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英国人入侵、黑色的猫和跷跷板与计算机有什么必然联系?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使用语言的一些直观方法并创造新的方法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此书使我们明白了这种创造性――以及我们人类对交流的迫切需求――已经促进了过去两个世纪的革新。
评分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如果是重大政策,那么主任会带着秘书班子先下去调研本地的实际,同时参阅其他兄弟县市的经验,拿出初稿后,还要反复征求来自各方的意见,召集部门及乡镇的领导讨论。与大家所设想的不同,这些人会字字计较,即使这些政策上的文字不一定都能落实。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进了“政事堂”一样,参政权一定要把握。反复征求过后,改好的稿子会交给常委会商议,最后由书记拍板决定。为了确保稿子能通过,事先肯定会先征求过几位核心人物的看法。所以,中国政治其实还是一直有制度可言的,只是制度因为清朝的一些秘密政治的传统还在而总是处于不透明的状态之下。 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人总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至阳至刚,浩然正气,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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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分说白了,就该找人配插图,还是全彩的,价格上去了,销量也上去了
评分政府当然拆违。不过当我们拜访了深圳拆违大队之后,才明白那可是一件知易行难的工作。别的不提,执行成本之高昂就令人望而生畏——反正有过花费200万元拆除一栋建造费1200万元建筑的记录,还没算“保持高压态势”的常备行政经费。本国国情,“条条”执法向来离不开“块块”之配合,而深圳关外最基层的“块块”,恰恰就是“集体经济继存单位”!几次集中拆违之后,违建高峰总算被遏制,但行家估计,“违建”的存量与增量,还是与“正建”旗鼓相当。
评分焦点在“违建”。以“正规深圳”的眼光看,只要土地不合法,上盖的建筑当然就不可能合法。但恰恰是数万栋深圳建筑物下之下的土地,历史遗留的权属纷争一直紧紧地纠缠着当下的活人。访谈多了,我们发现那叫“一块土地,各自表述”: “正规深圳”认为“应转未转”,“非正规深圳”则认为“应补未补”!闹来闹去,政府宣示“全部关外土地属于国有”,原村民及其“集体经济继受单位”却争分夺秒起楼、建房——我们课题组的张惠强给这类行为命名,叫“种房保地”!从旁观察,还是老乡实际,要土地干嘛,还不是加盖了物业才能有收益?你说是你的地,那我盖我的房,横竖建了楼、收到租,土地国有化不国有化的,有什么关系嘛?
评分 评分这一套国别史想法非常好,如果能包装好一些就能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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