。儒家学子，虽然在一些政论问题上各有歧见，但在崇尚政治人伦之“礼义”，贬抑探索天地自然之“物理”和生产技艺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通的，从而构成了“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老子主张“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提出许多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原理，包含君主南面之术，否定其他一切知识和技巧。庄子也要人们不必作无止境的知识追求，喜好虚无主义的逍遥。墨子思想的主要观点为“天志”、“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主张专制主义统治体制。法家是权力崇拜者，君主的专制权威高于一切，除执着农、战，迷恋权术而外，几乎排斥其他所有的知识。
古希腊智者对各类知识都有探究的兴趣，不满足现状而不断深入研究，不但使科学文化不断进步，政治道德方面也以正义、智慧、善良、勇敢为目标。而东周诸子却把精力几乎都放在君主政治方面，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不容弟子乃至他人有丝毫的怀疑，不但与科学无缘，且其政治主张主要建立在相关的伦理道德观之上，与宗法等级秩序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求知与治政的出发点不同，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角度完全不同，必然造成其理论学说在世界观本质方面的差异。所以，西方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探究世界各个领域中的奥秘，而中国上古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指导君主如何统治百姓，只有杨朱是另类。
产生这么大差异的社会背景： 古希腊智者先哲的社会地位是自由民，多为富有的奴隶主贵族，是私有制生产方式的独立操作者。他们无需为了生活去卖身投靠某些政治首脑，认为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与国家政治生活无关。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一句歌颂民主政治的名言：“在民主制度下贫穷生活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他终身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在雅典居住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正如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说：“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他并没有依靠这位帝王学生追求过任何政治权势。同时，一般古希腊城邦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他们也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乃至也不形成对有关首脑的依属关系。加上一些城邦较为严密的监督机制，希腊公民参加国事活动并非能得到许多物质特权。所以，希腊智者绝大多数都终身研究学问，很少去担任官职而从政，这后来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总之，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着各种问题，而不为任何权势者或官方的观念所束缚。
而东周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迥然不同。由于当时由贵族领有制转向诸侯国所有制，一般士人没有独立的私有经济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而成为其政治上的附庸。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布：“学而优则仕”。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即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孟子同样带领学生，曾一度为齐卿。荀子游学于齐，为稷下学宫祭酒，后适楚为县令。墨翟曾为宋大夫，许多墨家子弟也到处求仕为官。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诸人，大都苦说君主而为各国重臣。老子也曾做过周朝的史官，更有许多道家学者与法家结合，阐发黄老经法之学，而为齐国的稷下学士。只有庄子身世较为扑朔迷离，略显隐士的风范。
当时数万之众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求食于君主、官宦之家，成为其忠实的臣属，为其出谋划策，乃至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出卖灵魂。纵横家的处世哲学便是不管何国何主，不择纵、横何策，有奶便是娘。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帝道、王道、霸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自然也有少数“从道不从君”的耿直之士，然而，世道的艰难，前途的坎坷，令他们往往改变初衷，就连孔子也会求宦于自己鄙视的鲁国季氏、卫国灵公，荀子甚至赞成要学会“恃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
中西方上古时代思想成就的区别，主要体现于其中的科学含量方面。在希腊智者的自然哲学思维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门科学的胚胎。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怪圈中，只产生一些技艺与“玄学”，与科学搭不上边。如天文学是占星术，数学是算术……直到后来的四大发明： 造纸与印刷术，为的是记载和传播有关君主政治的信息而发明的技术。火药，是道士为君主统治所炼长寿丹药过程中的附产品。而指南针，是风水先生在观察和预测某群体的有关政治命运时所用的玩弄玄虚的道具。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出现较早而其中却几乎不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潜力。中国士大夫阶层非但不屑懂科技，乃至仇视科技，这一状况到近代更为突出。
在社会人文研究方面，诸子百家都以传播已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古希腊智者仍大多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两种思维言说方式的文化成果同样大相径庭。由于古希腊智者各自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各异，基本上对各种政治制度都有相当程度的批判，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提出一些准则，为人类社会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奠下一定的基础。而东周诸子由于各方面的局限，只是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办法，提倡各种以愚民为基石的“人治”主张与措施，大都把人的价值完全放入君主政治中去考量，基本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甚至专制性作为其价值目标，认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不懂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内涵实质是百家邀君主之宠。
在中西方上古社会思想界如此迥异的认识论世界观的演进之下，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西方社会知识者的一般行为准则，发展出一系列近代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士人主要尊崇君主统治社稷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原则，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担忧民智发展会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乃至动摇“国本”，所以，坚持“克己复礼”、“为尊者讳”诸信条，形成了“权力主宰”、“独尊儒家”的文化传统。
……

前言/序言

　　本书的主旨是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课题，也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给人们增添一些智慧，以帮助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应该是笔者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只会一味用“光辉灿烂”之类的词语来麻醉自己，看不到其中存在极需反省的各种问题，实在是不明智的表现。中国历史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在于： 似乎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到近代却显得相当愚昧落后！遭到西方列强的百般凌辱，甚至被邻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原因何在？人类社会运作的快慢好坏，主要是看其制度如何对待每一个普通人的聪明才智，是否能将其吸收、融汇成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较快，或者说文明程度较高的关键就在建构出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并得到公平报酬的制度，所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快慢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其制度的优劣与否。这样，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及有关历史教训时，主要是检讨制度文化结构及其作为源头的政法思想诸内容。
　　笔者自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在苦苦思索与努力探讨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中寻找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 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从中西方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及与西方的差距。两书总结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但因为是学术方面的深度考察，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疏远。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想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国历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项、一桩桩制度变迁、一个个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个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通俗评述，从中寻找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有关制度文化的沉疴与教训，可以说，这本书凝结着笔者数十年阅读本民族历史的深切感悟。
　　当前思想文化界有一股复古思潮，一批新儒家与国粹派折腾得相当厉害，掀起一股股普读儒家经典的浪潮，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以为古代有那么多的圣哲、先师与一批深奥典籍，其中早已具备现代社会的许多因素。有人甚至认为在传统文化中可找到民主宪政的东西，只要继承了其中庸平和、伦理道德诸优质方面，就不仅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还能拯救整个世界……乃至培育出以国粹为底气的一个个民族主义怪胎。要知道，中国社会决非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世界，其政法文化早已堕入专制的深渊，存在许多反人性、反理智、反社会的恶劣基因。这本小书就对一个个基因作些认真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的糟粕，从中找寻类似民主宪政的东西实在是很荒诞的想法。中国走入落后愚昧的近代，实在是一种宿命，而近现代道路走得那么艰难坎坷，原因就在这传统制度文化中的沉疴极大地困扰着我们。所以，只有深刻地反省，清除沉疴的流毒与后遗症，而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才能真正走向进步。
　　当然，在问症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沉疴的过程中，时也会欣慰地发现一些闪光点，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浩渺的古代社会的边缘，有一些还曾经相当晶亮耀眼，然而，却往往发挥不出多少历史性的作用，只能像流星那样一闪而逝。拿这些闪光点与大片的文化沉疴相比，我们的感受还是十分地沉重，后者的数量与重量要远远超过前者，而前者在这个空间中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两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较量。这些闪光的流星都只能被传统文化中的污浊洪流轻易地冲毁，被专制统治者任意地埋没。这一社会历史景象所表现出来的优汰劣胜的逆淘汰潜规则，令人深感无奈： 为什么能闪光的宝贝却被人无情地抛弃？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不能生根开花？它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的种种情景，值得后人去体会、去把脉、去反省，而如何将那些已被埋没与边缘化的智慧重新发光，更需要我们去挖掘、去继承、去发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成就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不是浩瀚如烟的大师杰作，不是政客们巧舌如簧的演讲，而是制服了执掌权力的人，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制服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当政者才不会戕害人民。”然而，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却存在极大的缺憾，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失败的地方应是其愚顽不悟、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体制。而毛病的主要源头就在建构其制度文化的政法基因中，在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源头的林林总总的思想文化中……其次，就是在这些政法思维主导下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制度的规则中，在其制度沿革、操作实践的过程中反映出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精神实质中。从而，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开始时，人们在努力转换传统的制度建构与思想文化之际依然很难摆脱沉重包袱。对数千年中的思想文化、制度建构进行认真梳理与深入批判，以为当今的社会改革贡献一些历史教训、前车之鉴，当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宗旨。那种赞美专制文化的历史情趣，本人深恶痛绝。由衷地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沉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树立必须进行制度改革的决心，从而使中华文明完成漂亮的转型。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董小平，由于她不辞辛苦地包揽了所有家务，使我能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写出了几本专著回报社会。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殷尧同志，他在旁听我给研究生上课的过程中，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由于他的约稿、审稿及其出版社同仁们的一系列努力，使我能将这部拙稿奉献给读者。我对自己最终能完成陈寅恪大师一生想做却没有完成的这个课题，颇感欣慰。略有遗憾的是，本书只能写到辛亥革命为止，希望以后有续写、补充的那一天。
　　二一一年底于华政法律史研究中心

评分☆☆☆☆☆

　　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

评分☆☆☆☆☆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早期的汉学大家，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年轻一辈，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附和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评分☆☆☆☆☆

有点贵。。。。。。。。。。。。

评分☆☆☆☆☆

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评分☆☆☆☆☆

以史为鉴以正今日之行

评分☆☆☆☆☆

　　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自由民主”已经相当成熟了，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而且，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人跟社会抽离开来。抽离开来，对学术发展有好处，很纯，很严谨，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

评分☆☆☆☆☆

可以，速度快，质量好

评分☆☆☆☆☆

希望朋友们都读一读，中国历史的教训。

评分☆☆☆☆☆

　　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