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党派之上。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内容简介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作者简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内页插图

前言
第一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个人、国家、社会
二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工人与帮口
四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支部生活
三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战略部署
三指挥与协调
四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铨选和任用
二资格与出身
三年龄、籍贯
四薪俸、待遇
五任期与出路
六职责与施政
七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假托自治
二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区长
五乡镇长
六保甲长
征引文献

精彩书摘

　　第一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一“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技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前言/序言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文革”。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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