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毕生从事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开拓，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概要》、《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中国通史》、《帝俄侵略中国简史》、《中华民族发展简史》、《台湾史事概说》等。

联经版序
中国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
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
--晚清译书与西学
中国近代世变的由来
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太平天国史
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太平天国战史
中外关系史
中英鸦片问题与林则徐的措置
六十年前中日的战与和
中日交涉中的历史教训
俄国早期侵韩阴谋的被阻
中国与第一次美韩条约
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
台湾史与边疆史
台湾的对外关系
--一个历史的说明
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
--沈葆桢丁日昌与刘铭传
台湾早期的经营
--二三○年-一六八三年
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
--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从张骞到左宗棠
--西北二千年的经营
东北的开拓
--明清的东北经营
附录
《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序
《郭嵩焘先生年谱》序
评《捻乱》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录初稿

精彩书摘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一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
中国的历史并不孤立，历史上很少孤立的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我们曾受过不少强大部族的凭陵，如塞外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诏，但是他们仅恃一的优越武力，经不起长期的磨炼；我们也曾受过异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佛教，然而印度只有其消极性的文化，谈不上别种企图。近代我们所接触的“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西洋诸国，则大异于是，不仅有其强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积极性的高度文化。于是我们遇到了新的对手，向所未有的劲敌。诚如同光年间留心时务、目光犀利的郭嵩焘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国是天地的一大变。李鸿章、严复也均说这是三千年来中国的大变局，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世变。大家都知道时代是“变”了，外在的环境变了，而我们内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实有效的来赶上这个“变”，来适应这个“变”，因而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够，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运危机之所以致成，均须于此求之。
二
历史是整个的，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亦是一样。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显著，在近代则几乎随处都可证明，各国的历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固然使欧洲历史起了变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响，人类开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谓“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虽早有接触，但是那种关系是若隐若现，绝续无常的。蒙古西征虽一度使之呈现明朗，而当时的西方文化并不高过东方，甚或居于中国之下，同时蒙古人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化，亦无资格代表东方文化。十五世纪末年，自西欧直达远东的航路发现，东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广东，从此以后，中西的关系未再间断，愈趋愈密。
开始与中国接触的“佛郎机”-这均是当时对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有不少是向东方觅取黄金的冒险家，但是跟踪而至的确有许多为了传布福音，具有宗教热诚的饱学之士与抱道君子，所谓“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明史· 意大利亚传》）。他以学术为传教手段，借此以与社会领导人物的士大夫接近，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哥伦布、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新世界、新宇宙以来的新知识，文艺复兴以后的新艺术，均经此辈耶稣会士（Jesuits）先后输入中土，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实用科学。凡此均为明清之际，亦即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间（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国方面的反应与态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学问，“多华人所未道”，动机为“好异”，也可说是崇尚真理。恶之者是因为他们所奉的宗教为“不合于圣人之道”的异端，将沦中国于“无父无君”，动机为“辟邪”，也可说是卫护道统。在此期间，他们曾遭受种种的挫折磨难，但确已赢得睿智而有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辈的信服，及开明宏通的政府当局如康熙大帝的优待。康熙本人极为爱好西学，善遇西人，使他们“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谕西洋人）。时常由西洋教士进讲天算、历法、炮术，即是出京巡幸，亦不中辍，且将《几何原本》译为满文。第一部实地测量的中国科学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对于东西文化的沟通，尤抱有莫大宏愿，他有过书信给康熙皇帝，他派了许多有学问的教士前来，十七世纪西学的东传，法国人的贡献独多。他真是不愧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与求知欲，自己对于历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亲倡导，自然会使“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清史稿· 畴人传序》）。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试想当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当在中国发生何种影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承认明清之际所谓西学颇属有限，耶稣会士既比较保守，未能尽量介绍新的学理，而中国的一部分士子学人又自视颇高，华夷之见既深，名教观念尤浓，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这均是中国对欧洲文化认识的障碍。而最大的阻力与不幸，则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华的活动本有许多客观的困难，而其自身的派别争执更增加不少纠纷。利玛窦时代为了顺从中国的礼俗，对于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方济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则斥为不当，教王（教化王）亦认为不可，派遣教使，发布禁条，实行干涉。于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说是“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曾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表示除了“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传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带回，“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后的严厉遭禁，则是由于他们参加当时宫廷的政治斗争。康熙晚年，他的皇子为了争夺大位的继承，各树党羽，耶稣会士则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面而与皇四子允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对抗，如为允禟向川陕总督年羹尧游说的穆敬远（Joannes Mouroo）为葡萄牙人，从中搆煽的宗室苏努父子又均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内地各省，早就有人说他们“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杨光先《不得已书》），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严明的，所以即位之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颁布禁教明诏，所有的洋人，除了在京效力的人员外，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均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乾隆时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缔尤严，一再查禁内地的西洋人与私习天主教者，甚至有被处死刑的外国教士。嘉庆道光两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内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三
这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到此后中国三百余年的命运。民族文化的竞赛是无时或已的，进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则是人不我待，时不我予的。时间是最无情的。
十八世纪，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是欧洲人崇尚中国文物的风气的极盛时期。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中国，是否有充分的中国知识，虽系问题，然而对于中国确是有一往情深的好感，有些学者亦确能善于发挥从中国方面所得的启示。
“十八世纪，再加上十九世纪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加上嘉庆朝和道光前期，是欧洲历史进步最速，变化最大的时期。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美国法国的革命、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蜂拥而起，日新月异，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质均与过去大大的不同。我们试约略一览这个期间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发展，即可了然，这些成就均系对于人类的精神及物质生活具有伟大的支配力量。”
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为“人”的发现，从中古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时代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时代。但是他们过分重视过去，崇拜过去，复古的情绪十分浓厚。到了十八世纪，一部分人开始觉悟到这是错误的观念，自己应当力求进步，冲开以往的束缚，一切任其自然发展，走向科学合理的大道。所谓启明运动、自由主义，应时而生。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狄德罗（Diderot，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就是这种新思潮、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于是风靡一时，连当时普鲁士、奥国、俄国的专制君主均为他们所动而予以相当的尊重。伏尔泰认为牛顿的发现万有引力超过历史上许多伟人的功业。狄德罗对于宗教的专制抨击尤力，他的《百科全书》是在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出版。鼓吹自由民主，影响政治思想最大的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的《法意》（法律的精神）是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完成的，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民约论》是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完成的，主张放任政策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的《原富》完成于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圭士奈（Quesne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这均是支配人类近代思想行为的力量。而支配人类近代物质生活的力量的动力及机器发明（产业革命），则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期。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人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和稍后的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织机，一七六九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一七七四年哥尔特（Henry Colt）开始用煤铸铁炼钢。继之而来的则为运输交通方面的发明，如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富尔敦的轮船，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斯蒂芬孙的火车，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法莱得的发电机。至于美国的独立是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事，法国革命是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的事，英国改革是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的事。
这是雍正禁教命颁布以后，中英鸦片战争以前的西方世界。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统治权操于少数部族的手中，他们用尽方法来巩固他们的地位，除了继续以八股文来消磨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外，雍正乾隆两朝更屡兴“文字之狱”，迫害所谓思想犯，假借编纂四库全书而实行书籍大检查，销毁所谓“逆书”--反动著作。在多种的高压磨折之下，自然难期有新的进武。虽然有人拿汉学或乾嘉考证之学来自慰，但是戴东原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辈对于民族文化的贡献终于不能与他们并世的西方学人相比。并不是中国人的智慧学力有逊于人，而是为环境机遇所囿。（亦有人以乾嘉之学方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即令相当，而我们的文艺复兴已后于人家二百多年了）。
知识的高低定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中国的科学原本贫乏，明清之际的研究生机，几被雍正乾隆父子所根绝。禁教令虽然为对天主教而发，实际上等于对西方文化绝交。过去所谓西学与西教结不解之缘，二者几成一体。禁教以后，教士成了“黑人”，西学自牵连坐及。皇上既然深恶西教，谁还敢去甘冒罪嫌而追求西学。因之学者向一千多年前的故纸堆中找寻学问的出路，自是最安全不过的。其次，学术研究，大都为有所为而起，思想启发，亦须有其环境，换言之，均须有其外在因素。中国一向以文物之邦自居，雍乾两朝为清之盛世，高宗尤以右文之主自命，即至道光前朝，亦有小尧舜之称。在经济上，又自以为无求于人，“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而生活方式，生活需要，并未感到有何不满足之处，更未感到有何变通的必要。再者，即令有人为求知欲、好奇心、或进步观念所驱使，有志于域外之学，事实既不许可，亦绝少可能。他无从得知所谓西学，无从探索接近，他们完全被关闭了。
人家是一日千里的在迈进，我们是故步自封，孤陋寡闻，仍是吴下阿蒙。一旦集近代大变的大英帝国为了保持它的每年等于印度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鸦片税源，为了推销她的工厂的大量成品，为了强以中西不同而为中国所绝不了解的国际观念逼着中国接受，挟其十八世纪以来新生的力量，威临到中国的大门，闯入了中国的腹地，我们自然是手足无措。明成祖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少子被圈禁了五十多年，一旦被释，据说连牛都不知道了，我们对于一别百余年的西方文化，自亦须重新认识，从头学习。
四
我们知道禁教之后，北京仍有若干的西洋人，广州对外的通商继续进行，从未中断，新教（耶稣教）教士亦有其活动，甚至有远赴欧洲留学的青年。然而甚少有裨于中国的西方认识，与西学的输入。钦天监、西洋堂，和画院中的少数西洋人，境遇已非昔比，既不被政府重视，亦无其尊崇的地位。他们自身的学养亦难与利玛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同日而语，对于当时的欧洲学术，他们未必真正了解，即全了解，亦不愿或不敢介绍。利玛窦等之讲一大算地理，不是为了此项学问的本身价值，而是为了传教工作的便利。现在在北京的西洋人既失去了这个大前提，宗教活动已不可能，至无需乎敲门砖的西学。为了远嫌，他们亦不愿骛外，免得招惹是非。加之他们被“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谕），事实上与西欧已断绝关系，知识来源困难，同时又与华人不易接触。而他们的科学根基既属不厚，语言又不甚解，汉文程度复过分低落，如乾隆嘉庆年间任职钦天监的洋人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即是一例，见人只会笑容可掬地握手说“好呵，好呵”（英人谓其算学知识极为有限）。至于通晓机器的西洋人，只是宫中的钟表修理匠。此外则为几位画家，郎世宁（JosephCastiglione）等，和设计圆明园和长春园的西洋建筑及作水法（喷水池）者，如蒋友仁（Mechael Benoist）。致力于学术工作的亦有其人，而他们所研究的是中国的经籍，如刘应（D， D，Claudus de Visde-low）、宋君荣（P， Antonius Gaubil）、孙璋（P，de la Charme）、钱德明（P，J.J.M.Amiot）等，能如蒋友仁之于译书经孟子之外，同时介绍一些西洋学问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者，则少之又少。十八
世纪是中国文化在欧洲极受欢迎的时代，研究中国学问自是颇为时髦的事。
拉丁文（喇第诺，拉替努）是早期中俄外交上所使用的文字（也是对别国所使用的），尼布楚会议即系由西洋教士张诚（R.J. Fr. Gerbilou）、徐日昇（Thomas Pereira）担任通译，条约除用满俄文外，另一种文字亦是拉丁文。雍正皇帝对俄外交颇为重视，一是为了西北军事问题，一是误认俄罗斯为喇嘛教，特选八旗官学生入俄罗斯馆学习拉丁文，由教士巴多明（P.Dominicus Parreuin）宋君荣主持，这似乎是接受西学的机会，但是课程只限于文字语言。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意大利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回国，在那波利（Naples）创办了一所文华书院（圣家修院），在中英鸦片战前确有不少中国学生前去读书（亦有往法国者），但是这个学校的目的在训练传教的人才，所学自以宗教神学为主。而这班青年东返以后，复受环境的限制，他们在西方文化输入工作上说不到有何贡献。
禁教之后，天主教丧失了重要性，而十七十八世纪新教徒对于海外的布道事业亦不积极。近代欧化之输入中土，新教士自有其功绩，然而这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中英战前，他们的影响实属有限。并非是他们的才学不够，热诚不足，而是限于事实时势。第一个来华的新教士英人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具备有利玛窦所具备的条件，求学时代已发下来华布道的宏愿，谙习中国的语言，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他东来，深恐不利于公司的商务。最后他不得不转赴纽约，于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搭乘美国商船到达广州。为了中国严厉禁教与澳门葡萄牙人的为难，他只得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且曾一度充英国大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的随员。在中国人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宣教师，而他能用于传教事业的时间亦确属不多。离开公司他又无所托身。因之他就专效力于文字工作，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九年先后将全部新旧约译为中文，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完成第一部英华字典，此外尚有不下三十种的宣传小册。他确有心将若干近代西洋的新知识介绍给中国人，因为广州澳门有其困难，他只能对他的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和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满剌加（Malaccal）设立发行。满剌加有不少华侨，他以为华侨或易于接受新的知识。学校的课程有天文、算学、地理、伦理、英文、汉文，刊物的宗旨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并及国家大事。用意均不为错。但是华侨的学识有限，生活又欠安定，入学的学生不多。前十五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仅有四十名的毕业生，造诣均不甚深。刊物于一八一五年出版，一八二一年停刊，每期印行的数目，不过
五百至一千册。这两种工作均由米怜（William Milne）负责，不幸于一八二二年去世，他失去了一得力帮手。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亦病卒于澳门。他是一位有见解，有学问，态度公正诚恳的笃实之士，他之早死，可能是西学东被的一大损失。
马礼逊之外，英人麦都思（W.H.Medhurst），普人郭士立（Charese Gutzlaff）均为重要角色。麦都思曾刊行《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郭士立主编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Magazine，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均为综合性的宗教科学政治历史刊物，但均为期不久。郭士立的语文天才，一般常识，布道热情，均有过人之处，但是行事亦有易招疑忌与轻视之处。他与鸦片买卖颇有关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他曾三次偷航北部沿海各省，其中两次所乘的是私售鸦片的烟船。他一面为人医病，劝人信仰教世真主。而他的同伴则在引人吸食毒品。比较有意义的是他二次北航时所散布的“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颇引起若干华人的注意。
美国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卫廉士（S.W.Williams），伯驾（P.Parker），合信（B.Hobson）等的续至，新教士又有许多新事业，如伯驾在广州所设的眼科医院，及继之而成立的“医药布道会”，裨治文等的“益智会”（Society for theDi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则以刊行价廉易读的有用书报为主要目的。为要纪念马礼逊并完成他的遗志，他们又组织了一个“马礼逊教育会”，创办男女学校。中西关系逐渐走入了新时代。
但是时间太短促了，来不及使之发生作用。所有新教士的重要事业，均是鸦片战前四五年，甚至是战事爆发的一年所举办的（如马礼逊学校），即使上溯到马礼逊时代，合计亦不过二十余年。文化工作的效力是稳而缓的，难期近功。其次新来的教士虽有其能力抱负，不过为数不多，人手不敷。由于时势的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不能出乎广州澳门及南洋的华侨所在地，在广州有官府的干涉，时间的限制（每年五月至十一二月间），在澳门有葡人的阻挠。他们不能公开讲演说道，文字宣传的效力终不及耳提面命。而在无约时代，他们既少方便，又无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