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义的理念》是自《正义论》（约翰·罗尔斯著）问世以来，有关正义的重要的论著。我们为什么需要正义的理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需要跨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森还明确指出，研究正义问题，需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的探讨上；需要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我们的视野可以遍布全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以内。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贴上西方世界的标签。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念：
　　我们需要寻找的并非是绝对的正义，而是致力于减少明显的非正义。
　　正义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
　　正义需要允许多种不同的正义缘由的同时存在，而不是只允许一种正义缘由的存在。
　　正义应强调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寻找一成不变的公理性答案。
　　正义需要“开放的中立性”，需要跨越地方、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

作者简介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留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等。
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精彩书评

　　这是自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问世以来，有关正义的重要的论著。森提出，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理想中的公正国家的理论，而是使我们作出相对公正的判断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正在接近或远离正义的实现。
　　 ——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哈佛大学
　　
　　《正义的理念》以清晰易懂、充满活力的散文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致力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而不是凭空建立理想中的公正的空中楼阁。阿马蒂亚·森使政治哲学面对人类的渴望以及现实世界中人类受剥夺的状况，而他已经在为改变这种状况奉献其智慧人生。
　　 ——G. A.科恩（G. A. Cohen），牛津大学
　　
　　本书主要是批评性分析和综合论述。森包容性的态度使他跨越了许多重要学者，以及他所分析的这些学者的观点。《正义的理念》向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呈现了关于公正重要性的一连串的思考。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
　　
　　约翰·罗尔斯这位于2002年辞世的美国哲学家，森先生以极其谦逊的口吻指责他将政治思想家们引入了一条曲折的死胡同。森先生抱怨道，罗氏试图对理想的公正制度进行描述，但却使人无法集中思考社会的不公正，而且使这种思考徒劳无功。对这位可能是过去一个世纪有影响力的英语国家的政治思想家的猛烈抨击本身就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正义的理念》也是对森先生关于经济理性以及人类福祉的构成部分和衡量标准的著述的一个总结。
　　森先生以一本正经的诙谐、对历史的感触以及无拘束的世界大同主义来写本书……《正义的理念》是一次盛宴。再也不会有人有理由抱怨说他不清楚阿马蒂亚·森伟大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了……森先生恰当地以民主作结。他说，民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是若是没有就价值和原则进行公开的辩论，任何一种民主都不可能成功。对于他所称之为公共理性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来说，《正义的理念》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森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既有对当代重大问题，如身份认同和饥荒，浪漫但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也有关于政治哲学的鸿篇巨著。许多人都在思索是否有一个比信贷危机之前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是否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一时刻，森推出了《正义的理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更加公正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的。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是以他或她能否构建起跨越纯粹理念的世界和影响深远的政策二者之间的桥梁来界定的话，那么很少有人能与森比肩。森革命性的理念是关于可行能力的，而这是人们生存并选择如何过上好生活的能力。正义的一个好的理念就是关于提升可行能力的。
　　 ——戴维·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泰晤士报》（The Times）
　　
　　《正义的理念》……非常棒，探讨棘手的话题，尊重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辩论，同时又有创意地对这些话题重新思考，[它]无疑为日后的社会研究确定了议程表。《正义的理念》将经济和政治分析与道德的理性相结合，这是这本书重要的内容之一。
　　《正义的理念》全面而简练地跨越了政治传统。从前往后读，这本书是对经典的政治理论富于逻辑的再思考；从后往前读，它是对人们普遍迫切关注的事情的备忘录。不管以哪种方式读这本书，这都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鸿篇巨著。如今政治越来越引人争议、国家和社会面临暴力挑战、全球性政治参与的规则难以捉摸（而且常常被忽视），在这样一个时代《正义的理念》是对文明的呼唤，呼唤知识分子仁爱参与的模式。
　　 ——葆拉·纽伯格（Paula Newberg），《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
　　
　　在《正义的理念》中，森将他的许多贡献和成就转化为他对正义独特的看法——很难预测政治哲学目前的复兴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人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辩论对世界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森关于正义、社会选择理论以及评估福利的可行能力方法的理念是对它们的重要贡献。
　　 ——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引言
第一部分正义的要求
第1章理智与客观
第2章罗尔斯及其超越
第3章制度与人
第4章声音与社会选择
第5章中立与客观
第6章封闭的中立性与开放的中立性

第二部分理智思考的形式
第7章位置、相关性和幻象
第8章理性与他人
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
第10章现实、后果与主体性

第三部分正义的实质
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
第12章可行能力与资源
第13章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
第14章平等与自由

第四部分公共理性与民主
第15章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
第16章民主的实践
第17章人权及其全球性
第18章公正与世界
……

精彩书摘

阿马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述甚丰。他因对福利经济学所作的重要贡献而被授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著作在那之后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已经出版的汉译专著就有商务印书馆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和《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等。这些作品大都横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不仅体现了森的广泛涉猎和深厚积累，更表明了森对于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等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人权、民主与正义等理论问题的深切关注和严谨思考。
在本书中，森对以往所作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提炼，并系统地将其纳入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框架，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正义的理论，以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关于为什么需要一个正义的理论，即为什么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感官信号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天灾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森同时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诸如歧视、迷信等非理智，但理智的运用可以消除或减少这些仍然以某种理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理智。而回避理智的人，往往都是手握公权的卫道士。这也与森的正义思想（即我们并非寻找绝对的正义，而是致力于减少明显的非正义）相一致。
关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森明确指出，正义问题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框架，即：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之上；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可以遍布全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以内；允许多种不同的正义缘由同时存在，而不是只允许一种正义缘由存在。基于此观点，森选择从现实切入，通过公共理性的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来界定正义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基于理性来认识正义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并非仅源于西方世界的传统，在诸如古印度等世界其他地方早已有之；也不是人类思想史上仅有的一次选择，因为纵观古今，都可以看到着眼于制度安排的先验主义与着眼于现实的比较主义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并存与对抗。
……

前言/序言

　　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著《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主人公皮普（Pip）曾经这样说过：“在儿童艰难度日的小小世界中，再没有比不公正更容易让人感受至深的了。”我认为皮普说得很对。他在屈辱地遭遇了艾丝黛拉（Estella）后，清楚地回想起小时候被他那喜怒无常的姐姐欺凌的惨况。其实即便是成年人，也会对不公正有强烈的感受。说实在的，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并不是意识到这世上缺乏“绝对的公正”——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指望，而是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些明显可以纠正的不公正。我们希望去消除它们，却难以如愿。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遭受到有理由去愤恨的不平等或欺压时，这种感受是很明显的。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当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存在不公时，也会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作以下假设：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世上存在明显的但可以纠正的不公正，巴黎市民或许不会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甘地或许不会质疑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马丁·路德·金或许也不会在号称“自由和勇敢者家园” 的土地上奋起反抗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这些人并不是在追求实现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即使他们对那样的社会有普遍的共识），但他们的确更希望尽其所能地消除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正。

　　认识到这世上存在可以消除的不公正，并非仅仅只是推动我们思考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在本书中我将说明，这其实也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本书的研究是以探究不公正为起点来展开批判性论述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为何不能也将之作为一个合理的终点？为何需要超越我们对于公正和不公正的感受？为何我们必须构建一套正义理论？

　　认识这个世界不能仅靠直觉。理性思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解读”自己的所见所闻，探究这些感受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既考虑这些感受，又不为其所左右。这就涉及感受和印象的可靠性问题。对不公正的感受可以被视为触动我们的一个信号，但我们需要对该信号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审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合理。亚当·斯密坚信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但这并未妨碍他构建起“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也并未影响他坚持以下看法，即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负罪感进行批判性考察，如此才能确定它是否可以成为不断谴责的依据。当我们想称颂某人某事时，也同样需要进行类似的审思。

　　我们还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当评判诸如公正或不公正这类道德与政治概念时，应采用哪些推理方式？以哪种方式来分析不公正问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或消除不公正会比较客观？这是否要求某种意义上的中立性，如抛开某人的既得利益？是否需要对某些与既得利益无关却反映了地域性成见和偏见的态度进行考察，因为这些态度也许经不起与其他无同样地域狭隘性的观点的对照？在理解正义的要求时，理性（rationality）与合理性（reasonableness）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本书的前十章中，我将探讨上述诸方面以及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性问题。然后我会谈到应用方面，包括批判地考察人们评价公正问题的依据（自由、可行能力、资源、幸福、福利等），以平等和自由的名义出现的各种考量的相关性，公正与民主之间的明显联系，即协商式治理（government by discussion），以及人权的本质、可行性及其可及的范围。

　　

　　什么样的理论？

　　

　　本书提出的是一个广义的公正理论。其目的在于阐明，我们如何才能回答关于促进公正和消除不公正的问题，而不是为关于绝对公正的本质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理论与当代道德和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公正理论有显著区别。以下三方面的差异尤其需要读者注意，引言部分将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一套能作为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ing）基础的公正理论，必须包括对如何减少不公正和促进公正进行评价的方法，而并非仅仅致力于刻画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绝对公正是当今政治哲学中探讨公正理论的一大主题。描绘某些绝对公正的制度安排，或者判断某一社会变革是否有利于促进公正，这两种做法在目标上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迥然不同的。本书关注的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作出关于制度、行为和影响公正的其他因素的决策的关键。这些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对于一套致力于指导应做些什么的实践理性的公正理论而言至关重要。也许有人认为，假如不先明确绝对公正的要求，后面的比较分析就无法展开。这一假设将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第4章“声音与社会选择”将对此加以论述）。

　　第二，尽管众多关于公正的比较问题能得到成功解决，而且能以合理的方式达成一致见解，但其他的不少比较尚存争议。本书认为，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的公正的缘由，尽管它们都能经得起批判性审思，但结论却大相径庭。经历和文化背景迥异的人可能会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听起来都合乎情理。有时候，即便是来自同一社会的人，甚至同一个人，都会出现上述情况。

　　在处理争端时，需要持有经得起推敲的观点，而不能以“消极宽容”（disengaged tolerance）的方式对待，比如为了图方便而提出这样一个懒惰的解决方案，即“你在你的圈子里是对的，我在我的圈子里是对的”。理智的思考与中立的审思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即便是最严格的批判性考察，也可能会留下无法被中立的审思所消除的争议和对立。下面我将更多地论述这一点。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尽管某些相左的观点可能会在争论后依然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因此而免除必需的理智和审慎的思考。最后剩下的多种观点是理智思考的结果，而非回避理智思考的产物。

　　第三，可纠正的不公正的存在很可能是与行为上的僭越，而非制度缺陷相关（在《远大前程》中，皮普关于他蛮横的姐姐的回忆即是如此，那并不是对作为制度的家庭的控诉）。公正最终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而并非仅仅与周遭的制度有关。许多主流的公正理论却用大量笔墨关注如何建立“公正制度”（just institutions），而行为特征只是被赋予了派生和辅助的功能。比如，约翰·罗尔斯著名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产生出一套独特的“公正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这些原则所关注的仅仅是建立“公正制度”，同时要求人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些制度的要求。3本书认为，过于关注制度方面（假定行为处于从属地位），而忽略人们的实际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研究公正问题时，关注实际的生活对理解公正理念的本质和影响范围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书所探讨的不同于以往的公正理论之处对政治和道德哲学有直接影响。同时，本书也尝试将书中的一些观点与当前关于法律、经济和政治的讨论联系起来。乐观地讲，这些观点甚至会对关于实际政策和方案的辩论和决策具有针对性。

　　采用比较视角，跳出有限的以及有限制性的社会契约论的框架，将会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将就公正的改进加以比较，或反抗压迫（如奴隶制度、妇女压迫），或抗议普遍存在的医疗服务不完善（如亚非部分地区的医疗设施缺乏，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数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险的缺乏），或抵制酷刑（在当今世界中依然被频繁使用，有时使用者甚至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或不再对常年的饥饿继续保持沉默（比如在印度，尽管已成功消除了饥荒）。人们往往认为改变某些现状（例如废除种族隔离）有助于减少不公正，但即便所有被认为需要改变的现状都得以改变，我们也期盼不到“绝对公正”。出于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而不只是理论推理的需要，似乎要求我们在对公正的分析中取得重大突破。

　　

　　公共理性、民主与公正的全球性

　　

　　尽管本书采用的视角不是从制度角度来界定公正原则，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与自由方面入手，但制度因素在寻求公正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恰当选择的制度，将与个体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一道，对推动公正具有重大意义。制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制度能直接有助于让人们按照其珍视的方式生活。在增强人们对能够纳入考量的价值与优先性进行审思的能力方面，制度，尤其是在公共讨论的机会方面（这包括对言论自由、知情权，以及对支持这些讨论的具体设施的安排），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书从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ing）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见第15～第17章）。这使得民主被诠释为“协商式治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推动这一概念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即通过加强信息可得性与加强互动讨论的可行性，来丰富合理参与的内容，进而考察民主。民主不仅要从现有的正式制度这一角度，而且要从来自不同阶层的呼声是否都能被倾听来加以评判。

　　此外，这种民主观会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而非某一国家内部对于民主的追求。如果不将民主简单地视为设立一些具体的制度（貌似一个民主化的全球政府或全球选举），而是视为能有多大可能、在多大的范围内体现公共理性，那么推进——不是追求完美的——全球民主与全球公正将会极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由此也将有效地鼓舞和促进跨国范围的实际行动。

　　

　　欧洲启蒙运动与全球性遗产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方法是否有其渊源？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引言部分作更全面的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于公正的分析沿袭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所探索出的思路。但这里我需要说明几正义的理念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